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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雍正去世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诏。谁都知道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确定新君。弘历和弘昼此时忙于大声哭号，宣布谁是新君这件事必须由大臣们来完成。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之制。早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群龙无首之际，还是德高望重的张廷玉先镇定下来。作为雍正帝的亲信，他知道雍正秘密立储的全过程。在年谱中，他回忆说：我和鄂尔泰对聚集在寝宫的王大臣们说：“大行皇帝生前写有传位密诏，曾让我们二人看过。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诏。”大家说是。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说过，不知道密诏藏在哪。”我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的文件，应该也不会多。你就找外面用黄纸封着，背后写一个‘封’字的小盒，应该就是。”（《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一小会儿，太监把密诏找到了。王大臣等大家共同捧到灯下宣读。
雍正的遗诏原文如下：
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世宗实录》）
三
张廷玉在《年谱》中回忆说：“新皇帝乾隆听到是自己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
弘历的痛哭是真情实意，痛快淋漓。虽然早就猜到自己将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但对父亲的死他确实毫无准备。他早已做好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继位的心理准备，因为看起来他的储君生涯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耐力竞赛。没想到父亲的寿命比祖父短了十一年，去世时年仅五十八岁，使自己得以在二十五岁的盛年位登大宝。
弘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那一刻，会出现多少云谲雾诡，明枪暗箭。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皇帝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腥风血雨。只有自己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大行皇帝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新君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到位，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痛哭失声，擗踊无数”，就是说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头一天夜半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恸深切，哭不停声，一整天水浆不进，群臣伏地环跪，恳请皇上节哀，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
按礼制要求，大行皇帝（刚刚死去的皇帝）黄舆回紫禁城时，嗣皇帝应该在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黄舆回宫。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有违成例的做法，为此弘历宣谕大臣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心实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请，以使我稍尽此心。”
在护送大行皇帝黄舆回宫的一路之上，弘历“哭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传谕，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而要由内右门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清高宗实录》）
第三节 翻案风（1）
一
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时候起，乾隆就对这个严厉苛刻的父亲绝少亲近之感。在以后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康熙和雍正气质性格迥然不同。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自己的父亲，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因为父亲的个性与祖父几乎截然相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统治的十三年，是大清王朝发展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段。康熙晚年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位之君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进入乱世。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弊端。
历史上没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作十三年，结果换来的却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虽然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会克制自己的本性，对某些心腹大臣们极表亲热关怀，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难真的打动人。终雍正一朝，虽然大臣们对他惟命是从，却很少有人从内心里爱戴这个“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是他继位之后对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怵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虽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巩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础，却也得罪了几乎社会的所有阶层：他对官员们过于严厉，在反贪过程中，对所有贪污侵占行为都不宽容，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获得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他对老百姓同样严厉，相信严刑峻法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最佳途径，宣称“朕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义觉迷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大清天下狱案四起，酷刑滥施，轻罪时被重治，冤枉入狱之人也为数不少。他为政刚猛，一往无前，屡有兴革。有些改革，比如养廉银制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兴革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加重了百姓负担。
深肖父亲的儿子往往对自己的父亲深恶痛绝。青少年时代的乾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深处与父亲的共同点，他只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后，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讨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
二
不知道是不是因了那个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的一生运势确实极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龄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继承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
经过康熙和雍正七十三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国泰民安，一派升平之象。正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和威胁，乾隆的帝位，可谓磐石之安。
第三节 翻案风（2）
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点。
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六岁到二十五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十九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十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
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三
虽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就在雍正驾崩后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做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
第三节 翻案风（3）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联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四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亲亲为上，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十三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允禩、允禟等孽由自作，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是天潢支派，若俱屏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允、允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 。 想看书来
第三节 翻案风（4）
允、允，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也被放了出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被囚十三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坚辞不受而作罢。（《朝鲜李朝实录》）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
五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启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竟是一个新手，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担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十三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