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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了，原来黄苗子、丁聪、唐瑜、吴祖光这一批文化人，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跟无产阶级对抗，现在他们到了新中国了，到1949年以后，他们培养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这个“小家族集团”，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这样，这个罪名就成为“小家族集团”最后的政治结论。
陈晓楠：“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位于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里炎热的三个月，在杜高看来，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学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杜高虽然已经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了，批判者们也斥之为“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是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斗争大场面，还是不断地让杜高感到心灵战栗。
杜高：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没有申辩的权利！你只有听人家的。哎呀，那个台上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加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这样子的吼声啊，在当时是使人灵魂都要颤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说：对“小家族”的批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杜高：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搞一部“反右派斗争”纪录片准备放映。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老先生，叫陈北鸥，也在文联大楼，跟我一起工作，他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地告诉我说：周总理救了你。我说：怎么了？他说：周总理昨天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说，哎哎，都是年轻人，要挽救，这个片子不要播了。陈北鸥偷偷向一个右派分子传递消息，是冒着风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划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彻底孤立。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除了他自己的检讨和交代，还有许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压下，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只能不停地写检举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说他非常悲惨。他还是像“肃反”运动一样，还是跳上台去揭发，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吴祖光，揭露小集团。他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实事求是，有意丑化、夸大了的。他为了表现自己，你看我对党是多么忠诚啊，我是多么愿意坦白，把我思想灵魂里面的最肮脏的东西，我都给交代出来，把我们讲过的什么话，开玩笑的话，什么都写成材料。所以，后来吴祖光夫妇还有几个朋友对他不是很谅解，但是我还是从心里非常同情他，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热情的年轻艺术家，而且他是很要求进步啊，他的确是很信任、很拥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解说：朋友间的相互检举和揭发不但没有保住自己，相反，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证。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发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调子也越来越高了。
杜高：发言集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小家族”怎么反党，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有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生活怎么腐化，怎么糜烂，资产阶级的享乐，而且玩弄妇女，拼命地丑化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都没有结婚，特别悲惨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结果他的右派罪行里说他玩弄妇女，我每想到这个都很为他悲伤的。所以在“肃反”运动里，有一天晚上，专案组一个女的，来审讯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恋爱过？你心里喜欢过谁？你们干过些什么？我当然都老老实实交代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我和谁跳过一次舞、看过一次电影，或者一同吃过一次饭，我都交代了。我也有过一次恋爱，很年轻啊，都交代了。她还不满足，没有尽兴，再问：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么程度？接过吻没有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妇女，早已经结婚的人，她还要追问：你和谁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那你心里想过没有？我是一个男青年啊，我想过啊，我不说谎啊！她说：你要老实交代这个。她对这个兴趣很大。我现在回忆起这些审问，我感觉都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摧残。
陈晓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田庄、陶冶随吴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处理。这时候，杜高已经预感到对自己的处理会更为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杜高：1958年4月18日，这一天我当然是不能忘记。那天一早我到文联大楼去，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把几个，一共五个要送去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右派，叫到党委的办公室，就告诉我们：要让你们看“反右”结论，在结论上签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没怎么看，我就看了一眼，他们用手蒙着那个纸啊，最后一行不要我们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这些罪名。这个已经批判了无数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么的，吴祖光啊，不就这些内容嘛，我就签了一个字，同意了。然后他把手拿开，根据以上的这些罪行，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从隔壁的屋子里，走进一个公安人员，夹着一个黑皮包，他已经埋伏在那里，已经等在隔壁的屋子里了。他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卡车就停在文联大楼的门口，公安局的卡车等在那里把我们送走。我们被押上了那个卡车。所有大楼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我们穿过文联大楼，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个楼，第三层，从那里走过。我印象里最深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周总理不让放电影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的那位陈北鸥先生，他一个人跑了出来，跟着我的脚步在我的后面说了一句：“你会回来的，早一点回来。”这两句话我心里很感动，就他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下楼了。我们就被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这个犯人就进了公安局了，我这才懂得了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每人摁了手印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的生涯了。
陈晓楠：劳动教养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但是对于杜高来讲，痛苦不过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饥饿、屈辱和罪名都在等着他。那么，杜高的生活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他的档案里还记载了哪些辛酸往事？而他在解除劳教之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外，杜高的那些好友们，又是怎样一个一个地离开人世的呢？下周请您继续关注“口述历史”。
杜高档案（下篇）
陈晓楠：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意外地发现了戏剧家杜高的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可以说，杜高的青春就是由这厚厚的一堆档案材料组成的。李辉后来回忆说，当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这样的一些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后期的档案材料，是他从1958年到1969年整整十一年六个月间强制劳动改造的记录。而塞进档案袋里的，无非都是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汇报、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检讨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底发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李辉在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对杜高说，这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吧，只不过这个喜剧里面浸透了杜高的眼泪。l米l花l书l库l ；http：//www。7mihua。com
杜高：那已经是临近1960年的冬天了，全国开始饥饿了。那个时候我们定量很少了，每顿就是两个小窝窝头。这一天轮到我到伙房领窝窝头。有一个技术人员，不知道那天他是病了还是下车间了，我打了他的饭回来，两个窝窝头没人领。每个人都发了两个窝窝头。那个时候我很饿，我的确产生了想法，没有人要嘛，我就没有及时退给伙房。周围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不知道哪个人汇报了这两个窝窝头搁在那里。来了一个管教干部，就问：这两个窝窝头怎么还在这儿？我赶紧就把这两个窝窝头送还伙房去了。管教知道我心里想吃这两个窝窝头，就开了一个小组会，要我交代没有退回这两个窝窝头的事情，别人来分析我的思想、帮助我提高认识。我很坦白啊，我说：我的确想吃掉这个窝窝头，因为我肚子很饿啊，想吃。哎呀，就开始批判，那个小组会的发言记录都保存在我的档案里了。这还不够，小组会开完以后，那个管教干事对我讲：你要很好地写一篇检讨，你这个思想，你不很好地写一篇检讨是很危险的，你已经走到很危险的边缘了。哎呀，我一看这个事情很严重了，那天晚上正好是196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很冷，我就趴在监舍的炕上，很微弱的灯光啊，我趴在下面写检讨。这个检讨我后来再回忆，真是用一个字一个字地来鞭打我自己的灵魂啊！我是如何地自私，我是如何地卑下，我是如何地禁不起窝窝头的诱惑，我是如何地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贪婪的思想，我是如何地反人民，我是如何地最后要走到反社会主义，就从这两个窝窝头，我就上纲，一步一步地上纲到把自己彻底地糟践成为一个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罪人。我的这篇检查完好地存在档案袋里。
解说：这就是1960年的除夕夜，杜高写下的那份检讨书。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1961年新年的黎明。杜高一直盼望着这一年，他觉得届时他将因为劳教期满三年而恢复自由。然而杜高的满心期待又一次化作了泡影。他被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
杜高：那个时候我们关在一个铁门锁紧的监舍里。有一天休息，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二十来岁，大概是个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烂的书，我就走过去，问：你看什么书啊？一看他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在监狱里。我就跟他聊起天来，因为我很熟悉这本书。我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好，他给我汇报了。他写了个材料，说我说现在的管教人员，就跟那个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个时候正好要给劳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继续教养三年。我是在那个劳改工厂里，定期最长的一个右派。哎呀，我当时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经劳动教养三年了，又来个三年，怎么我一个人要定这么久呢？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椅子上，抽着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动，你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说：你看，你后悔了吧，你流泪了吧，你哭了吧。他说：晚了！你当时怎么不想到你在骂我们啊。就这样，不等我辩解，就把我定了个三年。
解说：就这样，杜高又被追加了三年劳教，成为他所在的农场里唯一一个被再定三年的右派。而这三年，是杜高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恐怖——饥饿。
杜高：1961年冬，是最凄惨的一个冬天，是一个死亡的冬天。我住的那个棚子里，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为我们是挤着住的，每人睡觉大概就是一尺宽那么大的地方，人挨着人，很长的一个土炕，那个劳改农场，我每天晚上都听到有抬人走的声音。
我很麻木了，我感觉到这是我精神崩溃的开始。饥饿，使我从生理上开始崩溃。当一个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卑贱的小动物，除了这种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走路也走不动了，腿子也浮肿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窝窝头，到哪儿都是为着找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疯了。
解说：从1961年夏天开始，杜高所在的农场就笼罩在大饥饿的恐慌之中。灾难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样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杜高生存了下来。
杜高：我没有死在那个冬天是个奇迹，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厉害，没有药啊。因为我原来有过肺结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结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别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出工，虽然干不动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记得我刚到那个队的第一天，来查房的那个队长看我还躺在炕上，一个罐头盒子，摆在枕头边，因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满满的一罐头盒子血，那个队长姓高，叫高队长，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头一皱，低声地说：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号组去。我记得这个话，因为劳动教养以来的这么多年，这个队长第一次用这么和蔼的语调跟我说话，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没有出工了。
陈晓楠：大饥馑的严冬终于过去，杜高和一群在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又被带到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继续劳教。在“继续教养三年”的时间里，杜高忍受各种困苦，希望能够如期地解除劳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劳教期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劳教的决定。杜高说：这样算起来，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一次的无限期的延长，组成了我的劳动教养三部曲。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写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一张张表格，一年年照抄下来，几乎一个字都没变，唯一变动的是杜高的年龄，每填一张，便长了一岁。
解说：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身处劳改农场的杜高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
杜高：我非常感谢这个劳改农场，因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个规定，不许冲击专政机关，不许冲击监狱。红卫兵什么都可以冲击，党政机关、学校电台，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但是有一条，监狱是不能冲击的。我们那个队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干活，我们保护了你们。红卫兵要来啊，听说这里有个右派队，有几个著名的右派，红卫兵来了拿皮带可是要把你们都抽死的。他说：我们拦住了，不许他们来，他们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很害怕呀，提心吊胆，还好，我们在这个劳改农场里被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戏剧性的，事物转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说：虽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风暴的中心，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得到“特殊保护”，但是这场“革命”还是让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国家政治动向的变化，也关系着他的个人命运。
杜高：我从《人民日报》看到文章，《人民日报》一个整版。我看了以后，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经劳改了十年了，我的罪行不但没有减轻，它又升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小家族”是以吴祖光为首，到了“文革”变成夏衍为首了，把“四条汉子”（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揪出来了嘛，以夏衍作为后台老板了。到“文革”深入以后，《人民日报》的这篇大批判文章里，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又变成国家主席刘少奇了。我做梦也梦不到这个上面去，他怎么会变成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后台？
解说：尽管自己的罪行升级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叹的是，原来曾经审查、批判过他的三位文化部领导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对象。
杜高：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领导“肃反”运动，在文化部直接管我的这个“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严厉批示的那个徐光霄副部长，他进了秦城监狱，他作为“走资派”第一个就抓进去了。“反右”运动在首都剧场的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