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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与张家是同乡，还有亲戚。刘少依得到大片土地之后，就给庄河老家捎信低价出卖土地。张家是北上购买土地的第一户。
张守武的爸爸，是张家的公子，不会干活。活计主要靠张守武的妈妈姐姐和哥哥。当时的张家不种苞米麦子，只种季米。肥沃的土地撒下种子秋天就打粮食，粮食也不值钱。卖炭是主要的经济收入。木炭要用马车拉到齐齐哈尔，往返得６天６夜。张守武干不了重活，就放牧１０头猪。当时正是张家创业的时期，直到１１岁，张守武也没有念上书。１２岁的时候，就和大自己两岁的哥哥下地种田了。
当年的北大荒，黄羊野鸡兔子狐狸狼遍地都是。冬天，雪特别大，齐腰深，狍子、兔子跑不动。碰上人，只有瞪着惊恐哀怜的眼睛等死。村民想吃肉，拎个棒子，出门三五百米，就准能打几只回来。那时的狼很多也很野，吃人也吃猪，一到晚上，有的村子就被狼嚎声包围了。一人高的猪圈，也不知道狼咋就能把２００来斤的猪弄出去。有人说看见狼背着猪跳出去就跑了。
随着垦荒人的增多，野兽越来越少。一天上午１０点多，张守武被窗外的场面吓傻了。只见铺天盖地的狼，潮水般向北方漫去。没有嚎叫和撕咬，只有狼蹄磨地的沙沙声。这种声音让张守武以及屋里所有的人头皮发麻大气不敢出。大家知道只要狼群发动攻击，所有的人，所有的牛羊，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白骨。过了好一阵儿，大家才想起来地里还有干活的亲人，也为他们捏着汗。说也奇怪，平日嗜血成性的狼，竟然没有伤害全村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头家畜。在村边的草甸子上，一个拣蘑菇的村民正好被狼群裹住了。他孤岛一样地立在狼群中，而狼就像没看见他一样。直到下午两三点钟，狼群才消逝。打那以后，人们再也见不到成群的狼了。
民国末期，张家想大干一场，雇佣了８个人、拴了２挂骡马车，还用２副洋犁杖开地。那时，下荒（指辽宁，大荒指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人祸连连，扑奔张家的人越来越多，油和盐也就越来越困难。当地没有盐可买，需要去齐齐哈尔。夏天不通车，只有等冬天。直到“满洲国”时，日本人抓劳工修建了这段公路。当时甘南县地区只有一些蒙古族人，在放牧牛羊。他们一看见汉人就跑，听说军阀吴大舌头（吴佩孚）杀过许多蒙古人。
由于缺医少药，当地的“克山病”十分猖獗，一家子一家子地死人，要是谁家两天烟筒不冒烟，过去一看，肯定一炕死尸。张守武的妈妈、弟媳妇、妻子、孩子都死了。很多人被吓得跑回了下荒老家。
１９４７年，“土改”。张家有土地３０多垧，正房子５间，厢房３间，牛马３０多头（匹），雇佣长工１人还有２个“半拉子”。张守武的爸爸哥哥被定为地主，他被定为富农。他不服。一年后纠偏，轮到他时，鸡已叫过头遍，工作组打着哈欠说等以后再说吧。他一等就是３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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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2）
他２８岁时和同乡的蔡桂莲结婚，生有２个儿子４个女儿。孩子个顶个学习都不错，女儿还跳级。但因为“家庭成分”，不能参加高考。１９７８年，他富农的帽子被摘掉。他的老儿子幸运地上了大学。每年他红光满面地从城里回来过年，都是张家非常热闹的时候，也是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非常伤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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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警卫（1）
２００３年夏，又一个把北京变成撒哈拉的季节。蝉儿，燥鸣不休，西城区的胡同在滚涌的热浪中，上下跳动。
老且破的自行车，灰头土脸泥水流淌，脖挂两架砖头般沉重的尼康相机，我在胡同中奔走。无意间转到一不起眼的小院。一中年妇女正在作针线，就与其攀谈，了解胡同的前世和今生。这时，从葡萄架里走出一蹒跚老妇，聊过之后，她搀出一矍铄老翁。再后，我就紧随他们，走进了一间只有十八、九平米的房子里。那是他们的家。
老翁叫谢军，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县。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县长，他在温暖的书香环境中成长。１９３６年，他已经１９岁，那是谈到青春理想凌云壮志就热血沸腾两眼放光的年龄。那年，他报考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６日创立。因校址坐落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在国共第一次携手期间，两党都选派了精英到校任职。孙中山曾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大批国共两党的优秀将领，从军校大门昂扬走出。在国民党方面，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黄埔师生近４０人；在共产党方面，十大元帅中有５人出身黄埔、十大将中黄埔出身者占了３位。他们多自信能救民出水火挽大厦于将倾，多把治国平天下当作鸿鹄之志。后来，谢军真的被录取了。他虔诚如教徒，怀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迈入了黄埔军校。
１９３８年，谢军也踏着学友学长们的足迹，跨出了校门。从一名学生，变成了军官，而且是负责蒋介石安全的警卫团八连政治指导员。那年月正是黄埔籍将领带领中国军人浴血抗战的年月。
抗战前期，蒋介石主持制定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还亲任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一度兼任第一、第三、第五、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杜聿明、薛岳、白崇僖、黄维、赵登禹、邱清泉、卫立煌、关麟征、张自忠、张治中、傅作义、宋哲元、宋希濂、郝梦龄、冯治安、鹿钟麟、何基沣、孙立人、王耀武、张灵甫、戴安澜等将军，带领中国军队在正面及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太原、徐州以及武汉保卫战等战役，让日军在尸横遍野之后终于明白了想３个月灭亡中国只能是幻想。１９４３年１月，蒋介石被同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面指挥东方战场。在八年抗战中，究竟有多少黄埔籍将领殉国，谢军没有统计，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但他清楚，仅喜峰口战役，中华民国第２９军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就达８０多人。
蒋介石的警卫，就像走马灯似地更换。１９４３年，谢军去浙江接新兵。他与连长同行。当时，四川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连长用公款贩卖物资到了四川，案发被查处谢军被牵连。他被下放到电影放映队。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军终于在累累尸骨上举起了白旗。接着，日军大规模向中华民国军队投降。谢军先后到南京和北京受降。到处是市民的欢呼，他流泪了，战死的校友和同学，在他眼前闪现。他似乎看到，他们也热泪盈眶。
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各大战区节节败退。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宣告“引退”；６个月后，再度出山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应该是蒋介石平生最难过的一天。他正在广州东山梅花村３２号陈济棠公馆。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湘味十足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１２月１０日，蒋介石乘坐的专机，在大陆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一头扎向了台湾。从此，这位左右了中国政局达２２年之久的军政领袖彻底失去了对大陆的掌控；政权转换到毛泽东的手中，中华民国彻底成为了历史。黄埔三期打不过四期，老师打不过学生，蒋介石的哀叹，在台湾海峡上空幽幽飘荡，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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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警卫（2）
直到和平解放，谢军都在北平。中国共产党组织分配他去平原省教学，但只允许带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坚决拒绝，他不愿骨肉分离。与妻子一商量，就自谋职业，在王府井大街１号开办书店，很快便享誉京城。说来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下海人之一。后来，他加入北京“工商联”，还任了常委。
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横扫中国，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谢军也在其中。当时的统一说法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谢军没有“大鸣”，也没有“大放”，也没有“大民主”，更没有发动进攻，只因为上边指派给“工商联”５个右派名额，他被凑数发配回了老家。
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党中央决定，为全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彻底平反。谢军回到了北京。不久，进入北京市政协，任委员，直到１９９３年退休。
谢军的妻子叫季瑛，１９１７年出生于一位浙江省议员的家庭。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学校，她是该校的第一个女生。她与谢军１９４３年结婚，生有３个孩子。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每当与黄埔同学重逢，谢军都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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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２００１年，秋风中。
一白衫老者骑车飞驰而来，友人告诉我他就是８８岁的董瑞符老人。
董瑞符，１９１３年生于山东省莒吕县某乡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方圆几十里，都是他家的田地。对于他家大群的牛羊，直到上小学，他还是数不过来。７岁那年，他开始在乡私塾读书。之乎者也、赵钱孙李，他摇头晃脑地学得很带劲。先生经常拿他的文章当范文。
１４岁时，正值山东各路军阀混战时期。经常有挎枪的“老总”，大声吼叫着砸开董家的大门。董家人，就要连倒水带点烟还要张罗酒肉。每当他们走后，董瑞符的爸爸，就唉声叹气半天，最后，还是在叹息中把粮食银圆还有牛羊，整车整车地运出了家门。董瑞符也想当兵拿枪砸别人家的门，遭到了爸爸一阵痛骂。之后，他还是到沂水城继续读书，直到高小毕业后回乡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２０００多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地主和富农把持。“土改”前，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１０％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农村中约７０％甚至８０％的土地。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划分阶级成分。到１９５３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都已完成。董瑞符老家“土改”时，农民就愤怒地围攻了董家。董家的家丁赶紧架起了枪炮，董瑞符的爸爸沉吟片刻后挥手制止。背盒子枪扎绑腿的武工队，进院带走了他爸爸。但最后并没有审出什么血债。
１９５７年，董瑞符被打成“右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街。有些右派纷纷自杀，他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天，他穿戴整齐，早早地站在门口，等着被揪斗。揪斗回来，又照样来饭就吃躺倒便睡。他共有三房妻子，二老婆留两子，三老婆留一女。大老婆不堪###惊扰，忧郁而死，其他妻子也相继过世。他内心痛苦，但认为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好。埋葬完老婆后，当晚就吃睡正常。有好友骂他是庄子。
２０００多年前，庄子的妻子病死了，好友惠子前来吊唁。他见庄子盘腿坐地，鼓盆而歌。就责问：“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鼓盆而歌，岂不太过份、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答：“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也就不感悲伤了。”惠子仍愤愤不平地质问：“生死之理又如何？”庄子说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无生；不仅无生也，而本无形；不仅无形也，而本无气。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故人之生死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也。她虽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还悲哀地随而哭之，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惠子说：“理虽如此，情何以堪？”庄子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托付给）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生者，假借也；假借它而成为生命的东西，不过是尘垢。死生犹如昼夜交替，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气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乐之心生。既明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况且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１９７８年，董瑞符和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平反，许多人感激涕零，他平静如故。又操起毛笔，挥洒起来。他酷爱书法，每天乘兴临池数小时，兴尽方收。他身体硬朗，年近９０，还能咯崩咯崩地嚼花生米吃两大张煎饼几根大葱，还能骑车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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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1）
“每天我必须接２０多个鬼子，就是来了例假也不让休息，可吃的还是高粱米饭大葱沾盐面还不管饱，实在饿急了，就偷一点萝卜白菜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要是被发现，就要遭到一顿皮鞭沾凉水的毒打……”２０００年９月，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李凤云老人在东宁某敬老院里，痛说黑漆漆没有一丝光亮的过去。
她声音嘶哑，眼中无泪有恨。说着说着她就站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起来。喊不了几句，气儿便接不上了。我只好请她停顿喘息一会儿。陪同的人说，现在已经不轻易安排她出来了，每次接受采访后，她都得在床上躺几天，甚至大病一场。毕竟她以近耄耋之年，回忆苦难，让她无法承受，平静才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和治疗。
陪同人字里行间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知道机会难得，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耐心甚至固执地等待，倾听；再等待，再倾听。
李凤云原名李秀段，１９２２年，出生于朝鲜平壤的一个靠租种土地过活的穷苦农民家庭。在她１９岁那年，妈妈重病，医疗费让李家债台高筑，经常有债主堵门逼债。眼看着妈妈的病情一天重于一天，李凤云除了流泪，就是痛心地看着。后来，她得知有日本人为设在中国的工厂招工，连问具体干啥都没问，就自卖自身跟着走了。临行前，她把卖身所得的４８０元，全部交给了妈妈。妈妈欲言又止，眼神复杂地看着她。这种眼神，李凤云还是第一次见到。
１９４１年冬，李凤云随日本人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省的阿城市。路上，她还想一定要少休息，多干活多挣钱，然后尽快把钱弄回家。她相信，只要有钱妈妈就会好起来的。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进了“工厂”，就有人就逼迫她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然后就把她送进了一间有床的房子里，再后来，还没来得及思考的她，就在惨叫中成了慰安妇。
１９４２年冬，有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李凤云便冒生命危险逃回了朝鲜老家。当风尘仆仆的她站到妈妈床前时，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原来，李凤云走后不久，妈妈就知道了女儿的“工作”，妈妈坚决拒绝服用那钱购买的药，也拒绝用那钱请医生，她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她倔强地等待最后时刻得到来。当面容枯槁两腮塌陷的女儿晃动在她的眼前时，她面部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两下，接着头一歪身体一挺就去了。
在家住了一年，李家的日子连粥也喝不上了。李凤云决定，再一次出卖自己，给父亲和弟弟们一条活路。这次她得了５００元。含泪把钱交给了父亲后，她头也不回地就跟日本人来到了东宁要塞的石门子慰安所。
日军在华的慰安所，开始于１９３２年。东宁的，要晚些。
自从１９３３年日寇侵占了东宁县后，关东军的人数猛增到１３万人。长期的性压抑煎熬着日军，他们酗酒斗殴，甚至自杀，还有因为嫖娼感染性病等，削减了日军的战斗力。当时，一些日本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学生，闻讯后自愿来到中国“荣军”，但对于狼群一样的需求，只是几只羔羊而已。于是，１０００多名中国朝鲜等国的妇女，被强迫或者欺骗到了中国，充当泄欲工具。当时，慰安妇与日军的比例大概是１比１３０左右，那就意味着每名慰安妇每天要遭受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更多日军的蹂躏。有些慰安妇被摧残死了，有些慰安妇终身残废。而李凤云，则坚持到了最后。
１９４５年８月的一天，日军得知苏军将进攻东宁要塞，开始外运慰安妇以转移罪证。到８月８日晚，只剩下石门子的１００多名慰安妇。８月９日零时，苏军发动猛攻，日寇或逃命或抵抗，无暇顾及慰安妇。她们只能在炮火与流弹中奔逃。很多人当场仆倒丧命。李凤云、金明珠（化名）、池明芳（化名）和李星芝（化名）等幸存下来。
逃出来的李凤云举目无亲，还不会说汉话，依然还是走投无路。一位当地农民，收留了她。不久，他们结了婚。为隐瞒那段历史，她改了名，还和丈夫搬过家。几十年来，她始终没有生儿育女，有人说，是日军摧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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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2）
１９８７年，李凤云的老伴病逝，她被接进了敬老院。半个世纪的时间，依然没有淡化得了她那根植于骨髓和心灵深处的苦痛，直到今天，她还常常惊叫着从噩梦中醒来。凡电视上有日军的画面，人们就趁她还没注意之前，迅速换台。
在黑龙江境内，散落着当年逃出来的一些慰安妇，但敢于站出来控诉的，一共才有４人。李凤云老人是第一个。在她的影响带动下，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７日，金明珠、李星芝等也终于鼓起勇气，把历史公诸于众。
儿童团的副团长
２００４年，秋风中。
老人坐在焦庄户某农户门前的泥土地上，他的手中有草绳和大葱，身边有成捆的大葱。偶而，他停手，抬头，茫然远望。他的前面，就是地道战的碉堡。秋风掠过，他头发萧瑟如草。一地道战老民兵说，他就是焦宪来，焦庄户当年的儿童团副团长。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根据地，成立了密集的儿童团。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晋西北的黄土高原，从苏北地区，到陕甘宁边区，随处可见抗日儿童团持枪伫立的身影。陕甘宁边区有７万，华北抗日根据地有６０万，苏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