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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过婚除非他可以证明已离婚。随后，宋老夫人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蒋介石生活中的其他女人的传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徒。 由于宋霭龄出于自私的努力，宋家的防线只剩下最后一道，是否准备做一名基督徒？蒋介石象往常一样微笑着说，他将尽最大努力并准备研究《圣经》。但他不能事先做出许诺，表示要试一试。 宋老夫人的反对崩溃了，不久，她便答应了这桩婚事。 民国时期最具权势的家族是蒋、宋、孔、陈，世人称四大家族；最引领*的三个女人是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分别嫁给民国三要人：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因而民间盛传：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 四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因宋氏姐妹的联姻，而联为一体，蒋介石如鱼得水，他又积极活动起来了。 结完婚，蒋介石又复出了，他权衡再三，决定再次北伐。这是明智之举，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转移矛盾，一致对外，无须纠缠于繁琐的党内纷争；二是可以笼络各地军阀，在北伐的旗帜下，不堪一击或是摇摆不定的军阀会感召到北伐的旗帜下；三是蒋介石的异己分子容易被调离党政机关，送往前线。 蒋介石的举措奏效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倒向了南京政府，党内的纷争一时也平静下来。 蒋介石最后需要攻克的堡垒，就是北方的张作霖。蒋介石分路挺进，张作霖节节败退，但最后的成功却是日本人创造的。 张作霖是日本人在华的一个傀儡，当时主子一见奴才不肯继续为其效力，就决定除掉他。主持这项事件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呈文上说：“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了张作霖就行。”原计划在华北干掉张作霖，“不要多此一举，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不无疑问。万一的时候，不要给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 张作霖炸死之后，东北奉系军阀内部一直封锁这一死讯。张学良从邯郸同阎锡山交战的前线，秘密回到沈阳。这时，才宣布了张作霖的死讯，同时张学良宣布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南京政府得讯后的对策是：争取张学良归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日本方面自然要设法对张学良施加强暴压力，阻扰东北和南方谋合。考验年轻少帅张学良的智慧摆在面前：要么宣布独立，内外夹攻，不复存在；要么投靠日本，国恨家仇，亦不可为之；明智之举，就是“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张学良倒向了南京国民政府。 东北五色旗换为*。 至此，蒋介石的中国统一大业暂告完成。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有一个人不能不加以记述。这个人不是不是别人，却是胡汉民，国民党右派领袖。他从欧洲回国后一直支持蒋介石。当时有人善意地劝胡汉民不要为反汪精卫而进南京供蒋介石利用，胡汉民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议。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即使我不去南京，也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这个“有人”应该就是指汪精卫。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虽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但也知道一些治国方略。他不会也不想由一个早他出山的长者为他出谋划策，碍他的手脚。但胡汉民确有可用之处，用他抵挡汪精卫，实在再好不过；再利用他的威望，压制不听招呼的旧军阀，也是上策。 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在蒋桂战争中，帮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蒋冯战争中，帮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又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可用说，当年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时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 文人本固如此，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睁眼看路。胡汉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有没有得到回报呢？有！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最早参与革命的，比起蒋介石在国民党的资历深得多。胡汉民对蒋介石的*，深感不满。他倚老卖老，真话胡说，常叨不止，惹得蒋介石怒发冲冠，翻脸不任人，竟然把胡汉民关了起来。蒋介石平日总说，胡汉民是他的老师前辈，但政治不分辈份，挡路之人，不抓不能行路。可蒋公下手不免也太狠了，竟然将绳索捆绑一个老者两臂和大腿，深深地留下了一道道血印。 蒋介石逮捕胡汉民的两天后的晚上，胡汉民才见到逮捕他的蒋介石。“你近来有病吗？”胡汉民劈头问道。蒋介石不知何意，连忙说：“没有啊。”“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胡氏紧追不舍，对蒋介石强加在他头上的“罪状”一一批驳，双方唇枪舌剑至天亮。 胡汉民尽管不服输，但不得不接受被软禁南京小汤山的事实。当日写了两份东西，一是声明：“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一是写信给蒋介石：“我平生昭然揭明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 堂堂**，一夜之间被贬为平民。往事悠悠，从小能文能诗的胡汉民，只能对着他十三岁时写的种竹诗长叹：“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 蒋介石的城府是深，但是越是深沉的人，一旦爆发出来，无人可挡。胡汉民骨头再硬，也不得不低头。胡汉民虽然被释放，依然整天郁郁不乐，思前想后，竟咽不下这口恶气，仰天长叹而去。 胡汉民死后，幸而李宗仁说了些公道话：“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人生如梦，回首往事，就如昨日一般。活着的人面对死去的，皆能评头品足，置身于其中，却也不知庐山真面目
一统江山
第十四章 一统江山 东北易帜，似乎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假象。这一假象表面显得堂而皇之，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这使得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归于他的麾下。然这也带了许多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他们只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方式承认蒋介石比自己强大，因而才决定顺风转舵。这就是蒋介石在战场上为什么能够推进得如此迅猛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蒋介石急于迅速取得成功，因为这会给他带来一时的荣耀和威望，所以，他忽视了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进行领土征服所应该注意的唯一正确的原则，那就是除掉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用自己选定的人来代替这些人，而新选出的人应该忠于新生的民国，并忠于民国元首蒋介石。 蒋介石未能取得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他很容易满足于地方军阀对他的毫无意义的效忠，这是他判断上的最大失误。 冯玉祥虽是蒋介石拜把子兄弟，但他对蒋介石仍是个可怕的潜在威胁。蒋介石须设法铲除，于是他通过策动冯玉祥部下叛变，来对付他的兄弟冯玉祥。 冯玉祥完全信任的驻守河南的指挥官韩复榘，已被蒋介石收买，投奔到蒋介石一方，带走了三个师长及冯玉祥的十万精锐部队。 中原大战爆发了… 兄弟反目，蒋、冯矛盾未决且日益激化的时候，桂系就同蒋介石先干起来，爆发了蒋桂战争。 这一战役，蒋介石采用了离间计。他设计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另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同时暗中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使鲁涤*桂。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得到扩充，1928年底，全国军队总数达250万人。蒋介石认为北伐已经结束，需要裁减军队，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提出编遣方案，但其真正目的却是要削弱别人，壮大自己，因而遭到反对。于是，蒋介石便采取逐个削弱的办法，首先挖李宗仁第四军的墙角。1927年8月，北伐军打到长沙时，蒋介石曾主动提出与李宗仁拜把，蒋为兄，李为弟，“同心一德，生死系之”。刚过一年半，盟兄就要对盟弟动手。1929年初，蒋介石在湖南培植亲信，想夺取桂系控制的湖南地盘，桂系发觉后，立即向湖南增派军队，双方矛盾尖锐化。1929年3月，蒋介石指责桂系威胁中央，下令*，亲率三个军指向武汉，暗中收买桂系将领阵前倒戈，很快把桂系在两湖的三个主力军搞垮；同时，也以收买离间的手法，使桂系在翼东的四个军反水，几天功夫，桂系大败，第四集团军解体。 蒋介石乘胜追击桂军，同时又派人招抚桂军主力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21日，三个将领通电下野出洋，部队听候改编。李宗仁不甘于失败，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救国军”讨蒋，由白崇禧、黄绍閎率军分两路进攻广州。5月15日，何键军克桂林，随以主力协同粤军夹击梧州。粤、湘军联合围攻桂军，桂军屡遭败绩。6日，李宗仁通电下野，与白崇禧先后逃往香港，后又潜回广西，以图东山再起。 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对这些败军之将，何去何从并未过问；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败军之将，后来似乎还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蒋介石从此获得了对华中、华南的实际控制权，而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控制权了。 接着，越来越多的皮影戏出笼了。 宋子文宣布辞职，因为他筹不出钱来裁军。 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中国，蒋介石很伤脑筋，这个左派领袖明确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 出了笼的老虎阎锡山，明电要求蒋介石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立即辞去政府职务。此后几周，蒋阎两人之间的长篇电报频繁往来，正如蒋介石的文字秘书所说的那样，“他们好像要打一辈子电报似的”。 这场荒唐的文字游戏，最终让荒唐的阎锡山厌倦了。他突然在自己控制的省区没收了南京政府的财产，解除了中央军的武装。两周后，他就任反蒋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为了便于指挥部队，冯玉祥担任了阎锡山的副手。 此后，蒋阎进行了六个月的极其血腥的战斗。 如果国民党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信的话，那么，阎锡山的部队伤亡十五万人，南京方面的部队阵亡三万人，伤六万人。 战后，冯玉祥被迫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苦心经营的西北军到此结束。下台后，他又生活了十八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抒发当年的峥嵘岁月。 应当说在中原大战时，张学良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张学良清楚他在这次大战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虽然在北戴河避暑，其实是在那里观望，考虑着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蒋介石的说客和阎冯的说客一群群地跑往北戴河，其实都是无用功，但都必须去做。张学良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 张学良是东北人，他的骨子里是痛恨日本人的，国恨家仇集于他一身。他不主张打内战，但在无法言和的情况下，他倒向了蒋介石，毕竟蒋介石的力量更加强大。张学良最终出兵西北帮助蒋介石平息了阎、冯军队。对于处理军阀间的纠纷，蒋介石向来宽容，他只要求阎冯下野，将收拾华北的残局全权交给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了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 一场几乎遍及全国的内战平息了，蒋介石再次证明了他在军事上的强大。但蒋介石的性格急于求成，做事总是虎头蛇尾，草草了结，这对于他的政权的巩固极其不利，也为他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中国大地的山河总算统一在*帜下
史诗长征
第十五章 史诗长征 蒋介石的后院着火了，他不是不知道，只是这把还很小。这把火虽说还小，但蒋介石还是很重视的，他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他努力组织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围剿，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北方平定之后，蒋介石可以全心全意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他亲自挂帅，点兵点将，预备了近50万部队，进行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这次围剿得手了，他的运气挺不错，碰上了生搬硬套的博古、李德（德国人，国际共联派中国的顾问），没费多少劲，就大获全胜。 共产党人失败了，根据地自然也就呆不下去。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决定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是什么呢？毛泽东后来作了总结：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有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苦乐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 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悄悄进行的。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夜晚，当皓月悬空，轻风拂面时，战士们开始行军，要是附近没有敌情，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歌声嘹亮，响彻云霄。有时，月亮被乌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也有用松枝或是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上俯视，这条火龙忽隐忽现，逶迤盘旋，那是多么壮丽的一幅图画。但是，行军不是总那么轻松和美妙惬意。也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看不见路，火把不够用时，他们就在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战士看清楚跟上来。遇上狭窄小路行军时，就要将双手搭在前面的战士的肩上，以防偏离了道路，滑入万丈陡崖去，一滑就是一班人。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的路多。 这担架也怪有意思的，用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捆扎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跟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下雨时，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是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 毛泽东常常在雨中酣酣地睡着。有意思的是，担架上可以做美妙的梦，也可以做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事有凑巧，和毛泽东一样病着的还有王稼祥，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相互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另有一人后来也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来，他就是洛甫。他清楚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胜利，而且前途堪忧。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人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贵州遵义。15日晚七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二十个人来到了柏辉章的宅里的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泥灰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粉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这二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值得注意，他就是周恩来。他承认策略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勇敢地承认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诚，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一生做人都是成功的。他表态使李德感到不安。李德认为周恩来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恩来和博古、 李德之间划清界限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坚持认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