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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再次强调：“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功绩只字未提，但在秘密报告中却多次提到斯大林的功绩。据他自己说，反对个人崇拜，其目的在于不要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斯大林就是“被过分夸大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斯大林那些鲜为人知的错误，无非是要降低“某个人的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苏共中央对斯大林批判的尺度并没有把握好，而且做得有些过分。所以，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就很自然了。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①。
中共中央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这就等于“一棍子打死”。其实，赫鲁晓夫也有他的想法。正如他在秘密报告开头所说的那样，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斯大林的功绩在“大量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中“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所以，他在报告中就没有必要再谈斯大林的功绩了。可是，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辩证法，怎么能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呢？由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导致了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毛泽东反对“一棍子打死”斯大林（2）
从3月中旬到年底，中共中央在批评斯大林的同时，也肯定了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党内会议上，还是在会见国际友人时，毛泽东一有机会就谈斯大林的问题。4月29日，他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同他们谈了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总之，“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9月24日，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尽管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但他依旧说了斯大林的好话。
说到底，中苏两党围绕斯大林评价问题出现的分歧，就是指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程度的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分量”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抖露”出的斯大林的错误，不过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错误，也是“可以纠正的”。如果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①这就是他给斯大林的错误所定的“位置”。
中国领导人有一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只是一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曾发生过对“AB团”的肃反以及“富田事变”，后来在延安时期又发生过“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两起事件同斯大林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大搞“逼供信”，获取了大量的假口供。在“富田事变”中造成红军第二十军从班排长到军长一级干部几乎全部被杀。后来这种肃反又扩大到其他根据地，如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都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错杀了很多优秀的红军干部、战士。“抢救运动”造成大批党的干部被诬陷为内奸、特务，好在这场运动后来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没有酿成严重的惨剧。
关于“富田事变”，毛泽东认为，我们处理得“比较妥当”。后来，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进行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时间还不太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起，迄今为止也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实现共产主义又是空前伟大的事业。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①
可见，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就走不到一起了。中共认为斯大林犯错误，一是“难免”。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②所以犯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二是个人认识上的问题，即主观脱离了客观。
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没有这样去看问题，莫斯科所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③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是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如何吸取教训，以及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而苏共中央考虑的则是如何揭露斯大林犯错误的过程和事实。所以，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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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一棍子打死”斯大林（3）
据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100万人，④其中有不少是真正的反革命。而且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是必要的，否则“人民就抬不起头来”。⑤
其实，被斯大林镇压掉的人远远不止这么多。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虽然提到十七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这不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还有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被杀，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指挥员中的3个，加上所有集团军的军长、所有的师长、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合在一起有5万多人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有的学者考证，仅在1936年至1939年，被清洗和被杀害的人数就已经超过100万。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有很多“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
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囚禁和流放的人数超过1000万。据查证，仅1938年8月20日那天，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枪决的所谓“人民的敌人”及其家属就达735人。12月12日，斯大林又批准枪杀了3167名军事干部及其家属。
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杀害自己的同志，是很难用主观脱离客观的主观主义来解释的，个人崇拜同样也无法解释，如果归结于个人品质，也难免牵强附会。是斯大林的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毛病吗？这恐怕也解释不通。
无论怎么说，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过，斯大林是“错误与反革命界线不分，错杀了很多人。”①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评价斯大林时，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又给他戴了一顶帽子：“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反斯大林，不仅在苏###内引起了思想混乱，而且西方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秘密报告大做文章，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了压力。加之中共中央坚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了明显的变化。1956年底，赫鲁晓夫在一次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同阶级敌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捅了娄子”（1）
1。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捅了娄子”，波兹南事件似乎印证了这句话
毛泽东说过，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捅了娄子”，引起全世界的震动。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印证了毛泽东这句话。
波兰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国家，曾经被俄国、普鲁斯、奥匈帝国瓜分，让异族统治了12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解放，但斯大林同时又把他创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推广到波兰。而且，让波兰人感到震惊的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大肆清洗了波兰共产党，许多波兰共产党人无声无息地在苏联“失踪”。后来波兰人才知道，他们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被处死了。斯大林实际上消灭了波兰共产党，后来重建的波兰党称为工人党。而且，波兰人不会忘记，1939年，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的一项条约把他们的国家给瓜分了。
波兰危机的出现，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背景。1948年，波兰领导层发生人事更迭。主张走“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被当作“铁托分子”遭受清洗，被指控犯了“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离开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由贝鲁特接任。贝鲁特上台后，在政治上大搞集权，在经济上照办苏联那一套，片面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物价上涨，群众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国内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就在此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批判了斯大林。秘密报告对波兰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贝鲁特在莫斯科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情绪异常激动，导致心肌梗塞，于3月12日死在莫斯科。3月底，波兰许多共产党人都听到了秘密报告的传达，并成了他们谈论的话题。不久，黑市上就有报告文本出售了，一位美国人以低于三百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份。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掀起了轩然大波，加速了波兰社会矛盾的发展。贝鲁特去世之后，奥哈布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波兰造成的冲击，奥哈布是这样描述的：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残酷真相的透露使全党和整个社会感到震惊，“关于过去时代的黑暗面的令人痛苦的真相，在许多同志和非党群众间，引起了激愤、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并且失去了在评价那个时代的成就和错误的时候应有的全面观点。”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
波兹南事件的发起者是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该厂有着120多年的历史，在万多名职工当中，有4600多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1956年1至5月，该厂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导致工人工资持续下降。工人们提出抗议，但政府迟迟没有给予解决。5月16日，策盖尔斯基车辆厂职工代表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税收的要求。对于这样的问题，厂方显然无权解决，只好向国家机械工业部和中央作了汇报。6月11日，在工厂领导和省负责人联系会议上，有人甚至指责工人不该“带头闹事”，更不应该提出“无理”要求，尤其不该给党中央写信。21日，工人只得停下工作举行集合，声称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工人们将举行罢工并上街游行。结果，官方代表不但不答应解决问题，反而一再批评那些“挑衅分子”企图在波兹南搞“冒险”活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策盖尔斯基车辆厂的工人们终于走出工厂，奔向斯大林广场。其他工厂的工人闻讯后，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聚越多，足有十万之多。庞大的游行队伍唱着波兰国歌，高呼“提高工资”、“降低税收”的口号，有人甚至高喊“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捅了娄子”（2）
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进了游行队伍，还发表演说，鼓动群众推翻波兰政府。有人喊出了“释放###！”、“捣毁监狱！”等令人担忧的口号。受到蛊惑的人们冲向监狱，用铁杠撬开牢门，释放了数百名犯人。被挑动起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们甚至抢夺了武器弹药。随后，游行者又冲击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双方发生枪战，互有伤亡。在此情况下，军方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面对波兹南出现的###局面，市民们迫切希望中央政府尽早采取措施，制止流血事件。但是，波兰当局认为，在监狱被捣毁，公安局遭到袭击的情况下，政治解决的大门已经被堵死了。波兰中央政治局派出的代表团抵达波兹南后，立即成立了军事指挥部，并开来两个装甲兵团。
6月28日，波兹南市民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四”。在这天的冲突中，有55人丧生，后来又有19人死去，受伤者达570多人。死者当中，有32名工人，4名警察，4名军人，其余均为市民。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各国共产党一开始几乎都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叛乱。6月28日，波兹南广播电台声称：这是“一小撮挑衅分子和流氓分子为了使外国人亲眼看到国家的困难而挑起的骚动”。29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一则公告把事件看作是“严重的骚乱”，还说：“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下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公告认为，“敌人选中正在举行国际博览会的波兹南作为挑衅地点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给波兰国家的好名声“抹黑”，为波兰发展国际和平合作“制造困难”。
把波兹南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国家的“收买”，或者“流氓分子”的挑衅，显然过于简单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解释越来越难以令人置信。7月18日至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召开二届七中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迫使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西方敌对势力挑起的政治事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波兰工人党顶着压力，对波兹南事件作了重新评价，认为事件主要是由官僚主义者对工人不关心造成的，而阶级敌人乘机利用了人民的不满。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由于官僚主义的偏差，对人民的要求“采取冷漠的态度”，结果导致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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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1）
2。 毛泽东说，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
1956年10月19日，波兰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召开。哥穆尔卡在会上对波兹南事件发生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笨拙的企图。当然，特务和挑衅分子始终会有，始终会活动，而且到处都会有，到处都会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绝不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如果特务和挑衅分子能够煽动工人采取行动，那么，波兰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就会很容易达到他们的目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哥穆尔卡认为，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得整个工人阶级感到极为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自己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和政府中间去寻找”。火种已经积累了多年。过去大力宣传的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六年经济计划，已经“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希望破灭了”。而表示实际工资在六年计划期间增加27％的数字把戏，也已“证明是一种失败”。它只有使人民更加愤怒。
哥穆尔卡甚至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认为解决波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应该从制度方面去寻找。他声称，要改变波兰生活中一切不好的地方，包括改变波兰经济目前所处的状况，“光是撤换一些人是不够的”。
在八中全会上，波兰党将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哥穆尔卡可能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这对莫斯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于是，莫斯科紧急通知华沙，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莫斯科谈判。但波兰党的答复是，等会议开完之后再来。苏共中央只好决定派代表团去华沙，波兰党中央却回答说他们正在举行全会，无暇接待，苏共代表团最好在会议结束后来华沙。
对于波兰党的再三拖延，赫鲁晓夫极为恼火，他顾不上波兰领导人是否同意，于波兰工人党八中全会召开的当天，率领苏共中央代表团飞抵华沙。同去的有卡岗诺维奇、莫洛托夫、米高扬，还有国防部长朱可夫、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苏联党政军的头头脑脑差不多都来了，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我们的神经紧张已极。我们对苏联在波兰受到辱骂感到生气。所以我们决定不顾哥穆尔卡的劝告，无论如何都要前往。”①
由于苏共代表团的不请自来，波兰领导人只得暂停正在举行的会议，奥哈布、哥穆尔卡赶往机场迎接。
此前，莫斯科已经下令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了华沙，并将驻防东德的苏军调往波兰西部边境。同时，莫斯科还命令苏联在白俄罗斯的驻军向波兰东部边境集结。另外，苏军波罗的海舰队也奉命开往波兰港口格旦斯克。
在怒气冲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说苏联军人曾经为你们这个国家流了很多血，现在，有人却想把波兰“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对办不到”。实际上，赫鲁晓夫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对波兰领导人来说，他们想做的不过是走“波兰自己的道路”，而这在莫斯科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双方会谈过程中，华沙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波兰党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立即下令苏联军队向华沙推进。很快，波兰党的领导人也知道了苏军调动的报告，会场上立刻出现一阵骚动。赫鲁晓夫向与会者宣称：“华沙已经被包围。”哥穆尔卡警告赫鲁晓夫，苏联军队必须返回原驻地，“否则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和不可逆转的事情”。哥穆尔卡还声称，如果赫鲁晓夫不下令解除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