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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①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②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①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2）
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①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 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 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 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②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③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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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3）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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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4）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①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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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毛泽东意见相左（1）
1。斯大林的估计过于乐观，毛泽东则认为战争将长期化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40分，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
不久，美国就介入了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规定，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援助”李承晚集团。当天上午，杜鲁门宣布，美国海军和空军应支持南朝鲜军队。这天夜里，美国第一批飞机抵达朝鲜上空。次日，又有大批美军飞机蜂拥而至，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狂轰滥炸。7月1日，美军首批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在釜山登陆。
然而，对于美国的介入，斯大林并不在乎，他甚至认为，北朝鲜的部队“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就在美军抵达南朝鲜的当天，斯大林电告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要他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否被吓坏了，还是在顽强地继续坚守？”①斯大林表示，莫斯科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请求。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美国的干涉却显得较为慎重，他认为，北朝鲜的部队必须注意防御。7月2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并转告说，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同志就预见到美国很有可能出兵，但是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足够重视。现在美军已进入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国的武装干涉顺利解放南朝鲜实在令人担心。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应该加强对仁川一带的防御，因为美国人可能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登陆，对人民军实行分割包围。周恩来还告诉罗申，为了以防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同时希望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苏联能够出动空军对中国部队给予空中掩护。
罗申很快将中共准备在东北集结军队的想法告诉了莫斯科，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让罗申转告周恩来：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集中9个师的兵力，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这是正确的。他表示，苏联“将尽力提供空中掩护”。
7月7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成立所谓“联合国军”。同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东北边防的问题，并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准备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在齐齐哈尔从事农垦的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队，共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但是，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人民军虽然顽强奋战，从北纬38度线一直打到北纬35度线。然而，随着战线不断向南推移，补给线也在延伸，长达300公里，海岸线的防御任务逐渐加重。除此以外，人民军还要顶住敌人的空中压力，保证军需品的供应。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逐步升级，美军派往朝鲜的军队不断增加，双方力量的对比逐渐发生变化，战争开始形成胶着状态。
7月23日，即人民军发起第四次战役的第三天，麦克阿瑟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登陆计划，准备以陆、海、空三军配合，于9月在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8月28日，五角大楼批准了这一计划。
可是，就在当天，斯大林还让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他相信：“外国干涉者很快地可被赶出朝鲜。”他还安慰金日成，“现在朝鲜并不孤立，他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①另外，他还就如何作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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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毛泽东意见相左（2）
朝鲜战局的发展，明显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参战紧迫性的估计。8月5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说，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他要求各部于8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②8月15日，毛泽东指示高岗，要他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到了8月底，毛泽东对事态的判断越来越严重了，他建议在原来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达到12个军。
9月15日拂晓6时30分，美军第一陆战师所属的第五陆战团首先在朝鲜半岛蜂腰部仁川月尾岛登陆。到夜晚，已有18000名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