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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得此情报，当10月20日下午5时30分杜勒斯抵达阿拉斯加准备前往台湾时，福建前线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立即恢复对金、马炮击，两小时中，共射炮弹万余发。金门炮声使杜勒斯惊慌失措忙打电话给正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准备前往西海岸作竞选旅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谈了10分钟，同时，美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杜勒斯和刚刚到达台北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之间，进行了多次长途电话商谈。艾森豪威尔决定指示杜勒斯继续前往台北。随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哈格蒂分别就此事发表了声明。杜勒斯以无可奈何的腔调在声明中承认：由于中共恢复对金门蒋军的炮击，预定即将举行的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会谈“不可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他在美蒋会谈中的原计划被打乱了！
事后，毛泽东与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一次闲谈中，对林克说：“我们现成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阴谋。杜勒斯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是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打乱了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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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11）
面临美国紧逼的蒋介石得知金门的炮声改变了杜勒斯访台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心中大喜，他私下对陈诚说：“毛泽东是有原则的，这次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当10月21日杜勒斯抵台，蒋介石眉开眼笑，热烈欢迎。经多次会谈之后，双方对驻守金门、马祖和武力攻击大陆等问题各自作了妥协和让步。
10月23日，美台双方发表了所谓《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宣称：“双方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的关连。”“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及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这一使命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
上述表明，美国放弃了逼蒋撤出金门、马祖的主张；而国民党当局自此开始，放弃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台湾经济建设方面。
为了增加反对美国制造“###”阴谋的力度，继续使蒋介石持有不撤军的理由，进一步缓和海峡两岸局势和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10月25日北京针对美台公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提出：
“中国的事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以从长计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历史纠纷这件事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是孤立台湾，第二步是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我们劝你们当心一点。我劝你们不要过于寄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走了。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队，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果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我们希望你们团结，以便一致对外。世界中只有一个中国，没有‘###’，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希望你们不要屈服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仰俯，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文中提出了“化敌为友”的措施，还主动表示帮助台湾当局“长期固守”金门、马祖。
此文也是毛泽东的手笔。
至此，金门炮战基本结束。
此次炮战是海峡两岸长期对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对祖国大陆轻举妄动。
后来一位外国军事评论家评论此役，以赞赏的笔调写道：中共以“打打停停，半打半停，时打时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攻而不进”的奇特战争方式，争取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配合，使美国“划峡而治”，“搞###”的阴谋，无论在中美会谈还是台美会谈中均未能得逞。
毛泽东在1959年2月中共召开的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台湾问题幽默而自信地笑道：“台湾可以10年、20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因此，这次金门炮战是大陆和台湾隔海武装冲突的最高点，也是由军事抗衡转为冷战对峙的转折点。
据当时法新社及台湾记者发出的消息说：台湾当局在炮战之后“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以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所作所为，清醒地看出美国只是要台湾、澎湖成为美国的永久性军事基地，而害怕与中共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战争，是不准国民党###的，致使早就对美国心怀不满的蒋经国气愤地说：“台湾随时存在着被出卖的可能性。”当杜勒斯要蒋介石公开声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不与中共和谈”，这位老谋深算曾被西方称为“东方拿破仑”的铁腕当权者却默不作声。这透露出他对北京的呼唤在内心深处并非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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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12）
在以后的岁月中，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按单日炮击金门时，都打到无人的海滩上，金门、马祖国民党守军回击时也心照不宣，双方都打“和平炮”，后来双方的炮击又改打“宣传炮”——用大炮发射宣传品。但北京是有原则的，当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粉碎中共和谈阴谋实施计划要点》，当日人民解放军即猛击金门，发炮1万多发。其中的含意，台湾当局的心里自然是明白的。
久而久之，西方一些明眼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金门那隆隆的炮声，是北京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一种特殊的对话形式。
据说毛泽东得知此事，习惯地吮吮下唇，笑道：“此话不假。我们每逢单日朝金门打几炮，好呀，是居安思危，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台湾还没解放哩，祖国统一还没实现，我们还任重道远啰，同志们仍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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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了遗憾（1）
打归打，谈归谈。金门炮战之后，北京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台工作。
作为肩负国共双方实现新一轮和谈重任的秘密使者曹聚仁，虽自1959年以后，再也没北回大陆，但他仍然在为海峡两岸的统一而奔波，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需要他为两党重开谈判尽力。对此，曹聚仁曾在给家人的信中谈道：“……本来，我应该回国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把局面拖住，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了。”“……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就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
台湾对重开国共谈判既不让曹聚仁撒手，也不作具体的表态，这样一拖就是好几年。
其实，那“好几年”人民的新中国历经了严峻的考验，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年和1960、1961年后来合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其中最困难的是粮食的短缺。1959年粮食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了1959年耕地面积的减少。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中###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于是，领导人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决定全国减少总播种面积，于是1959年的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严重而没有收成。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之劳累过度，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推测，这三年因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
此时内忧重重又添外患，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由大论战导致公开决裂，印度趁机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终于爆发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自金门炮战后一直不敢对大陆轻举妄动而一直念念不忘“复国梦”的蒋介石，误以为“大陆的危机，就是台湾的机运”，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庞大而完备的“反攻计划”，准备铤而走险，妄图与中共决一死战。蒋介石在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别出心裁地向大陆发起了所谓“心战”，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关怀大陆饥民”，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声称台湾将提供10万吨粮食救济大陆饥民，号召台胞每人节约一元钱救助大陆同胞。台湾当局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此时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有害于因中苏破裂而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出面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台湾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防御条约》作为借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妄图以“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虽然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人民解放军不忠的现象，更没有深受旧中国苦难的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前进道路上的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蚍蜉撼树谈何易，可笑不自量，到头来落得个被彻底粉碎的下场。1963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公报，公报指出自1962年10月1日至1963年10月24日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24股324人。公报指出从1963年7月29日至10月23日台湾还派出6股武装特务从越南北方登陆，妄图潜入广西山区，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歼灭。蒋介石的“###”的梦想终成泡影！
历史留下了遗憾（2）
如果说那几年，中国大陆是“雪压冬云白絮飞”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措施，从1963年起，中国大陆已是“莺歌燕舞”，又一派生机盎然了，令人振奋的喜事接踵而来！
1964年1月27日，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件事，不仅使台湾国民党政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同时，也在外交领域，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的援助由赠款转为贷款，且数额不断减少；后又通知台湾当局预定1965年停止对台贷款。一旦美国停止对台援助，台湾经济建设的资金又将遭到很大困难。
紧接着，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在中国大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在这一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全中国沸腾了……
住在大洋彼岸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国民党二号人物、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上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认为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毅然决定回归祖国。
1965年7月12日下午两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当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已经准备撤掉舷梯……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三位中国旅客。这三个，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衣，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他高颧骨，宽额头，两只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采。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浓眉，目光炯炯有神，显得精明而又潇洒。他们两个人，步履矫健而有力。女的五十多岁，脸上的轮廓清俊，虽然眼角上的鱼尾纹已经明显地伸展开来，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
这三位旅客的惟一送行者，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的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许多神秘的失踪，意外的“车祸”，残暴的绑架，都曾在这里发生过。
个子稍高的那位中国人点点头说：“记住了，请放心！”
青年向着上了舷梯的老人招了招手，大声地说：“一路平安！”
三位旅客回过头来向青年招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他们转身刚刚跨进客舱，地勤人员便撤掉了舷梯。道格拉斯客机便带着使大地为之颤栗的吼声，挟风而起，飞上了蓝天……
这三位旅客，那老者正是李宗仁，女的是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另一位是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常委，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程思远。
九年前，程思远抱着豁出去的心情，要亲身试一试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来去自由的许诺到底是真是假，他要亲眼看一看，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那片给过他生命，哺育过他成长的多苦多难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作为港澳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代表团的成员到达北京。不几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意在金碧辉煌的紫金阁设宴款待他。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程思远先生早就熟悉的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等爱国民主人士。
历史留下了遗憾（3）
大家在宴会桌边落座之后，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说：“今天，你应该多喝点。因为这是解放之后我们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州同张公权见面。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回道：“龙云的儿子。”
“对。他后来跑到了台湾，还在广播中骂我们。”周恩来总理把两臂在胸前抱了起来，身子向椅背上一靠，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是感染人的。这笑声中，包含着对事物矛盾着的诸多因素的透彻理解。
宴会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宴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对程思远说：“请程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转达我们的这样几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大家应该相见以诚，团结对外。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几天之后，程思远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礼遇，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他的那座位于荃湾、面向维多利亚海的海滨别墅。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他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总理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和海外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话，写在信纸上。因篇幅太长，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了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的李宗仁……
李宗仁花六万多美元购置的一处房产，坐落在盎格鲁林镇的中心。这座二层楼房的美丽建筑，除了结构紧凑，质料坚实之外，还反映着美国人那种实用主义倾向。在追求豪华和艺术特色的同时，还不忘记舒适方便。这座建筑上，有高大的玻璃窗，可以尽量多吸收阳光；它还有一个为绿荫和草坪所覆盖的庭院，可以让主人，在星光灿烂的夏夜，沐浴着玫瑰花那高贵而又典雅的芬芳回忆往事，憧憬未来。穿过花园和草坪，大门敞向车水马龙的街道。这座小小的城市，虽然属于新泽西州管辖，但地处纽约与新泽西州的交界地区，仅以一座铁桥之隔与纽约相望。因此，它实际上是纽约的一个郊区。这里还保持着一点原始的自然风貌，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人们躲避纽约那种狂风巨浪似的生活的一个避风的港湾。
深居在这里的李宗仁，这些年一面冷观世界上的风云变幻，一面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与他有些交往的美国朋友向记者透露：“他在美国太寂寞了！”但他们无从了解李宗仁先生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激烈斗争。
当李宗仁收读了程思远从香港寄来的信件，应该是欣喜若狂了，但他当时的反映恰恰与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