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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人们还能看到中国的珍宝。
中国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国宝遭受的离乱仍在继续。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纷纷起义反抗满清统治；满清王朝迅速崩溃；许多满族人都逃往中国北部的满洲里。但是，逊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依然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分。1912年2月12日，当时只有5岁的爱新觉罗氏小皇帝溥仪和新政府签订了退位条约。从退位条约签订的那天起，有关皇家藏品处置的条款就存在着内在的模糊。成千上万的法书名画、满清宫殿里数不胜数的艺术品应该属于谁呢？是属于爱新觉罗家族还是属于他们不再统治但仍然居住其中的国家？
◎ 保管和所有权的问题
退位条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清室优待条件》，这个条约曾经被形容为没有经过流血战争就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当时的共和国总统袁世凯对皇家珍宝拥有处置权，同时，逊清皇室对紫禁城里祖传的房子仍然保留了暂时的居住权。而且爱新觉罗家族还保留着清廷的形式和服饰，拥有大批侍臣。
《清室优待条件》的第七条申明，退位以后，皇帝的私产受民国政府保护。但是这一条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谁对清室的私有财产持有所有权。50多年以后，溥仪还回忆说，他当年总是把那些艺术藏品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溥仪的看法源于1914年的一个协议。当时，代表内务部和逊清皇室的联合小组去满洲的皇家行宫中搜集宝物（四个皇家行宫包括沈阳行宫、热河（承德）行宫和北京的另外两个行宫），并协商这些宝物的所有权问题。协议申明珍宝是皇家的私有财产，民国政府会使用专项资金把这些宝贝买过来。但因为当时民国政府拿不出这笔钱，所以支付的事一直悬而未决，珍宝被认为是从满清皇室中赊借出来的。
◎ 公众首次得见奇珍
1914年，内务部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把从沈阳、热河和北平的行宫搜集来的藏品加以整理后，举办了第一次皇家艺术品展会。这次展览在紫禁城外廷的两个偏殿举行——西边的武英殿和东边的文华殿——自此这两殿经常被称为古物陈列厅。
当时袁世凯感兴趣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修复紫禁城的宫殿，另一个就是展出从满洲行宫得来的清朝珍宝。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的这种兴趣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仅想确立共和政府对前清珍宝的所有权，而且想拥有一张王牌，借以实现自己建立新王朝的计划。
距第一次展览两年之后，那些从满洲搜集回来的珍宝又在相同的地方再次展出。这次展览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1914年展览时，那些展品被认为是从逊清王室借来的，而在1916年，政府宣称展品是由内务部借出并出资举办的。
像今天一样，紫禁城在那个年代也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游人。1914年和1916年去古物展览厅的游人只用花一块钱的门票就能够进入这个从前无比尊贵的地方。普通的中国人因此终于得以欣赏这块从前的禁区，并且能够看到一些稀罕的宫廷珍宝。来过这里的人也许还会记得，按照皇家的律令，“从紫禁城的任何一个门通过的普通人都会被杖笞一百下……任何在皇宫里发现的陌生人都将被勒死……”
◎ 庄士敦和宫廷珍宝
1919年溥仪13岁的时候，朝廷决定在他原有的一个满族老师和两个汉族老师的基础上再为他增加一名英国老师。庄士敦被请来做溥仪的老师，他毕业于伦敦著名的亚非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家。庄士敦住在御花园西侧，不久就和年轻的溥仪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在保护皇帝的利益和皇家珍藏方面，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庄士敦努力使年轻皇帝看到宫廷中的奢侈浪费，让他注意到皇家藏宝的不断失踪。于是，溥仪就经常叫人把文物拿过来自己亲自检验，还命人为所有的藏品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目录。随着查点工作的进行，人们发现很多珍品都丢失了。1923年6月，溥仪宣布要亲自检视建福宫，那里收藏着乾隆皇帝最珍爱的宝物。太监们怕自己的偷盗行为败露，趁着夜黑在建福宫放了一把火。到天亮前，只有387件文物被抢救出来，而最初的目录上所列藏宝共有6643件，包括2000多尊金佛像、大量佛教画品、纯金的祭坛饰品、瓷器、前朝的青铜器、成千上万册书籍，以及31箱貂皮和皇家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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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2）
皇室经常把珍宝出售给一小撮占据垄断地位的古董商，价钱低于市价很多、又远远高于报账单上所列的价格。一次，溥仪让太监把一个四英尺高的实心金塔拿去卖掉。去之前溥仪问他打算怎么开价，太监回答说按重量卖，气得溥仪大骂笨蛋，还引用庄士敦曾讲过的，说在公开的市场可能价格会高得多。为了报复庄士敦，内务府把这个金塔送到庄士敦那里，还假传皇帝的旨意让他把金塔卖掉。庄士敦识破了这个陷阱，命人把金塔送回宫中。从那以后，宫里的人更加恨庄士敦了。
庄士敦还向溥仪报告说前门新开了许多古董铺，据说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员。庄士敦的报告使溥仪萌生了为宫廷藏画编制一份更加正式的目录的想法。编制这份目录的工作在1923至1924年进行，由不受内务府控制的艺术鉴定家们完成，他们资历深厚，包括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和商衍瀛。
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在宫里跟着庄士敦学习，但他住在宫外。由于十分了解编目的程序，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让溥杰把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偷偷带出紫禁城。当时清单上每一卷册、每一本书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从1923年5月到12月，溥杰每天在紫禁城上完课回家时都要带走一些书画卷册，那些都是从曾经被鉴定为上等品的物件中挑选的。根据溥仪回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溥杰则回忆说，运送这批字画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 在溥杰带出文物的过程中，稀有典籍是首选的目标，因为它们和溥仪兄弟用的课本尺寸相似。这些典籍像太监们每天拿给溥仪兄弟的课本一样被包在黄色锦缎里，因此在带它们出大门的时候没有引起门卫丝毫的怀疑。有资料显示，溥仪兄弟偷偷带出宫的文物共有1285件手卷字画和68册书画集； 而另外有人认为，“末代皇帝”暗自转移的文物有1000多件手卷和200多种册页、挂轴，以及200多本宋朝的珍贵书籍。
转移出宫的珍宝在北京某处藏匿一段时间后，溥杰把它们装进了七八十个木箱子里。得到火车站免检免税的许可后，溥杰护送这些藏宝到了天津，把它们藏进一位满族王爷为溥仪买的房子里。
到1922年的时候，公众对皇家藏品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基本达成了共识，这种看法在当年的一条新闻里就有所反映：“近来，有些贵重物品以某位外国人为媒介从宫中送到一家外国银行，看来宫中的意图是要卖掉它们，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很可能要失去这些无价之宝。” 这种国家所有的观点和1914年协议的精神大相径庭，按照1914年的协议，从东北各个宫殿运回北京的珍宝是从皇室借来的。
因此，在1911至1924年之间，逊清王室一直认为它对各个宫殿的所有藏宝都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而共和国却认为自己有权力界定哪些珍宝应该充公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基础，哪些还可以由皇室继续保留。
◎ 离开紫禁城
1924年，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溥仪和逊清皇室已经做好了永久性搬进颐和园的准备。颐和园曾经是慈禧太后最钟爱的休养之所，但是直到1908年老太后去世之前，这个园子从来都没有做过寝宫。庄士敦很赞成这次搬迁，因为原本在紫禁城暂时的居住已经延长了11年，庄士敦担心政府会以此为借口而取消其对逊清王室的种种义务。与此同时，紫禁城内皇家藏品的所有权问题因为搬迁计划而凸显出来，庄士敦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给出一个意见，把可以合理看作国宝的那部分藏品收归国有，皇室就可以毫无争议地拥有剩下的部分了。”不管怎样，搬至颐和园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冯玉祥使这个计划泡了汤。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在打败另一位军阀后占领了北京，他断然命令溥仪和满清皇室在1924年11月5日下午离开紫禁城。当时冯玉祥想到了要控制紫禁城里大批珍宝吗？11月4日，在实行驱逐命令的前一天，冯玉祥和他的幕僚们公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中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查点宫里的每一件物品，从衣饰到日常用品，以分清哪些是国宝和历史遗迹，哪些是属于清室的私有财产。” 这个命令依然延续了从过去到现在在涉及皇家藏品时所使用的含糊语言，它也成了日后各党派纷纷对藏品主张权利的祸根。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3）
溥仪正在和皇后吃苹果的时候，冯玉祥的最后通牒到了。一个宫女大叫：“士兵来捉您了！”在最初的反抗之后，溥仪再没有援兵来抵挡这场决然的军事威胁了，他只好交出两个御玺并且同意在当天就出宫。因为有位太妃刚刚去世，为了操办丧事，两位老太妃被允许在宫里作短暂停留，几个太监和侍卫留下来服侍她们。而他们也最终在11月21日全部出宫。
◎ 溥仪的命运
溥仪最初搬到了紫禁城外他父亲的府邸。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没有一个想接待溥仪，然而日本人很快意识到溥仪对实现他们的计划会非常有用，并能给他们提供建议。没多久，溥仪就逃离了他父亲的家，日本人在天津给他提供了一所大宅子并将他置于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之下，他在那里从1925年待到1931年。
溥仪显然很有幽默感，在逊清皇室私产和公共财产的问题上他也能开玩笑。1925年在日本领事馆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溥仪举杯说：“是不是民国政府发现我们的茶壶、茶碗和炊具都是国宝呢？要不然怎么留给我们的这么少？”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溥仪随之搬到满洲，成了日本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那里他被称为康德皇帝。溥仪仍然占有着那些他和溥杰当初偷偷转移出紫禁城的典籍、书画等藏品。虽然在天津卖掉了一部分，还把一些当礼物送了人，但大部分藏品都被装船运到了满洲，藏在长春溥仪宫殿（原盐仓所在地）后的小白楼里。
整个二战期间，溥仪做着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后不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位日本军方代表授意溥仪收拾一点细软，做好逃跑的准备，逃跑的目的地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镇，从那里再伺机逃往日本。准备逃走的时候，溥仪选择了他最重要的“宣统”御玺随身携带，这枚玺上镶有八块交错互扣的玉。他还在随从的箱子里塞满首饰和璞玉，带着家人随从一起逃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把他和他弟弟从紫禁城里潜移出来的大部分艺术品丢下。
8月18日，溥仪在沈阳机场等着飞往日本时，被一位俄军指挥官认了出来，他向溥仪伸出手说：“是溥仪先生吗？”随后，这位指挥官将溥仪押送到苏联监禁起来。溥仪在苏联一直待到1950年被移交给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在新中国又被监禁了几年。出狱后，溥仪生活在北京城，在这座昔日的皇城里做了一名园丁，自食其力度过了余生。
◎ 清室善后委员会
从1924年11月5日下午末代皇帝和皇后被断然命令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刻起，皇室留下的珍宝就处于危险之中。这高墙金顶的庞大建筑实际上变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
为了防止偷盗，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在溥仪出宫后的第一天，摄政内阁召开会议，任命李煜瀛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员，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曾经在1924年的第一届国民会议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还帮忙使庚子赔款中法国的那部分得以归还中国。作为一名公认的进步教育家，在决定逊清皇室的命运上他是最有资格代表政府的。
善后委员会控制了紫禁城及城里的所有物品。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玺重要的象征意义，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个御玺全部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放回以前的地方，并加封上锁。同一天里，善后委员会的其他13名成员也被任命，8个代表国民政府，5个代表满族皇室。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部就职，两天以后，委员会决议对宫廷物品进行点查，编制一份完备的清单。尽管逊清皇室的5个代表拒绝参加，善后委员会还是就有关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于1924年11月24日开始进行点查工作。
李煜瀛让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负责重要的古物馆，以便帮自己分担对宫廷珍宝负有的重大责任。中国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易培基作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初次为人所知。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灭，便去了日本，成为当时很多留洋人员中的一个。回国后，易培基致力于现代化教育。因为卷入了一场把本地军阀赶出湖南的运动，易培基被迫从他的家乡长沙逃走。他来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顾问。1923年孙中山委派易培基为他常驻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务是和西方国家谈判收回庚子赔款。1924年年末，几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被吸收进来协助编制宫廷物品目录的工作。这几名学生中就有那志良和庄严，从这次点查工作起，那志良和庄严就开始了在故宫终其一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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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4）
◎ 点查藏品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分国有和私有财产。“国有”最初被定义为历史遗物，“私有”则指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在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编目成员认为具有历史价值。庄严回忆了编目的过程，一个人负责记录，一个人负责鉴别，另一个人给每件物品编号，第四个人贴标签。这样的四人工作组里面，只有做鉴定和贴标签的人被允许触摸这些物品。现场还有一位摄影师随时对不寻常的物件拍照。没有人可以单独留在宫里；工作组离开要随时上锁；只有特定的时间工作组成员才能出宫；所有的行李都要经过检查。这些防范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后制定的，当时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监中间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重要书法作品，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规定。
编目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数字目录体系，以文物所藏位置为主要基础。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种类和年代进行了归类。最后，被编进目录的大约有9000多件书画作品或碑帖、一万多件宋清之间的瓷器、5000多面青铜镜、700多件其他青铜器、1600多个印章以及不可胜数的玉器和成千上万的小艺术品、挂毯、景德镇瓷器等。
进行编目的最初几个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间的冬天，易培基冒着严寒每天都待在宫里。烧着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减缓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砚里结了冰，毛笔又僵又硬，工作人员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为了保护脚，那志良穿上了厚袜子。要买更多的炭烧火盆，还要给年轻的学生和卫兵支付工资，这些都需要钱，可是政府不愿意付这笔曾经承诺过的款子。
1925年4月，宫里发现了巨大的储藏室，易培基让人卖掉了其中的一些储藏品，为进行中的博物馆工作提供资金。卖掉的东西包括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和衣服，这些都是对博物馆收藏来说不太重要的种类。但是，卖这些东西得到的钱也仅够支付第一年的炭钱和工资。
尽管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还是充满了兴奋和惊喜。庄严还记得，当他和这个新工作组的其他成员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内廷时，他们曾经满怀敬畏地想，他们是第一批见到内廷的“普通百姓”。1970年访问庄严时，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心情，试想，一个年轻的学生将被允许穿过紫禁城的城门，走过长满青草的庭院，将头一次进入先前的内宫禁地，真是太神奇了。
1924年年末发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员欣喜的事情，在坤宁宫发现了一个圆形双柄青铜器，器物侧面刻有铭文，通过这些铭文可以断定这件青铜器是王莽时期（公元9－23年）著名的谷物量器。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是在1925年，这一年发现了一组装了1000多件书画作品的木箱子，显然这些箱子是准备好要装船的。1925年还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1924年溥杰从紫禁城偷偷带出的所有文物的清单都被发现了。在后来努力找回那些艺术珍品的过程中，这些清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点查工作完成后，新的博物馆在1925年10月10日（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开放，并被称为“故宫”。
开放典礼在乾清门举行，有很多政界要员出席，此外，还有2万多名花了一元钱买门票进来的人，他们都想目睹一下宫廷珍宝。黄郛（时任摄政内阁的总理）发表演讲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
直到1945年北京结束被日本占领的状态以后，博物馆的计划才得以彻底实现，那个时候距离易培基去世的1937年已经很久了。日本侵略战争和中国国内战争使这个博物馆和其中的收藏陷入了长达20年的混乱。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1）
日本侵略战争、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内战使中国陷入漫长而剧烈的战争之中，此时皇家藏宝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的首府沈阳。在日军肆意蹂躏满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担心日本侵略军下一步就要逼近长城关口。面对日军的侵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做出了一个果断而又大胆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