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拿摹Ｒ蛭呛蔚热宋铮氖且桓龅ゴ克枷肴宋铮克鞘澜缱疃嗳丝诘墓业淖罡吡斓颊撸晕宜得唤鍪谴笏枷爰遥故谴笳渭遥辛礁龌镜牟忝妫核枷氲牟忝婧驼尾僮鞯牟忝妗�
毛觉得因他退据二线，中国和党内出了大问题了，他说，他是有意“大权旁落的”，却没料到，刘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联系到几年来刘的一些思想主张，特别是1964年下半年刘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刘有“取而代之”之意图。刘向毛检讨，说对毛尊重不够，但在毛看来，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毛以后说，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就看出问题了，但是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还不是一回事，这就是看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现实的能力。此时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条件并不成熟，简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据二线，刘处在一线，而且刘的这个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从1945年中共七大，刘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来全党也接受和习惯了刘的这个角色，刘好像干得还不错，威望越来越高，刘对全党的领导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来也很团结，面对这个局面，毛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
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除了幼儿，个个都知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尽管如此，毛还是心知肚明，党内外都有一股非议他的潜流，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迎头痛击？毛选择了后者，当务之急就是突出宣传毛和毛泽东思想，以修补受到损伤的伟大领袖的威望。毛亲自出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号召全军学毛选，毛随即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林彪的鼓动下，对毛的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刘少奇虽想降温，但无可奈何，因为刘少奇是最早宣传毛和毛思想的，他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来会使毛和林产生严重误会，二来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否定。
其次，中苏论战给毛提供了把国际和国内反修战场连成一片的正当性。刘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苏联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而在国内实行一条务实的路线，但是这一来就有了矛盾和断裂，毛则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毛说苏联变修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其关键点就是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投降帝国主义。毛在1964年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毛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事，调动全党全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例如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苏修卖给我们的机器傻大黑粗，价钱还贵。刘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调子反修，但刘作为“反修战士”，总显得底气不足，因为“1962年的右倾”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厣，没有几年，毛果真就给刘戴上一顶铁帽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再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件”。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间似乎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但毛所处的“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年应召开中共九大，此时开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下面就要讲到“准备”的问题。我现在说的“准备”，有两个依据：1，毛和其它“中央首长”（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期间对这个过程的叙述，2，是我个人，也就是后人，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我认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说毛当时就要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要“改变”。文革真正的准备是在1965年开始的，它的直接表达，用毛的话说，就是要刘少奇下台。当然，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赶刘少奇下台的运动”，那无法包含毛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称，开始它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为发动文革做了哪些准备呢？
1，意识形态的准备。毛一辈子都有一个特点，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在理论上先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六十年代后，毛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时期那样自己动手写鸿篇巨制了，他的一些片断的谈话，需要理论家帮他完善，使之系统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刘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资源，同用一批“秀才”、“笔杆子”，这些人中有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许立群，王力等，胡乔木则在1963年初就因病离职疗养了。毛逐渐觉得北京的这套“秀才”班子还不够用，就又通过江青，在上海另组一个小班子，为首的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家，前期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为主，后期就是张，姚，帮助毛建构起文革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军队系统率先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党的宣传机构也迅速跟进，几个核心概念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到处有，党外有，党内有，知识分子中更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老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和毛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经过多年的密集的宣传，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2，组织方面的准备。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对军队干部有着特别的信任，认为军队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小，1963年后，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党政系统，同时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军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复以中央的名义，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提高他们的威信，为未来取代中央一线预做组织上的准备。在1966年春，又组织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组等等。
1965年10月，毛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24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再批判《二月题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从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彭罗陆杨”。
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领导人有什么“理论著作”，就连号称“理论家”的康生，在建国后也没写过一篇“理论作品”。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为了要从认识论的高度解释困难时期全党犯错误的原因，刘特地把自己抗战时期的旧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重新翻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毛迅速作出反映，几个月后，1963年初，毛针锋相对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等等，刘的任何一点和毛相异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再有，就是刘少奇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刘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风头太健，当年夏，刘携夫人王光美去了14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刘则一路开讲“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中共党内，由领导同志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毛从没这样做过，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更不会坐镇现场让邓颖超做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1964年8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年刘“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刘可能认为自己为党为国，问心无愧，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刘一步步进入了包围圈。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