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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众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刀刃卷曲。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使用的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看上去就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朱元璋何须除去“小明王”
杨 军
后人论史，每提及“小明王”韩林儿之死，大多认定是朱元璋下的毒手，似乎已成定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韩林儿应朱元璋之请南下，途中舟覆而死。在《明史》中多处有相关记载，如《明史·韩林儿传》说：“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联系朱元璋后来大肆屠戮功臣的毒辣和残忍，如此推论看来也顺理成章，夏《明通鉴》就是如是判断的。
朱元璋出自郭子兴麾下，自属红巾一系，名义上确算韩林儿部下。不过天下大乱之际，群雄并起，“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称王称帝者有徐寿辉、张士诚、赵均用等，不乏其人，这种名分上的归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明史·太祖本纪》）当时郭子兴已死，正是朱元璋自立门户、独自打天下的开始，此举无非留一条避免将来可能孤军作战的后路而已，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十二年来，朱元璋并没有对韩林儿称臣，也更不曾依仗过他，除了共用一个“龙凤”年号，二者不过遥遥有政治上的呼应而已，连军事上的同盟都谈不到。当然，客观而言，也正因为刘福通“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让元朝疲于应对，才给了朱元璋壮大实力、从容平定东南的机会。
乱世有乱世的生存方式，依附归属完全处于利益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便宜。朱元璋势力强盛之后，元帝也遣使招安，只不过朱元璋未曾表态而已。其他如陈友谅出自弥勒教，该算徐寿辉的臣下，也打徐寿辉的旗号，但徐兵败来投，他即杀之，兼并其部。张士诚、方国珍对元时叛时服，尽管曾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这样的高官，一看局势改变就变卦。至于年号，那更是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一般人等谁会在意这个？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军阀的反复无常相比，尽管有足够的资本，不过基于政治上的低调，朱元璋能把“龙凤”这个空招牌扛了十二年，算比较有始终的一个了。
正当朱元璋稳扎稳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韩宋却是江河日下。刘福通胃口太大，又是北伐，又是西进，有一路人马甚至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兵力分散之后“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被元军反击之后，连根据地都难保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来袭，围攻安丰，刘福通已是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只得向朱元璋求援。其实朱元璋要摆脱这个空头上司，坐而不救是最佳策略，但朱元璋却不顾刘伯温劝阻，执意援救，“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福通部就或败或乱或降，已经显示出唯能自保、无力逐鹿的颓势了，任其自生自灭不会对朱元璋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当时朱元璋最大的劲敌并非张士诚，而是陈友谅。“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这个理由有点勉强，事后朱元璋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明史·太祖本纪》）若非当时陈友谅战略失策，也许争霸天下的局面还会延续更长时间。不过，这种为义所使、不避利害的举动说明朱元璋的江湖豪气尚在，还未被赤裸裸的利己思维和功利权术意识完全湮灭。
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朱元璋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成为逐鹿天下的人物，继而成为时代风云际会的宠儿，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朱元璋和同时代的众多枭雄相比，更少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进行冒险的政治赌博；其能力、信念、人格更禁得起乱世考验。因而更具众望所归的个人魅力，能整合出一个同心同德、令将士用命的集团。这是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辈做不到的，此类枭雄虽熟谙厚黑学，能横行一时，但完全拘于眼前利益和个人虚荣，最终不免众叛亲离，难成大业。
刘福通既亡，韩林儿则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何况这个“张无忌”既没有绝顶武功，身边更无高手环绕。“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那时的朱元璋，方国珍降后“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尚且能容，这样的一个韩林儿，随时可以让他“禅让”，所以在这个时候除去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陈友谅败亡，朱元璋进吴王位，又两年，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相继败服，朱元璋即帝位，这一切都顺势而行，如同水到渠成。
关于韩林儿之死，据《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举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为邀功的擅自行动吗？可能性应该大于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因为除了廖永忠，连同赵庸兄弟“后亦有过不得封公，与永忠类”。若为朱元璋授意，要么早早灭口，要么授以公位稳其心，这样的做法实不合情理。韩林儿之于朱元璋的妨碍，仅仅就是一个名分和“龙凤”年号，这对于乱世而言，构不成登基的阻力。只要威逼利诱一下，就可让韩林儿屈服，或不予理睬，直接将其撇到一边，随便封个王养起来也无不可，毕竟韩林儿连方国珍都不如，根本没有翻身之术。真的要除去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完全可以做到不露痕迹，制造如此张扬的翻船“事故”实为画蛇添足。后人的猜度，多为书生之言，春秋笔法，似不足为凭。
悲惨的官员和严厉的反贪
当年明月
在所有的恶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官员们的悲惨命运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并不过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那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里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贪污的方法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铸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粮食放入斛中，要呈尖堆形，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口，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部分谷粒就会震落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扫除一切###者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洁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打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
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
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甲申年的杀人有“道”
吴茂华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