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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Qī。shū。ωǎng。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
宋设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知枢密院事一直由文官担任。其实，北宋的边关统帅也都由文官担当。比如，宋仁宗时，镇守西北防御西夏的两位统帅，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范仲淹，时称“韩范”，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南宋沿袭旧制，仍然由文官指挥军队，并且每支部队的规模、编制，都有一定的限制。
岳飞独立成军时只有正兵万人，但在###太湖杨么、钟相起义后，吸收了大批原起义军士兵入伍，军力大大增强，总兵力增至10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诏令岳家军以“三十将为额”，就是想以军官数量来限制岳家军的扩张。但随着岳家军不断打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不久即增至84将，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编制限额。因为宋高宗不吭气，枢密院对此也无可奈何。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一开始和岳飞发生冲突的恰恰就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张俊。张俊原为翰林院编修官，因勤王有功，且力主抗金，受到高宗皇帝的信任，迁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军委秘书长。他指挥全国的抗金军事行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知枢密院事只是个正二品的文官，而受他指挥的岳飞因军功赫赫已被皇帝拜为太尉，官居一品。将帅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微妙。绍兴七年（1136年）岳飞计划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合诸将之兵北伐。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赞许他的计划，并下诏将王德、郦琼两支部队交由岳飞统一指挥。但张俊不想岳飞军力太过扩张，想另外安排这两位将领，于是找岳飞商量。岳飞认为如果那样安排，恐怕两人不服。张俊当即变脸说：“我当然知道，除非太尉（指岳飞），谁都不能胜任。”岳飞与张俊发生冲突，心情也很不愉快，当日便上奏章，要求解除兵权，回去为母亲服丧。张俊大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一意想兼并其他部队，提出回家服丧，是对皇帝进行要挟。而秦桧在一旁也流露出“忿忿之意”。在皇帝的默许下，张俊不但坚持自己的安排，并且还派都督府参谋官张宗元担任岳飞军队的监军。这引起了岳家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岳家军主将张宪称病不理军务，其他将领如法炮制。而且“部曲汹汹，生异语”。这件事更增加了朝廷上层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疑虑。岳飞被杀，秦桧便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陷害的理由。
不久，郦琼叛变投敌，张俊引咎辞职，秦桧接任枢密院事，接着又担任了宰相。秦桧是主和派的领袖，受到高宗的信任，一直与金人周旋，力图创造和议局面。这样，一心想依靠作战收复河山的岳飞与秦桧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绍兴九年（1138年），当秦桧声言和议已取得进展，金人将归还南宋三京及河南之地时，岳飞上奏章反对说：“金人不可相信，和议不可依赖。相国（指秦桧）为国家谋划不善，恐怕为后世留下笑柄。”皇帝看了岳飞的奏章后，便将和议之事搁下，秦桧因此对岳飞恨得咬牙切齿。
绍兴十年（1139年）岳飞率大军北伐，郾城一战，消灭了金兀的骑兵主力，接着又取得朱仙镇大捷。他打算乘胜前进，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对岳飞的胜利却忧心忡忡，高宗急令岳飞班师，并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抗争不过，悲愤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诏岳飞赴江州救援。岳飞却迟迟不肯发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空虚，准备直捣中原。高宗为此竟连下十七道文书，岳飞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对岳飞的抗旨行动议论纷纷。而一直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的岳飞，哪里知道，因为自己率性的行为，已经种下了被罪的祸根。
宋高宗一方面对以岳飞为首的抗金将领优抚有加，勉励他们努力作战；而另一方面，又默许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削弱武将兵权恢复传统体制的措施。此时，在南宋的朝堂上，“文武之途若冰炭之合”。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诉自己的苦闷心情：“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
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
张居正：中国唯一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李国文
一提张居正，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担任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政敌都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太监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章去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
彭 勇
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也令人瞠目结舌。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的，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分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于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才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傲慢，二是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