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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不久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指挥部临时架设的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
11时，他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徐克江机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机组人员合影留念。
在时间上，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7）
回到基地本部以后，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
聂荣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已经吹到了基地，人们从上到下分成两派，在试验氢弹前后的时间里争斗不休。
聂荣臻在临离开基地前，站在飞机的舷梯上，对两派群众说了句语重心长而又深富哲理的话：“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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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不祥的预兆（1）
从1965年冬天起，到1966年5月，###、罗瑞卿、彭真、陆定一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遭受诬陷迫害。
聂荣臻从事态的发展中，逐步感受到了这是些不祥的预兆。
1966年春天的杭州之行，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印象。
4月17日至2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康生、陈伯达，以及各中央局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萧华、江华、汪东兴等，共二十多人。
会议的内容和决定，实际上都体现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了。
聂荣臻在杭州参与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是很不理解的。
首先，围绕着《海瑞罢官》、《二月提纲》的争论经过，他由于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的问题，理不出个头绪来。
其次，聂荣臻与彭真是老战友，对彭真上纲到指名道姓，说他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样的结论，聂荣臻难以接受。
三是，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上升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他也无法理解。
5月21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五天，又发生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安###然逝世的事情。
更加加深了聂荣臻的不祥之兆的感觉。
安东，14岁参加革命，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37岁时就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他才思敏捷，精明强干。
聂荣臻很喜欢这位年轻得力的助手。
在聂荣臻的推荐下，安东担任了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防科委秘书长、副主任。
从国防科委成立起，一直主持国防科委的常务工作。
21日中午，聂荣臻散步时边走边叹息说：“安东今年才48岁，喜欢体育运动，会打乒乓球、网球，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
怎么这样突然地去世了，真是可惜！”当天晚上，他接到报告说，北京医院尸体解剖的结论是，安东不是死于心脏病，心脏只有轻度病变，而是因为误服了大剂量的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才死亡的。
一位担任大军区级职务，又掌握着导弹、原子弹等高度机密情报的高级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聂荣臻说，这可不是好兆头。
安东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始终没有搞清楚，1973年，国防科委党委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后，为安东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结论。
《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极“左”思潮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有些地方，对人的迫害到了疯狂的程度。
聂荣臻感到，危险正日益向科技界的知识分子逼近。
不仅发生了安东非正常死亡的事情，6月2日，发生了中国科学院的某位知识分子，出访荷兰时，在所住的旅馆跳楼，抢救无效身亡。
7月6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某位知识分子，刚由大庆回到北京，也跳楼身亡。
不久，上海市科委主任舒文向聂荣臻报告，上海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近期发生了8起自杀事件，其中有5人身亡。
这一连串的事件，使聂荣臻深感不安。
作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在知识分子面临困境的时候，聂荣臻不会无动于衷。
于是，他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一个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
文件被定名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草稿（以下简称草稿）。
“草稿”共约3000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科技界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该予以团结保护，要打击批判的只是少数右派；二、即使是右派，还能做点科技工作的，也要给以长期的教育改造，使其悔改，重新做人。
第一节不祥的预兆（2）
有些坚持不改的，暂时搁起来，什么时候放毒，再予以批判；三、“有些年老体弱，行将就木”的科学家即使群众意见很大，也只进行背靠背的批判，不搞面对面的斗争；四、科研机构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侮辱人。
“草稿”6月23日上报以后，聂荣臻希望尽快得到批示，使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免遭厄运。
几经催问，6月27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答复说：现在中央很忙，没有时间讨论，可以将文件草稿发给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到7月5日，各方面的意见基本上都汇总起来了。
“草稿”引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都表示热烈拥护。
在所提出的31条意见中，大多是属于文字表达方面的。
其中有两条实质性的意见：一是，要求扩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中派的适用范围。
二是，希望把“草稿”中（包括标题）提到“自然科学家”的地方，一律改为“自然科学工作者”。
两条意见，目的都是想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包括进保护对象的范围之内。
聂荣臻非常高兴，这正符合他的愿望。
7月5日当天，秘书遵照聂荣臻的指示，以最快的速度，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整理了出来，又起草了一个通知稿：定于7月7日上午9时到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所在地，讨论修改“草稿”，以便再次上报。
陈伯达7月6日在通知稿上批：“请聂荣臻主持，我这几天有事，不一定来参加。
大家修改后，我可以来同他们斟酌。”
当时中央文革已经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陈伯达不到会，显然这个会就开不成，开了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7月12日，聂荣臻在打给陈伯达的电话中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
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
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陈伯达答复：这件事太麻烦，又要定原则，又要进行排队，弄不好会有很多意见，等等再说吧。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要制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聂荣臻再次向陈伯达提出，在上述决定中，加上保护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内容。
他对陈伯达说，你认为麻烦，可以写得简明扼要些，只要能起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行。
这次，陈伯达倒是同意了，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和当时已调到中央工作的陶铸，也支持在“十六条”中，要有保护科学家的条文。
于是，在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里面，专门写了第十二条，标题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第十二条的全文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文字虽短，但“草稿”的主要精神都有了。
这使聂荣臻感到欣慰。
7月30日下午，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戚本禹来的电话：中央文革想今天下午召开个大会，在会上讲讲政策，由中国科学院各单位派人参加，叫征求一下聂荣臻的意见。
聂荣臻说，既然是中央文革要向科技人员讲政策，那当然好，我同意开。
经过紧张的工作，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有科技人员等7900多人参加的科学口第一次群众大会，号称万人大会。
会议一开始，中央文革主持会议的人就号召大家要当陈胜、吴广，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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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不祥的预兆（3）
然后指定一些造反派代表发言。
造反派代表在发言中，喊出了打倒张际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口号。
接着，又点了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的名，说尹达也包庇坏人，反对毛泽东思想，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接下来是国家科委机关造反派头头张本发言，她共讲了19条意见，逐个指名攻击了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公然逐条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批判1962年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
张本在发言中还多处影射攻击聂荣臻。
如说：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只要一爱国、二拥护社会主义；主张科技界党支部只起保证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高唱先立后破，反对毛主席的先破后立；主张对科学家搞物质刺激，评学位、学衔、大学生一毕业，实习期满工资就给100元，科学家最高工资可到500元（同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一样高），主张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重奖等等。
众所周知，张本批判的这些内容，都是聂荣臻提出和反复强调的主张。
聂荣臻越听越生气。
造反派代表发言完毕，会议主持人要聂荣臻讲话。
聂荣臻说：“我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是请别的同志讲吧。”
就这样，他对会议进行了抵制。
接着是江青讲话。
她先大言不惭地说：受毛主席委托，问大家好。
又说“要做同志们的小学生，向大家学习。”
然后就东拉西扯，指桑骂槐，说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最后警告说，听不得批评意见，压制民主是错误的。
康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以后陈伯达作了长篇讲话。
他从西方文化，扯到东方文化；从“文化大革命”，扯到科学技术发展；从辩证法，扯到破除迷信；从反对修正主义，扯到农村包围城市……聂荣臻没有等陈伯达讲完，就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前离开会场，回到家里，已经快午夜12时了。
他临睡以前，总要散会儿步，他对陪同散步的秘书说，今天的会议不是说要讲讲政策吗？原以为中央文革的人会讲讲6月份我们上报的那个文件精神，结果主要是造反派对许多同志的点名攻击，又攻击“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实在叫人气愤。
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们完全是在搞突然袭击，叫我怎么讲话！今后，看来科学战线将会更乱，日子会更难过了。
以上这些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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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些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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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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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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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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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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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第一节不祥的预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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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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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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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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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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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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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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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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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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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抗争！
兴拐？
所抗争！
拐？
抗争！
拐？
争！
？
！
第二节二十八昼夜事件（1）
1966年8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以下简称“北航红旗”）的200名学生，来到国防部大院门口静坐，提出要求：国防科委承认派到北航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立即返回学院，同学生辩论；工作组组长、国防科委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到学院随时澄清解答问题。
这些学生声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以后要求不断加码，要赵如璋和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罗舜初到北航去与学生同吃同住，以便随时澄清解答问题，要罢赵如璋、罗舜初的官，要国防科委搬到北航去办公。
他们在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贴大字报，无休止地纠缠国防科委的工作人员，胡闹了28天，到9月22日才撤走。
北京航空学院，是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管理的11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之一。
运动初期，国防科委遵照北京市委的指示，向北航派出了6人工作组，帮助学院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运动初期，有个学生贴出了一张名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里面有许多歪曲不实之词，引起许多师生的不满。
工作组顺势发动师生进行辩论。
结果是，少数人支持“无头黑线”，大多数人反对，学院师生形成了两派。
这少数人后来成立了名为“红旗战斗队”的组织。
他们比较孤立。
到7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
7月28日，戚本禹接见“北航红旗”的代表，对学生们说：“我看很多工作组不好，贴大字报把事情揭露清，同学们会跟你们跑的。
工作组不愿革命的罢他们的官，犯错误的可以留下检讨，不能让他们溜了，让他们做你们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