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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救助受伤的百姓予以医治。”正在这时，张轸军长也爬上屋顶来向林蔚汇报，他说：“由曼里经潘旗、孟柯退守桑凯的82团第1营，被敌压迫，已退回雷诺。据守孟崖的82团第3营，已遭到优势日军猛攻，于27日午后2时撤退，正经由曼帕（Nampaung）向腊戍以东的孟窑（Mongyao）转进。守南伦的84团主力从今（27）日14时起又遭优势日军围攻，该部正与敌激战，恐难久持，已嘱其尽力坚守，万一不济，也应坚守到28日拂晓前撤退。”张军长最后还说：“战况急变，形势益危。据新29师马师长电称，先遣的85团28日晚可到腊戍，该师主力最快也要29日午后方能赶到腊戍。看来我们在腊戍既不能指望现在曼德勒的第5军来援，也不能依靠200师和第6军的支援，更无法期待国内会派兵飞临腊戍助战。只能依赖新28师这2个团、彭克立的1个营和军直属部队的拼死抵抗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们守腊戍的目标究竟是固守待援必须死守呢？还是为了其他部队的撤退而阻止、拖住敌军呢？任务不清、目标不明，这个仗叫我们怎么打呢？请参谋团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吧！”
林蔚对张轸说：“我深知你的难处。你现在兵少任重、前途极其艰险，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饮呀！”他又说：“25日夜我带着委座24日的手启密电到皎克西开会，会上我和杜聿明、罗卓英先后提出了救援腊戍的方案，却遭到了亚历山大和史迪威拒绝。以致腊戍弄成了这样非常危急的局面。现在只好请你把外面的部队尽可能撤回到腊戍和细胞，以现有兵力机动使用。机关的官兵都应配发武器，实行战斗自卫，各个战斗岗位统一指挥。”张轸听完后，立即表示一定遵办。随即赶回军部同刘伯龙、张勋亭商议应急措置。
27日21时30分，敌松井部队（步兵第113联队）突破我据守细胞的第84团第3营阵地，遂向细胞各处攻击，完全加以占领。而后该敌便分兵向西面的叫脉（Kyaukme）和东面的纳朗（Namlang又称南窑）猛攻，我据守南窑的82团第2营虽曾奋力抵抗，终因兵力太少、未能阻敌，只得向腊戍撤退。该敌遂将刘伯龙的师部团团围住，正在危急中，适张军长亲率特务营和84团赶往增援，将敌击退，方转危为安，救出刘伯龙等一同退到腊戍。
28日，林蔚令肖毅肃率参谋团在韩信钦的警卫5队护卫下，乘汽车撤往保山。令我带着张道平的宪兵排（临时配发3挺轻机枪和手榴弹、步枪）和1部电台、译电员、卫士、电话兵，准备好5部汽车，跟着林蔚仍然留在腊戍，陪同张轸、刘伯龙一直坚守到28日傍晚。这时敌已逼近，而新29师85团的先头2个营刚刚到达腊戍，正在下车，立即将其派往火车站加入那里的激战。林蔚见势不妙，即令张轸亲率警卫营和84团迅速退到新维（Hsinwi）布防，由刘伯龙在腊戍继续拒敌。
滇缅大溃退（4）
入夜后，敌攻势更加猛烈，老腊戍
、火车站等处阵地，先后被敌突破，我军还保有新腊戍防御阵地，林蔚即令刘伯龙只留必要部队继续据守新腊戍，由他自己亲率大部退守贵街（Kutkai，又称“古凯”或“古开”）。我便护卫着林蔚，等到刘伯龙率部出发后，他才坐上汽车，怅然神伤地离开曾在此生活、战斗过60天的地方。林蔚之所以对这次的离开倍觉伤感，主要是缅甸这一仗，按照他原来的规划，让中国远征军于1941年年底前开始入缅，配合英军先举行缅南会战，于日军由泰国进入缅甸之初，就将其歼灭在泰缅边境、萨尔温江和西当河之间地区，其胜算极大。却由于英国人不肯合作，使我们坐失掉这次取胜的战机。后来的中英军事合作仍然不如人意，结果相继中途放弃了“同古会战”和“平满纳会战”，遂导致缅甸战局一步一步地走向逆转，走向恶化。特别是4月25日深夜在皎克西盟军首脑会议上，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竟然拒绝接受他和罗卓英、杜聿明分别提出救援腊戍的建议，遂导致腊戍不守，全线溃退，损失惨重。林蔚面对原本可以打胜，结果却遭到惨败的缅甸作战，叫他怎么能不引起万千的感慨和极度的失落感呢？战后，有人把缅战失败归咎到林蔚头上，我作为自始至终的缅战亲历者，对此有责任敢证其谬，还林蔚以公道。
4月29日中午，日军完全占领腊戍，我留在新腊戍、老腊戍、火车站等处继续抗击日军的小部队和少数自发留下来拒敌的零星官兵，纷纷夺路突围而走。
5月1日，日军攻占新维，张轸率新29师所部退到畹町，旋移守遮放。
5月2日，日军攻占贵街。刘伯龙艰难突围而出，率残部退到遮放与张轸、马维骥会合。这时，林蔚正在遮放，亲自督促张轸指挥其残部及刚刚由保山赶来的93师补充团（按野战步兵团编组装备，具有战斗力）和第5军装甲兵团1个战车连，在遮放南面的东山及其西面的户那占领阵地，阻击来犯之敌。张轸在阵地上听说敌战车群正沿公路向这里冲来，情急之下，遂令第5军装甲兵团营长鲍薰南将该营12辆战车横塞道路，以图阻敌。我正在张轸身旁，听他此言一出，不禁诧愕难制，便冒冒失失地对张军长和鲍营长说：“应当充分发挥战车的机动性和火力去打击敌战车、而不应该把活的战车当作死的障碍物用。我斗胆建议：请将我军这12辆战车梯次埋伏在路旁密林中，乘敌不备，用我战车上的火炮摧毁敌战车，同时由工兵在路上埋置炸药爆破敌车。”鲍薰南和李卓连长也都主张照我的办法迎战，张轸也转而赞成。李卓连长便要我与他同乘1辆战车，他握机枪，我当炮手，全连12辆战车便迅速依次隐蔽在路边，利用丛草树枝将战车伪装起来，使敌难以察觉。与此同时，工兵则在道路上埋设地雷，并予以伪装。我令宪兵排除留1个班护卫林蔚、张轸外，其余都埋伏路边，保护战车。部署刚刚停当，敌以装甲车为前导，战车紧随其后，敌步兵则攀坐在车上，运兵的汽车紧跟战车之后、漫不经心地沿公路向遮放驶来，当敌车驶进了我布雷区内，立即引爆地雷，敌装甲车、战车、运兵汽车半数被炸毁炸伤，动弹不得，被烈火吞噬，汽车上的敌兵也在遭我埋伏路旁部队的猛烈射击非死即伤；我隐匿在密林的战车则在地雷爆炸同时向敌战车、装甲车开火，打得敌车中弹爆炸燃烧，战后统计共计毁敌战车6辆、装甲车3辆、汽车13辆，打死打伤敌兵数百人，创造了中国远征军全线溃退中惟一的一次大胜仗。林蔚闻讯，立命张轸迅速撤退，沿公路向芒市、龙陵转进，再在那里设防阻敌。但因指挥组织失控，从此又出现了最乱杂无章、争先恐后的大溃退局面。事后，张轸在其回忆文章《入缅抗日20天》中有这样的记述：“5月3日，我带卫士30多人，战防炮2门，占领龙陵以西高地［笔者注：这实际上是龙山镇西侧的滚龙坡］布防，速令刘伯龙师长带领其残部来此接防。当日16时，刘伯龙方带着1个护路队来此，在途中遇敌，一触即溃，刘伯龙仅以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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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史迪威身边（1）
5月4日，因连日狼狈混乱撤退，造成千余辆汽车阻塞在路上，行进速度比步行还要慢，敌军尾追乱射，不但伤亡大增，而且更加混乱。直到5日晨方退到惠通桥，而敌之追兵已至，各部抢过惠通桥时更是拥挤不堪，混乱已极。幸我36师已赶到怒江东岸在惠通桥东岸布防，为防止敌军夺桥，遂将桥炸毁。但敌军数百也强渡过江，经我36师奋力反击，敌大部被歼，残敌于8日退回怒江西岸与我隔江相峙。
4月24日，蒋介石电告史、罗、林、杜4人“对腊戍应有紧急处置”的同时，另电54军军长黄维令其将滇越边境防务交52军接替，速向昆明集结、准备驰援缅甸。因52军未能按时前去接防，导致54军最快也要到5月1日方能抵昆。无奈缅甸战局剧变，4月27日夜敌占细胞，蒋介石遂改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立即率71军车运滇缅边境迎战日军，责令黄维接替宋希濂任昆明防守司令，54军守卫昆明及四周要地。5月4日，黄维得知林蔚回到了保山，立即驰电慰问，并表示要调我回54军。林蔚知道参谋团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即将撤销，便欣然同意，随即将我找去告知此事。他说：“参谋团将要撤销，现正赶办缅战善后事宜，我原来打算让你随我回重庆军令部工作，你可以乘机准备报考陆大。现黄维来电要你回54军当炮兵连长，你意何为？”我答道：“考陆大是我的目标，不过我是黄埔17期毕业的，2年内还无报考资格，所以我很想去带兵打仗。”林蔚说：“你有进陆大深造的打算很好。要利用时间，抓住机会努力准备。现在黄军长急等着你，你应从速前往。”他说罢，就叫秘书钱斌中校给我发300元服装费，说是由缅甸退出时每人都有损失，经军委会批准向参谋团官兵按级别发给此项费用，以示体恤。
黄维是一位严以律已并严格要求部属的领导，他对我要求极严却关怀备至。我从1941年8月23日随林蔚到参谋团离开了黄维，到1942年5月7日又回到他身边，在过去离开黄维这258天中，黄维曾经用军邮多次亲笔给我写信，言近指远，勖勉有加，关怀备至，令我感奋。当时黄维的昆明防守司令部驻在市内翠湖公园，副军长傅正模兼任参谋长，常驻翠湖主持日常工作，黄维则常驻黑龙潭东方竹园镇54军军部，亲自到各部队督导训练和构筑工事设防［笔者注：黄维不喜欢城市生活，尤其不屑同龙云及其参谋长刘耀汉等多接触，故很少到昆明防守司令部］。我所在山炮营驻地离军部最近，早晚点名时黄维常常会突然出现在队列旁，自营长吴琛［笔者注：黄埔8期炮科毕业，其时已改名为吴渊明，1949年退守台湾时任87军副军长兼第208师师长］以下均不敢稍事松懈。
我于5月8日拿着黄维的手令来向吴琛报到，他交给我第一件任务是修建马厩，并限3日完成。这时山炮营1连（连长陈沛新，广西人，黄埔15期炮科毕业）、2连（连长蔡济时，湖南人，黄埔14期2总队炮科毕业）的马厩早已建成，经吴琛检查均很满意。惟独第3连（原连长李盛，湖南宁远县人，黄埔14期2总队炮科毕业，性格倔强，屡屡顶撞吴琛，两人间早生嫌隙，近因马厩未能如期竣工被吴琛申斥，双方大闹一场，愤而请辞，而吴琛则报请予以撤职处分。幸54军代参谋长刘金奎与李盛关系非同一般，转请黄维将李盛调任50师战防炮连长，故派我接任）的马厩尚未完工，故吴琛限我三日完成。这既是对我考验，也是吴琛有意给我“下马威”。我与吴琛素不相识，据黄维的机要参谋施孟亢说，吴琛向黄维报请撤换李盛时已举荐其老部下邬增全继任，黄维却派我接任，这使吴琛大为不快。当吴琛得知我是黄维老部下后，他便要给我“下马威”来慑服我。我刚刚履职，便接到这样要求严厉又棘手难办的任务，加之已从施孟亢处知道吴琛对我的到来很不乐意，且有戒心。这使我觉得自己无意中走进了一个是非之地，心殊怏怏，却又不甘示弱，便恝然置之。我领军的山炮第3连有65匹骡马，188名官兵，原来同营部的弹药队、观通排一起住在一座大祠堂（钟氏宗祠）里，因吴琛要在这祠堂里办军士教导队，指定2连长蔡济时负责，便要炮3连和弹药队通通迁出，移住在附近一座佛教庙里，并规定将原来没有建成的马厩拆掉重建，还应避开寺庙。
重回史迪威身边（2）
当天我就选定山脚小河边一块平地作为建马厩的地坪，经吴琛同意后，立即派人平整地基，挖掘马粪马尿储积池，另派连副朱树森、排长温菊甫和邓程瑶带队进山砍伐建房所需木料、毛竹和茅草，连里的士兵都来自农村，盖茅草房的活人人会做，全连分为三班，8小时一班，日夜不停地干，另选有木工、铁工、竹工手艺的战士制作屋架、水槽和马料槽等器具，经过3天3夜连续不间断的突击，终于在5月11日全部完工。原来吴琛故意要刁难我，没想到我们连的官兵竟然在他限期内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他视察后嘴上虽然对我们说了嘉奖的话，我猜想他心中必然不高兴，没有达成他想为难我的目的。但是，事有凑巧，吴琛想整治我的机会竟然不请自来、从天而降。我派朱树森等去砍伐木材、毛竹、茅草，虽规定他们到深山密林里去砍伐，却没有指明地区，结果他们图便利，就近把马崇六的私人山林墓地里的树木砍了几十棵，马崇六得报很生气，便打电话告诉黄维。黄维更是气恼，要军法处查明法办。很快查明是我派兵去砍的，黄维立即命令将肇事军官押送军法处查办。吴琛派兵来逮捕连副朱树森，我即抗辩说：“朱树森是受我的派遣，责任在我。”我立即电话报告黄维：“祸是我闯的，砍树的人是我派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请将我交军法处法办，不要株连我的部下。”黄维即令吴琛将我押送军部军法处。我这山炮3连连长到职仅仅4天，就遇上了牢狱之灾，在54军特务营禁闭室关押了10天，适参谋团部分人员已由侯腾率领从保山回到昆明，整理资料向军委会写报告，要我提供资料。经侯腾向黄维联系，得知我因部下私自砍了马崇六祖坟山上的树，现被关押审查，侯腾马上回去向林蔚汇报，请林蔚救我。林蔚便用电话同马崇六商谈此事，请马崇六对我不予深究。马崇六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事涉及王楚英，只知道是54军的官兵干的，故请黄维查办，现真相已明，他决不追究，即请黄维免予处分王楚英。经此一番周折，黄维方于5月21日将我“无罪”开释，仍回山炮3连任职。我于是就连夜突击撰写缅战资料。
5月29日，史迪威来到昆明，下榻于西部黄土坡农机学校内的盟军招待所内，他拜会龙云后约会了昆明防守司令黄维。他向黄维详细询问驻云南中国军队的情况，还问到林蔚参谋团的行踪，黄维说侯腾已率领参谋团部分人员回到昆明，正在整理缅战资料。林蔚仍在保山。史迪威最后对黄维说：“你的老部下王楚英在缅甸一直做我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他工作做得很好。4月25日深夜在皎克西开会时，林蔚将军调他到腊戍督战，不知这娃娃上尉王楚英现在何处？”黄维说，看来你把王楚英教育得很好，他很崇敬你。我已把他从林蔚将军那里调回来了，现在本军山炮营当连长，你如想见他，我就召他来见你。史迪威听到这里非常高兴，便对黄维说：“我很希望王楚英能再次同我一道工作，你能同意吗？”黄维说，只要你史将军认为王楚英是你急需用的军官，我就让他到你那里去工作，都是为了打败日本鬼子这个共同目标。黄维说完立即派汽车到黑龙潭竹园镇把我接来见史迪威。
史迪威一见到我就笑盈盈地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孩子呀！我终于见到你了。希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你不再离开我。”6月3日，我随史迪威由昆明飞往重庆。6日，史迪威派梅里尔少校、埃夫列上校和我经昆明飞往印度，去见温盖特。从此我接受了新的任务，开始迈向新的征程。
温盖特传奇经历（1）
我第一次听说温盖特（Orde
Charles
Wingnate）这个名字，是在1941年12月16日。这天上午，我作为中国驻缅军事代表侯腾少将的上尉机要参谋，随其跟着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来到仰光，会见英军缅甸司令胡敦中将，向他面交中方策定的《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及附件：《组建中英联军统帅部与后勤部办法》、《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和缅人抗日自卫队办法》、《建立缅甸民防、防空、防谍体系》、《对缅甸铁道、公路、水运实行军事管制办法》。侯腾和丹尼斯向胡敦扼要说明上述各项文件的主要内容后，胡敦表示，他对中方策定的计划和办法都很赞赏，他个人倾向于接受。但因缅甸属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将军（Gen
Archibald
P？W*ell）指挥系统，必须得到他的首肯，方可实施。他立即将上述文件全部上报韦维尔。当日下午，韦维尔便密电指示胡敦：“（1）中国5、6两军暂勿入缅，可派1个团至打洛。（2）缅甸司令部即是联军统帅部。（3）可由中方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按温盖特远程突击队模式由英军提供后勤保障予以编组装备，协助英军作战，主要是对付缅奸。”胡敦则指定我负责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担任指挥官，并任英17师联络参谋。这时我才得知闻名遐尔的英国传奇将军温盖特和他的英雄事迹，心中对他升起了十分敬慕的情愫，渴望着能见到他。
1941年4月中旬，缅甸战局开始逆转，韦维尔暗中进行着“弃缅保印”的部署，4月18日，将在北非再创奇迹的基甸军司令温盖特准将派来缅甸，接管原来由我组建的、英军中校薛穆尔指挥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20日，温盖特在马丁少将陪同下来到皎克西长官部，面见史迪威和罗卓英，汇报他准备将来一旦缅甸失守，便在缅甸敌后开展远程突击战的构想，并提出要调我去领导缅甸华侨志愿队。史、罗二人没有同意。温盖特便同我面谈，详细询问华侨志愿队情况。这是我们首次相见，彼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缅甸弃守后，温盖特在印度组建“钦迪特（Chindits）远程突击队”［笔者注：钦迪特是缅人信奉的三栖神兽的名字，用以展示其突击队也象钦迪特一样神勇无敌］。分别在印度迪马普尔（Dimapur）和占西（Jhansi）设立作战与训练基地。这时，史迪威便派我和埃夫列上校、梅里尔中校、高林上尉随温盖特远程突击队，于1943年2至4月到缅甸敌后作战，探索营救失事飞行员、搜集日军情报、动员山区缅人参加抗日的办法。
8月，史迪威又派我和斯利尼上校随美军5307团（团长梅里尔中校）赴印度占西“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训练中心”，接受森林远程渗透突击战的训练，遂成为温盖特的学生。我后来被派担任史迪威驻温盖特司令部联络参谋。1944年3月5日，我随温盖特及77旅旅长卡尔弗特准将空降到缅甸敌后卡萨（katna），建立基地，从日军背后对其展开突击。3月24日，我与英军中校开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