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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美餐。在那里聚集了相当一部分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的美国侨民，而且我想我们都极力想忘却战争和德国人，并按照“美好的传统的美国方式”享受飞逝着的圣诞时光。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种“美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晚餐有火鸡和配菜，多萝西像艺术家一样做了南瓜馅饼、掼奶油和真正的咖啡，还有许多最近十分少见的优质红酒，啊，还有香槟和一棵巨大圣诞树以及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清澈的蓝眼睛、跳起舞来像阵风的可爱美女，明天她就要与丈夫一起出发前往芬兰前线，在伤员们四处喷溅的鲜血中工作了。
午夜时分，我因播音而必须离开。在德国广播公司，他们在一个办公室里树起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当我到达时人们正在跳舞、喝香槟取乐。我担心这次播音毫无疑问是有些过于感伤。我不断地回想起童年时一战前舒曼·海因克（SchumannHeink）在芝加哥演唱“安静的夜晚”时所用的腔调。“嗬嗬勋爵”（Lord HawHaw），那个在这里被称为弗罗利克（Froehlich）的英国叛徒，其真实姓名是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每天晚上会有成百万英国人在电台上听到他的声音。他和他的英国妻子也来到晚会上，但是我刻意避开了他们。后来，杰克·特雷沃（Jack Trevor）（一名英国演员，也是叛国者并为德国人作英语广播）走进屋里，看上去喝了不少酒。我对他也无法容忍。
两小时内——凌晨5点——必须乘车出发前往汉堡和基尔（Kiel），明晚我将在那里的德国舰队作一次圣诞节播音。因为我无法在圣诞节回日内瓦，所以很高兴能够有这么一次消遣。自从战争开始后，还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见过德国舰队。纳粹曾经答应我在“西墙防线”作一次播音，因为我们公司驻巴黎办事处在马其诺防线安排了一次播音，但是有人欺骗了我，将这个机会给了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作为抗议，我在晚上停止播音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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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27日（1）
这真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节。在德国舰队待了两天时间，我是第一个得到这种机会的外国人。
圣诞节拂晓前几小时即起床，但是陆军派来的司机却因为柏林的灯火管制和浓重雾气而迷了路。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向导，一位来自陆军总司令部的X 中尉。他是典型的一战军官，戴着单片眼镜，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发火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在一处黑暗的街角站了两小时，而我们的车几次经过那里。
当我们抵达汉堡后，仍然下着倾盆大雨。这个城市令我想起了利物浦。我们最终找到了码头，趟过一英尺深的积水，来到停泊战舰的地方。我花了一小时参观新型巡洋舰“海军上将希佩尔号”（Admiral Hipper），这艘战舰系泊在一个码头上。在甲板上下都堆放着大量乱七八糟的物品，但是军官们解释说它只是在进行正常维修，每艘新型舰艇都需要这样。他们发誓说这艘军舰并非是遭敌军破坏。不知什么原因，我与这些德国海军军官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当喝红酒吃三明治时，我提醒他们说英国海军部最近宣布英潜艇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巡洋舰。德国舰长冲我眨了眨眼，示意我跟他来。我们顺着一条狭窄的梯道爬呀爬，直到我浑身大汗、喘不过气来，我的外套也撕破了5处。最后，我们爬到了指挥塔。
“看看那里，”他有些顽皮地说道。约100码以外有一艘稍小一些的巡洋舰被架在干船坞里，恰好在舰体中部，即水手们所说的舯部，被炸开了一个直径足有50英尺的大洞。这是巡洋舰“莱比锡号”（Leipzig），德国舰长告诉我一枚英国鱼雷准确地击中了“莱比锡号”，但他们很幸运地将这艘军舰开回了港口。他还说，BBC声称这艘军舰已被击沉。但是它就在那里，虽然是圣诞节，仍有一群工人聚集在舰上进行修理。在我们返回汽车时，沿着河边溯流而上走了一段，我注意到35000吨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Bismarck）。看上去它已接近完工。这艘军舰及其姊妹舰都笼罩在极度神秘的气氛中，它们是德国海军仅有的两艘35000吨级战列舰。
下午晚些时候，当我们驱车前往基尔时，天气开始转冷，由下雨变成下雪，汽车在翻山时遇到了困难，因为路面开始结冰。在基尔，一些可能是代表宣传部的官员迎接了我并简短地说了几句话。
“我刚刚听说，”他说道，“你在汉堡逗留并看到了我们在那里的所有军舰。你看到‘莱比锡号’巡洋舰了吗，夏伊勒先生？”
“是的，先生，而且……”
“那些英国骗子，他们说他们击沉了‘莱比锡号’，夏伊勒先生。”
“对我而言它的确不像是被击沉了，我必须承认，而且我将很高兴在播音时宣布我已经看到了它，它并未被击沉，但是那个……”
他以一声大吼打断了我的话。“夏伊勒先生，那就好。你将答复这个卑鄙的英国谎话，是吗？你将告诉伟大的美国人民事实真相。告诉他们你已经亲眼看到了‘莱比锡号’，是吗？而且那艘军舰完好无损。”
我还没来得及插话，他就将我推上了通往一艘海军汽艇的跳板。我转向陪同我前来的中尉表示抗议。但他的单片眼镜已经掉了下来，脸上满是悲哀，于是我也放弃了抗议的努力。无论如何，在这伙人中他能说些什么，而且现在又有几名等候在汽艇中的海军军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驶进基尔港，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整个德国舰队都因圣诞节而集中在这里。我注意到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Deutschland），两艘“科隆”（Cologne）级巡洋舰（近几天在柏林我突击钻研了德国海军舰艇的型号以便能够分辨，当一名军官证实它们的确就是“科隆”级时我感到很自豪），这些都是26000吨级的战列舰（译注：夏伊勒不熟悉军事，经常犯类似错误。实际上袖珍战列舰、巡洋舰与战列舰是有区别的，后者吨位一般要大得多），另外还有约15艘潜艇，还不包括3艘仍在干船坞中的潜艇。我禁不住想到，如果英国人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可以在今晚飞来，几乎是个满月的夜晚，并将整个德国舰队一扫而光。只要一次真正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基尔港在圣诞节傍晚淡灰色的光线中显得很美丽。环绕港湾的群山一片雪白。
柏林，12月27日（2）
我们的汽艇最终停靠在一座巨大的干船坞旁边。一艘26000吨级的战列舰“格奈森瑙号”（Gneisenau）停放在这里。主人们决定向我展示这艘军舰。他们很迅速地向我介绍说，这艘军舰也在进行大修，而且我必须承认在我能看到的船体一边，没有任何孔洞。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这艘庞大的军舰。我对军舰上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同志情谊感到惊讶，而且我注意到陪同我前来的“一次大战式”的中尉也是如此。有四、五名高级军官陪同我参观军舰，当我们走进一个舰员舱时，水兵们并未如我所预料的猛然蹦起来并“咔”地一声敬礼。舰长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惊讶表情。
“这是我们海军的新作风。”他骄傲地说道。他还解释说在这次战争中，所有德国军舰上的士兵所得到的食品种类和分量与军官完全相同。在上次大战中情况并非如此，他引用了一些海军中流传的口头禅，以证明官兵伙食平等消除了不满情绪并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我记得，毫无疑问他也记得，1918年革命就是在基尔由心怀不满的水兵们发动的。
当我们乘汽艇返回岸边时，一轮辉煌的满月在覆满白雪的山后冉冉升起，在水面上撒下一片银辉，军舰的轮廓清晰可见。回到旅馆后，我们讨论了播音计划，播音将在一艘潜艇补给舰上进行，一艘刚刚返航潜艇的艇员将在那里庆祝圣诞节。海军军官们同意晚上9点与我碰头。我们将乘车前往那艘补给舰。播音定于10点15分开始。9点钟到了。一个军官也没有露面。9点15分。9点30分。我对那艘军舰停泊在哪里毫无所知。即使我知道，我也怀疑出租车司机能够在灯火管制中找到地方。10点差5分，我的海军军官们终于露了面。我们恰好在播音开始前赶到舰上，虽然我曾计划进行一次或两次排练，而且我们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排练。沃尔夫·米特勒（Wolf Mittler），帝国广播公司派来帮助我播音的一个身材高大、脾气温和的小伙子，赶忙组织艇员们——他们围坐在船舱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唱起了圣诞歌曲。港口上空的月亮已经高高升起，月色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我决定在顶层甲板开始此次播音，先描绘一下周围的美景。不过领头的海军军官警告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告诉英国人整个德国舰队都在这里，此时此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将在月色照耀下在甲板上开始播音，然后再带着我的麦克风滑下一个舱口，来到下层舰员舱，播音的主要部分将在这里进行。开始时进行得非常顺利，在用完我的形容词后，我开始顺着舱口爬下，手里紧紧抓着我的便携式麦克风。唉，我到底不是个水手。在我终于爬到舱底——不管水手们管它叫什么——时，我撕破了一只袖子，打碎了系在我腰里的秒表面。但我当时并未注意到此事。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舰员舱，转播了水兵们演唱的歌曲，描述了这些士兵如何乘潜艇执行攻击任务后返航并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再让志愿兵们用英语说几句话，节目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扫了一眼我的秒表看时间还剩多少。秒表面已经碰碎。我向舰长打手势，示意要看他的手表，但他没能明白我的意思。最后我断然决定结束播音。后来柏林告诉我们实际只剩下10秒钟。在一片匆忙中，我们都忘记了新闻审查员。我还即兴发挥穿插了一句话，即“莱比锡号”受重伤但并未被击沉。很明显没有一位军官懂英语，因为他们都一声不吭。
这些强壮的小个子水手们在为欢度圣诞节而布置他们的“黑洞”——那当然得算是个黑洞——时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令我吃惊。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棵圣诞树，电子蜡烛将其照耀得辉煌灿烂，在舱室的另一边水手们临时支起了一些奇异的圣诞节展品。其中一件是个微型的溜冰场，周围是白雪覆盖的山区景点，一对对小人在上面作着有趣的花样滑冰动作。一套精巧的磁力装置使得花样滑冰者做着动作。另外一套展品则显示了英格兰的海岸线，一套电动装置为人们表演了一场非常逼真的海战场面。播音过后，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军官和士兵们混坐在一起，令陪同我前来的中尉十分吃惊，人们又唱又聊。舰长端来了罗姆酒和茶水，然后一箱又一箱的慕尼黑啤酒被拿了出来。中尉和我对于对着瓶子喝酒都感到有点困难，因为没有杯子。到午夜时分，所有人都喝得有些多愁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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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27日（3）
“英国人，为什么要与我们打仗？”士兵们不断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很明显此时此地都不适于我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然而，这些潜艇部队官兵的高昂士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普鲁士等级纪律的完全缺乏。在我们的桌子周围军官和士兵们似乎地位平等而且都很喜欢这样。
我们踏着月光走回旅馆，又喝了一会儿酒，3点钟才上床睡觉。
柏林，12月28日
我必须记下雷伊博士的圣诞节公告：“元首永远正确。服从元首。母亲是女人品德的最高体现。士兵是男人品德的最高体现。上帝不会用这场战争来惩罚我们，他只是给予我们机会，以证明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的自由。”
希姆莱突然决定取消允许咖啡馆和酒吧在新年夜通宵营业的决定，而且警告公众在那天晚上不得过量饮酒。他是否害怕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会到街上大吃大喝，喝醉（一般德国人很少喝醉），并表达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感受？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必须在新年夜凌晨1点前关闭店铺。
柏林，12月31日
来自各个方面的新年公告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包括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等人。希特勒向人民指出1940年获胜的希望。他说道：“在国内保持团结，在经济上做好准备，在军事上武装到最高程度，我们已经进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具决定性的一年……1940年可能会带来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如何，那将是我们的胜利。”然后他开始长篇大套地为“他的”战争进行辩护，而且如果德国人民不是被宣传毒化到如此程度并被剥夺了从外界获得最起码的事实真相的机会，他们肯定会感到好笑。他说“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反动的犹太战争贩子”挑起了战争！我担心，言辞无论是对这个人还是对他的人民而言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道：“德国人民不想要这场战争。”（真话。）“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试图保持与英国的和平。”（假话。）“但是犹太人和反动的战争贩子正等着这个机会以便执行其摧毁德国的计划。”（假话。）
奇怪的是德国人仍然试图用狂暴的威胁吓唬英国人，而他们此时应该明白这毫无用处。戈林在明天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将进行如下威胁：“直到现在德国飞机仍然只满足于严密监视英国的战争行动。但是只要元首发话，它带过去的就不会是目前那些轻巧的摄影机，而是毁灭性的大批炸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英伦三岛那样易于受空中攻击……当德国空军真的开始行动时，它将发动一次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攻击行动。”
非常寒冷，而且煤炭短缺。办公室男仆说今晚我们已经用完了办公室里的煤，而且将无法再获得更多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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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1日
今年将带来什么呢？是决定性结果吗，正如希特勒昨晚所吹嘘的？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不是对此持绝对肯定态度的德国人。当然这种虚假的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希特勒必须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不然他的体系就有崩溃的危险。
昨晚在库夫斯坦达姆大街上看到的醉汉比我以往在柏林全城看到的还要多。希姆莱派出数以千计的警察散布在城里，以确保无人使用自己的汽车以及咖啡馆在凌晨1点时迅速关张。在西格里德·舒尔茨家度过上一年的最后时刻，随后在帝国广播公司与德国人消磨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然后又与罗素·希尔一起去弗吉尼亚家（Virginias）。凌晨两点左右，我们在库夫斯坦达姆大街跳进了一辆出租汽车。一个德国人、他的妻子和约12岁的女儿从另一侧车门也钻了进来，我们于是决定共享这辆车，因为实际上几乎没有其他出租车了。一名士兵和他的女朋友随后也钻了进来，紧挨司机坐下。我们没有走多远，一名警察拦住了我们，并命令我们都出来，理由是除非公务在身我们不能乘坐出租车。我承认在新年夜里凌晨两点我的确没有公务在身，但是指出我们带着一个孩子，而且她还得了病。他最后同意我们再次挤进车里。我们前进了没有几个街区，那位士兵便开始大发脾气，我说不清他是由于喝醉了还是由于弹震症。不管怎么说，他叫嚷着要司机停车并让他出去。然后他的女朋友首先是朝他尖叫，随后又朝司机尖叫，不知要干些什么。那位司机，不知是由于喝醉了还是由于我不了解的性格问题，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们继续前进。然后，前座乘客的神经质开始传染后座乘客，我们五个人在那里挤成一团。小女孩突然开始尖叫，不知是由于幽闭恐惧症还是由于害怕那位尖叫的士兵，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罗素和我都拿不准。她也叫喊着企图出去。她的母亲加入了她的行列。然后就是她的父亲。最后，司机很明显被这种骚动所惊醒，终于决定停车。走到马路边后，那位父亲和士兵开始激烈地争吵，辩论到底是谁毁了谁的大年夜。罗素和我以及司机偷偷地离开，将他们留在那里争论个水落石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都怨战争使人们的神经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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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3日
今天我听说俄国人答应今年向德国运送如下物资：100万吨饲料和谷物；50万吨油菜籽；50万吨大豆；90万吨石油；15万吨棉花（这比去年俄国向全世界出口的棉花还多）；价值300万金马克的皮革。
这在纸面上看上去不错，但我敢打赌俄国人只会提交承诺总量的一部分。
一个官方声明宣称，戈林将成为德国战时经济的绝对独裁者，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上已经承担着这项工作。新闻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英国在斯堪的那维亚的侵略性意图”。我们听说，希特勒已要求陆海空军迅速草拟计划，以阻止盟军进入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帮助芬兰抵抗俄国人。德国陆海军都非常亲芬，但也理解必须保护通向瑞典铁矿砂产地的航路。如果德国失去这些，她就注定要失败。
柏林，1月8日
今晚对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将军作了一次采访，但他的上司戈林将我们的广播稿大加删改，以至于没有多大意思了。今天大部分时间我都用于教这位将军说英语，他说得实在不怎么好。乌德特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过去我时常在多德大使家看到他，堪称是个特殊人物。他是个职业飞行员，仅仅几年前还因为手头紧而在美国做巡回特技飞行员，常常穿着全套礼服和大礼帽表演。现在，他负责德国军用飞机的设计和制造。虽然他从未有过任何商业经验，但在工作中已经证明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天才。除了戈林和米尔赫（Milch）将军，他在这里的圈子内部被认为对德国空军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今晚，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像乌德特这样的人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被委以如此重任。他会被认为“缺乏商业经验”。另外，如果商人们知道他多少有些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在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上也会犹豫不决。然而，在这个疯狂的纳粹体系中，他却成就了一番惊人的事业。有趣的是：昨晚乌德特在他家举办了一个小型晚会，包括三位将军，餐巾甩在他们的肩膀后面，在非常奢华的酒吧里做招待。席间，有非常漂亮的姑娘，还有一大堆胡闹。然而，正是这些人使德国空军成为世界各国同行中最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柏林，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