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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五万湘军将士的意愿，更是尊重那一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这句话，此决非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我相信，曾国藩也会如此表态，也只能如此表态。最早披露此三通书信的黄濬，无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清与太平天国之争，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势早定，金陵之摧，计时以俟而已。然在当时，局中之焦虑，局外之谤讥，正不知如何沸腾。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惧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毋宁佩其谋国之至忠。盖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眩淙ê饫Γ崾欠牵嗖还绱耍蛞嗖皇眯郧橹摺Ｒ俗笪南逵小岳⒉蝗缭ā疽病薄！ ⊥我怀盼爸行恕保擞芍醒搿⒌胤胶狭Χ桑坏胤骄倘挥性⒗钫庋拿即笏Р侔煲磺校鞒种惺喑拇褥⑥仍D也决不是泛泛之辈。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风情，听不出弦外之音。然而，中央与地方，“圣主”与“微臣”，地位不同，立场各异。谕旨全是官话，只问迟速而不徇私情，无暇照顾三人间的兄弟之情和师生之谊。因此，五月八日后，连续下达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前经迭谕李鸿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饬令该抚酌办。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 五月十九日：“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避嫌推诿”； 五月二十九日：“前据李鸿章奏……兵力难分；……着仍遵前旨，于所部各营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等带赴金陵。……该抚或俟长兴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复”； ###：“李鸿章仍遵前旨，俟长兴克复，赴援金陵。并令刘铭传等督带选锋先行，驰往助剿”； 前二首语气严峻，后二首略形松缓，何其前倨后恭如此？不用说，李鸿章的“死扛”产生了效果。上次曾国藩催调黄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脸皮，其所得力处，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这次逡巡沪上，缓缓“遵办”，不断“推诿”，也是活用这九字秘诀。五月三十日，淮军克复长兴，似乎再没有借口逗留江苏了，然而，李鸿章还是不动身。那么，不能领受“君命”，他找了什么理由？ 首先，明确表示“畛域”、“嫌怨”之类的提法是无稽之谈： “金陵关系东南数省大局，如能迅速攻拔，江、鄂贼势可渐瓦解；况在江苏本境，臣义所应为，敢存畛域之见？臣在曾国藩营中从事多年，与曾国荃素相投契，现又谆切商催，更无嫌怨之可避” ； “谆切商催”，指曾国藩已经咨调淮军西去助剿，业已洗清湘军不愿人助的“流言”。然后，再强调湖州之患及调度之难，将淮军未能助剿的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若欲臣会攻金陵，复令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臣敢不仰体朝廷与督臣（谓曾国藩）殷殷责望之意？但使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 ； 踢皮球从来就是吾国政治生活中一门高超技巧。湖州为当时一大“贼巢”，正处江、浙交界，不予剿除，二省俱不得安宁；更有甚者，湖州太平军一旦冲围西去，对金陵围局也有影响。湖州攻守之战略意义，中枢当然明白，故这条理由堂堂正正。不过，淮军大部分兵力援剿长兴，造成不可“遽撤”的既成事实，如前所述，乃是李鸿章为缓援南京预先准备的借口，并以深深得罪左宗棠为代价。现在，他准备再得罪左宗棠一次，赖在这儿和他一块规复湖州。淮军未到浙西以前，左宗棠尚可措辞毋庸协助，淮军既克长兴以后，左宗棠就不能拒绝协攻湖州了。因为，不但事实证明了协剿效果好，而且，剿贼也不能半途而废，故李鸿章要赖在浙江，左宗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这一脚皮球，助跑、摆腿都很到位，触球部位也恰到好处，才能不偏不倚的踢回中枢，比起今日很多临难苟发、草草一脚的踢法要高明许多。皮球，也不是那么好踢的，读者当三致意焉。 “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这也是实情。李鸿章不亲赴南京的话，郭松林、刘士奇等各率数营，谁指挥谁？淮军制度，各营官 俱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并未如湘军末期那样设立分统制度 ；故数营外出，孰为其首，确实是个大难题。而这么一支部队到了南京，能否俯首顺心听曾国荃号令，曾国荃是否能指挥如意，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不仅曾国藩、李鸿章不放心，中枢也不敢放心 。 最后，还有个更具体的问题： “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需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 同治元年五、六月间，淮军攻克南桥、奉贤、金山卫等处。二年五、六月间，攻克吴江、震泽等处；那时候洋枪怎不“红”、“裂”，洋炮就能“著手”？全球气候变暖，看来一百多年就开始了，而且，年度温差之大竟能影响钢铁的散热。手头没有历史气候数据，不好断定李鸿章此言之真伪。不管怎么样，在中枢未遣武器调查小组下来之前，“亦系实在情形”吧。 接到李鸿章这一摺，中枢极为难办。就目前形势看，曾国藩不断咨催，李鸿章则大有“实在情形”，二人确系“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谁也没有“推诿”。而洋枪、洋炮需过三伏之后才能正常施放；情况属实的话（中枢诸公物理成绩差一点，自然搞不清虚实），则援军势必秋天（七月后）才能过去。所以，后两道谕旨口气松缓很多，只要求选派小股先行赴援（并未提炮队），而李鸿章待克复长兴后再亲自前去。六月八日的谕旨（即回复李鸿章此摺）干脆不提这茬了： “本日览李鸿章所奏，知该督、抚等志切同仇，毫无成见，为之欣慰，更需勉益加勉，和衷共济。有厚望焉”； 然则，李鸿章复奏两疏，虽未尽息援剿之议，但已为曾国荃争取到两个月时间；帮忙帮成这样，怎么也算仁至义尽了。曾国藩非常感激，并以此开导曾国荃，勿以淮军来援为忧： “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敌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 。。
夺枪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被太平军虏获，当了童子军，后投奔湘军将领黄开榜，作了他的干儿子。陈国瑞“秀美若处子”，出战，常着红装、充先锋，号称“红孩儿”，屡战屡胜，名动一时。同治元年，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宠，情同父子。三年，以破苗沛霖有功，授浙江处州镇总兵。时年二十九岁。 太平天国都城被攻破后，清廷战略重点转为剿捻。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行迹无定，擅长裹胁，虽然只是“癣疥之疾”，但清军一直找不到对症之药。僧格林沁有勇无谋，只会“疲师尾追”，“与贼俱流”，以致人劳马乏，成效不彰。同治四年春，僧格林沁率领马队，连追一个多月，从河南追到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馀里”。陈国瑞认为蛮干不合兵法，应该调整战术，僧格林沁却说功成在即，应当一鼓作气，继续追剿。意见不合，僧格林沁传令继续追击，陈国瑞扯住僧格林沁坐骑，说：“要去你去，老子不去”；僧怒，说：“不去就不去，老子自己去”。于是，挥师出发。此老子见彼老子倔强，没办法，说了句：“国瑞卒不忍王独败”；还是带兵出队，担任前锋。果不其然，捻军数万馀人汇合之后，不再逃跑，而在汶上、郓城间设好埋伏，陈国瑞一至即被包围。僧格林沁调发亲兵前去助战，也被击溃。捻军随即包围了僧格林沁，并在曹州吴家店将僧军全部歼灭。陈国瑞浴血奋战，所部大多阵亡，自己身受重伤，侥幸逃脱。闻僧被杀，又舍生忘死，乔装潜入敌中，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昼伏夜行，七天后回到军营。朝廷认为僧格林沁之死，河南、山东的地方大员以及僧军部将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予以降职、记过等处分，唯有陈国瑞因为身负重伤仍苦战到底，免予处罚。 僧格林沁死，曾国藩继任为督师大臣。此前，南京收复，湘军旋被裁撤，曾国藩北上剿捻，所带部下多是李鸿章派遣的淮军，刘铭传即在其中。程学启殁后，刘铭传勇略为诸将冠，号称淮军第一名将，其部称为“铭军”。四年五月，铭军驻扎在山东济宁北部的长沟，陈国瑞率领残部“游击”至此，看到淮军装备精良，多为西洋武器，“心独艳之”，于是“思夺其利器”。咸、同间，诸军因为争地盘、争军饷或者争闲气，往往发生“友军”火拼之事；抢夺“友军”武器，这倒要算头一遭。但是，空手固然能入白刃，长矛能否夺火枪呢？陈国瑞率领亲兵五百人突入铭军阵地，趁其不备，先杀了数十人。刘铭传立即布置迎战。不要说铭军这种百战之师，就是一般军队，只要人手一枝火枪，以之迎战配备各类长短冷兵器的敌军，孰胜孰负，可想而知。所以，小半天功夫，陈国瑞带来的五百人就被铭军全部歼灭（估计是不准投降），陈国瑞跳登民房逃命，也被“梯而执之”。刘铭传并不杀他（毕竟是朝廷命将），只是将他关起来，每天一碗瘦肉粥，不让吃饱，也保证饿不死。就这么过了几天，才“请”他过来相见。陈国瑞一见刘铭传，既不怒骂，也不求饶，只是哭诉：“此五百人，皆数年来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一旦为君所歼，吾军自此衰矣”；既然陈国瑞认了栽，刘铭传也就不为难他，闻言，“怜而释之”。 但是，稀里糊涂死了五百人，总不能就此罢休，于是双方都往上打报告，要求仲裁。足球比赛出现争执，足协可以通过重播录像，以定曲直。友军火拼，未经录像，判断事实只能靠分析双方的状书。但是，不管是皇太后的军机处，还是曾统帅的营务处，却都不好判断谁是谁非。为什么呢？铭军若说对方专为抢火枪而来，事虽有之，却不合情理；陈国瑞若谎称小事造衅，而全营被歼，也不合逻辑。所以，双方投诉，必都不能秉笔直书，而要捏造兵勇械斗、局面失控的平实文字。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禀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双方文告只能尽量符合日常经验，而细节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趋于含混模糊。军机处、营务处诸公据此判案，也就只能各打五十大板，难得糊涂了。加之当日剿捻形势甚为吃紧，任何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后台是以僧格林沁家为代表的忠亲王一派，刘铭传的上级为曾国藩、李鸿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 “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斗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 ； 尽管未受处罚，但是部下成建制被消灭，陈国瑞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而刘铭传不得不防备他重来报复，所以接奉谕旨后，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剿捻的任务也暂时搁置，双方继续在长沟相持。山东巡抚阎敬铭既劝不开，又耗不起，只好再次上报。谕旨下来，又是各打五十板： “何以尚在长沟相持不下？岂谓朝廷不能执法从事耶！” 并命二军赶快分道扬镳，不要伺机启衅。 此事告一段落，就得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成为陈国瑞要“杀”的“白云”了。
病退
僧格林沁死前，曾国藩就接到数次谕旨，命令他派兵援剿 。他一直拖延，固然有湘军刚刚解散，淮军需要肃清安徽，暂时腾不出兵力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不愿背上“抢功”的恶名。僧格林沁自咸丰十年九月奉命剿捻，迄今已历四年，能否成功不可知，但不愿他人分功却在情理之中。曾国荃听说李鸿章要来助攻南京，气急吐血，即是同样的心理。曾国藩何等样人，岂能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他拖了大半年，都没有实际行动；朝廷也明白这个道理，故只能任其拖延 。同治四年五月，僧格林沁战死，朝命立即改“助剿”为“督剿”，并授权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陈国瑞原是僧格林沁部下，根据最新指示，现在也要听命于曾国藩。军队更换统帅，历来就存在人事、资源诸方面等“整合”难题，而陈国瑞刚刚划归曾国藩指挥，就被其嫡系部队“铭军”灭掉一个营，其不能谨遵命令，甚至负气为难，种种情形，不难揣测。曾国藩要统领各军与捻军作战，则必不能容忍属下有违抗军令、仇视同侪的将领。倘若出现这种将领，要不凿枘不合，弃之不用，如初起兵时的王錱；要不恩威兼施，引为己用，如自胡林翼处接管的鲍超。陈国瑞能战的名声，早已“简在圣心”，没有合适的理由，遽尔弃置，必会引起猜疑，认为曾、李妒贤嫉能，其道不广。而长远之患，则会坐实湘、淮两军都是私人部队、于国有害的传言。所以，如何妥善处置陈国瑞，乃是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务的首要人事难题。 刘、陈对杀之时，曾国藩正从扬州赶赴淮安，闻信稍迟，朝廷已经批示“免其深究”，他也就不能通过对此事件的处理，暗蕴驾驭之术。失去“危机公关”的机会，就只有在例行公事中，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了。六月六日，在陈国瑞请示“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的禀文上，他洋洋洒洒批复了两千多字 。“饷项军火”的正题，着墨不多，而“玉成该镇”的跑题文字倒用了一千六百多字。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批评下属时，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群众意见”暗喻褒贬。曾国藩也不例外，说留心察访，搜集民意，发现“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群众对“该镇”不满，可以称为“劣迹”者，主要是以下数端：一、忘恩负义。黄开榜是陈国瑞义父，陈却“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据黄开榜亲口所言）。二、性好私斗。在袁甲三部，与其他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斗，杀死二提督；在正阳关与盐商斗，在汜水与米商斗。三、扰民虐官。辱骂殴打泗州知州，布政使“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抢掠官府，“合署眷属，跳墙逃避”。四、吸食鸦片。极High之时，喜怒无常，有“因一麻油饼杀厨子”之事。五、藐视各路将帅，不听调度，动不动就以“我将造反”进行威胁。从公德到私德，贬斥无疑；群众口中的陈国瑞，简直就是个禽兽。当然，批评也要适可而止，于是，曾国藩笔锋一转，开始说“该镇”的好处：一、骁勇绝伦，战略出众。二、至性过人，喜欢听人讲忠臣孝子的故事，喜欢读《孟子》 。三、不好色，不贪财。打仗出色，是公论，也是陈国瑞如此嚣张的根本原因，否则，他早就被废掉了，何必如此苦口。喜欢听忠孝故事，不好色贪财，则是本质不坏，尚可救药。这段材料，先骂后赞，又打又摸，乃是“政委”工作的标准文体；所以如此铺陈，就是为以下的“警告”乃至“处罚”制造气氛。 所谓“警告”，是三条原则。第一，不扰民。第二，不私斗。第三，不梗令。不扰民、不梗令之说，都是大道理，不过泛泛而谈；湘军、淮军将领也不能杜绝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当不得真。不私斗，则联系前不久刘、陈对杀之事，予以针砭。经刘铭传、李鸿章汇报，曾国藩已经知道起因在于抢洋枪，所以说“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不再一味批评，而尽量持平。但是，“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后“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风范；郭子仪祖坟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责，是名臣度量。“该镇”虽被刘铭传“软禁”，但所受侮辱远不及此，务必以韩、郭为榜样，“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初出兵时，曾国藩所部与绿营“私斗”，他忍耻包羞，南下衡阳，固然是修养高，但也跟当时形势有关 ；陈国瑞号称“名将”，一日之间，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纵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责怪刘铭传下手太狠。没有任何补偿，光让他息事宁人，实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陈国瑞看来，刘铭传是曾国藩嫡系，自己是新到客军，即使罪责相当，揆之严于律己之义，也应稍稍重责刘而抚慰陈；但是，对于淮军将领，曾国藩并不像指挥湘军那样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刘铭传名义上归曾国藩节制，其实并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制权还掌握在李鸿章手里。刘、陈争斗后，恐怕曾国藩因此责怪刘铭传，李鸿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责怪之意： “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东偶迟，致受薄惩，又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 ； 省三，刘铭传字。“入东偶迟，致受薄惩”，指此前刘铭传奉旨随曾国藩往山东剿捻，因不愿受僧格林沁节制，故意拖延时间，受到朝旨谴责 。此信用词委婉，意见却很坚定。刘铭传出自李鸿章帐下，李对他，也只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