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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蔬菜、酒名、农器、军器、花类、诸译国名、书柬活套、京省水陆路程、算法、课占、药方、文约等54类，［55］真是洋洋大观。清刻本《新刻张侗初先生分类四民便用注释增补五朵云三卷》（简称《五朵云》），实际上也是崇祯时出版，清初再加以增补的。书中的祭文活套（即格式）开头即为“维崇祯某年岁在甲子某月朔越九日”、“维皇明崇祯某年岁次某春王正月元旦某堂下嗣孙某”等字样。商贾平时的往来应酬文字，均可参照书中提供的套话，如法炮制。如贺开店、经商归来宴客请帖、各种书柬、文约等等。“租店约批”的套话是：“某都某人今租到某都某人名下土名某店房几间开张，议定每年租银若干，或四季交纳，不致拖欠。凭此为照。”［56］至于《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书，更是行商指南。
反映商业文化的文艺作品这在明朝的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绘画等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反映，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明初诗人王燧的《商贾行》，对扬州商人及社会上的趋商倾向有生动的描写：“扬州桥南有贾客，船中居处无家宅。生涯常在风波间，名姓不登乡吏籍。前年射利向蛮方，往□行贩越海洋。归来载货不知数，黄金绕身帛满箱。小妇长干市中女，能舞柘枝歌白苎。生男学语未成音，已教数钱还弄楮。陌头车轮声格格，耕夫卖牛买商舶。”［57］而有首古风，则道尽行商的艰辛：“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58］晚明袁宏道的《梦中题尊经阁醒后述之博笑》（原注：阁在休宁儒学）则写出了儒不及贾的感叹，显示出商人在士大夫心目中地位的升格：“壮哉尊经阁，缥缈入烟雾。千山列鲁儒，拱揖不知数。俗竞形家言，两塔遥相顾。累土作尖峰，上有参天树。海洋多贾人，纤啬饶积聚。握算不十年，丰于大盈库。富也而可求，执鞭所忻慕。金口亲传宣，语在述而处。师与商孰贤？赐与回孰富？多少穷乌纱，皆被子曰误！”［59］明初朱元璋下令工部在南京建有16座大酒楼，除了招待士大夫外，还“待四方之商贾”，用官妓侑酒。时人李公泰用集句歌咏十六楼，不仅别有一格，更写出了十六楼的繁华风流、恢弘气势。如咏南市楼：“纳纳乾坤大，南楼纵自初。规模三代远，风物六朝余。耆旧何人在？登临适自娱。皇恩涵远近，莫共酒杯疏。”咏北市楼：“危楼高百尺，极目乱红装。乐饮过三爵，遐观纳八荒。市声春浩浩，树色晓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咏讴歌楼：“……广槛停箫鼓，深江净绮罗。千金不计意，醉坐合声歌。”咏重译楼：“使节犹频入，登临气尚雄。江山留胜迹，天地荷成功……”［60］而冯梦龙编的山歌集《挂枝儿》及近人路工编的《明代歌曲选》，其中有很多有关商业的作品，这已是尽人皆知。关于描写商业文化的小说，《三言两拍》、《金瓶梅》等，可以弥补史籍的不足，固不必论矣。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近日才有机会读到的晚明张应俞编、刻于万历年间的《杜骗新书》。其中的不少故事，都是有史实根据的。该书对商人的经营活动、生活起居、被坑和坑人等等，有大量描述，实在是明朝商业文化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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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5）
二、明代商业文化特点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鲜明地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一年四季，节日不少。节日期间，商贾不仅赶制时令商品，还利用看花灯等群众欢聚场合，销售商品。如北京中秋节时，“纸肆市月光纸，绩满月像”。重阳节时，“市上卖糕人头带吉祥字”，“糕肆摽彩旗，曰花糕旗”。［61］而灯市，仍以北京为例，“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则天下瑰奇巨丽之观毕集于是”。［62］有些史料记载更加具体：“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一些诗人也咏灯市曰：“灯市百货聚，穹窿像山谷。波斯细举名，最下亦珠玉。”“风定晴酣午气煎，今朝真个踏灯天。平添什物三分价，撒尽官儿新俸钱。”［63］灯市时商业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在无锡，春灯满街之日，各铺行搭起可以抬走的彩亭，“红紫缤纷，某铺市某物，内结一毬，即悬某物以别之”。［64］这是非常有效的商品宣传！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在演春时的一次广告性大游行”。［65］
万历皇帝金冠与万历皇后凤冠，均定陵出土。明朝人戴的帽子，大部分都是帽铺里生产的。乌纱帽更是如此。本来，乌纱帽并非官帽，唐代大诗人李白当老百姓时，有位朋友送他一顶乌纱帽，他很高兴，曾写了一首《答友人赠乌纱帽》诗，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直到宋元，并未将这种便帽与官帽画上等号。但至明代，这种商品便打上封建等级制的烙印，成为官服。［66］按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而因事罢官者，则不允许再戴。把这种帽子特权化的结果，导致追逐乌纱者日众，加速了冗官趋势。透过乌纱帽这种商品生意兴隆的背后，使我们看到了明代官僚政治的缩影。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谩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帐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67］所谓“人才”，贪官，昏庸之辈，大有人在，明中叶后，更是如此。乌纱帽滔滔天下皆是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假乌纱的问世，给好虚荣者、骗子以可乘之机。民歌《挂枝儿？假纱帽》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68］
明代有一种小商品风行天下，上自达官公卿，下至百姓妇孺，莫不喜好，这就是纸牌，又称马吊、叶子，［69］明朝人玩此牌通称斗叶子。纸牌共40页，玩时四人入局，人各八页，余置中央，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趣味。吴伟业曾用拟人化手法，写了《叶公传》，将叶子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叶公子者浪迹吴越间，吴越间推中人为之主，而招集其富家，倾囊倒屐，穷日并夜，以为高会。入其坐者，不复以少长贵贱为齿。”［70］不久，叶子便由吴越传向北方，“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71］连大学士周延儒也酷爱到狂热的地步。崇祯十五年（1642），周延儒出京视师，已行百里，突令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京中见状惊疑相告，以为军情严重，实际上是取纸牌等玩具而已。时人有诗讥之曰：“令箭如飞骤六街，退朝司马动忧怀。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72］耐人寻味的是，固然在某些地区，有的叶子颇简陋，无图，也有的叶子画上美人、甲第、古将相，［73］但绝大多数叶子，都是画的《水浒》中梁山泊众好汉。潘之垣《叶子谱》谓：“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觝戏耳。”［74］陆容则谓：“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大夫，下至僮竖皆能之……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一万贯浪子燕青。”［75］当然，宋江等人画于纸牌上，究竟是何含义，人言人殊，或谓“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76］或谓与宋江等人并无关系，“盖俱钱之数目也”。［77］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区区纸牌，浸透传统文化汁液，散发着强烈的人文气息，则是不争的事实。惟其如此，著名画家陈老莲也亲笔画《水浒》叶子，经刊刻，流布四海，今日仍传于世，神情毕肖，令人赞叹；著名文学家张岱也曾为《水浒》牌作赞，称鲁智深是“和尚斗气，皆其高弟”，［78］令人忍俊不禁。明代的不可胜数的小商品中，再没有什么比纸牌更具有文化色彩，并产生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还需一提的是，到了清初，正是在马吊牌的基础上，演变成魅力更大也贻害无穷的牌九、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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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6）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二，是从总体上看，它是低水平的商业文化。
从商业环境来看，明朝人比较注意小环境，而忽视大环境。多数商店，均较整洁，有的商店更注重文化氛围。在歙县岩市镇，时人“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熏炉研屏，若苏人位置。壁有文太史画一帧，题句云：秋色点霜催木叶，清江照影落扶疏。高人自爱扁舟稳，闲弄长竿不钓鱼”。［79］而从大环境来看，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很脏。最糟糕的是开封。沈德符记载说：“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80］北京也很不妙，作为首府，人口密度大，厕所的有无好坏，关系市民健康，也维系观瞻。“京师无厕”，［81］这就是说，大街上根本没有厕所。谢肇淛也记载说：“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82］疟疾、痢疾、瘟疫时有发生。陈铎常居京中，编过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冷嘲热讽曰：“是月也，壁蛩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83］读来真让人喷饭。明末作家王思任，曾描写京城无厕之苦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84］卫生条件如此之差，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明代城市中，虽然也不乏大商店，有的店更备极豪华，但总体看来，还是小商店居多。有些店往往名不副实，如六陈铺，本来是卖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的，但有的店家“虽则粜米为生，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无所不备”。［85］多数商品的包装粗劣，食品每用荷叶、旧书及烂纸包装，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末休宁商人汪之蛟在青浦开店，即“收买残书败纸为囊，作贮面用”。［86］现代过春节期间，是商店生意兴隆、最为忙碌时刻。明代有的地方，除夕那天，“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开店的多关了门，只打点过新年了”。［87］实际上，明代大量的商业活动，属于地摊文化。在杭州昭庆寺廊下，“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88］在松江，虽为江南名城，万历初年商业仍不发达，李绍文曾谓：“吾郡三十年前……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89］松江在30年内能从摆地摊过渡到设铺，已属难得。而从城市到乡村，明朝的商业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庙会、社日、草市进行的，流动不定的、商品数量有限的地摊，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额终究有限。何况摆地摊的，多数是小商贩，资金本来就很少。
《金瓶梅》插图，西门庆绸缎铺经营状。涩情商品的泛滥，是明代商业文化低水平的另一表现。明中叶后，地主阶级穷奢极欲，晚明更达到人欲横流的地步。大搞同性恋，“讳曰‘勇巴’”，［90］大讲房中术，甚至搞房事大战的比赛，［91］真乃荒谬绝伦。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涩情商品不胫而走，泛滥成灾。《闲情女肆》、《嫖经》、《嫖赌机关》等淫书及种种淫秽小说、春宫画，相继出版，［92］流毒社会。此风甚至波及一般商品。沈德符谓：“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93］这种涩情化的酒器，著名词人冯惟敏在《黄莺儿？美人杯》中的描写，使我们知道明朝某些士绅确实把酒与色合二而一了：“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儿对直，舌头儿听题，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茜红，花瓣儿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奉三钟，喜清香细涌，似秋水出芙蓉。”［94］有些商人更贩卖淫器、淫药谋求暴利。《金瓶梅》中的各种淫器，今人读来稀奇古怪，但绝非向壁虚构，皆为明朝所实有。松江的女流氓吴卖婆，“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95］淫具之一的缅铃，据谓“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96］而据杨慎《滇程记》载，这种鸟是大鹏。因此物“得热气则自动不休”，滇省便有人造假缅铃出售。［97］真货制作极费时，“疑属鬼工神造……殊贵重，不能多得”，［98］价格可想而知。海狗肾被奉为至宝，价格被哄抬上涨，“真者价值六十金”。［99］这些足可表明，明代商业文化，垃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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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7）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三，是明代的商业语言，不仅丰富多彩，有相当一部分还颇为奇突。
“开门七件事”云云，今日仍是大众的口头禅。始于何时？待考。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宋、元时，此语尚未风行天下，所述七件事内容，也每有不同；［100］而到了明朝，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加快，开门七件事的说法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定型化，无论是商人、消费者，都不断那样说，直至今日，并无变化。请看明朝文献的记载：“我朝余姚王德章者，安贫士也。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101］真是高雅之至。而小说的描绘，更有力地扩大了七件事说法的传播。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妈妈有谓：“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财白虎，开了大门，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明清之际的《豆棚闲话》第十则：“只想这一班，做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一毫没些抵头。”《生绡剪》第十二回：“修士拿了银子，出门去买些蔬菜。正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门用着他。世间劳碌无休歇，谁能七件免波查。”凡此，都表明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七件商品，对明朝语言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古人形容各种行业之多，取极数，称一百二十行，直到元代仍是这样。如：关汉卿的《金线池》第一折谓：“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钟嗣成的《录鬼簿》也载谓：“郑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贩。”元末象山文人汤式写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开头即谓：“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102］而至明代中叶，随着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觉得再用一百二十行来概言之，显然觉得已不合适，便逐渐用三百六十行代之。佚名的剧作《白兔记？投军》有谓：“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田汝成也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103］云云。这一变化，透过语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商业发展的脉络。
“酒色财气”一词，考其源流，汉代已有酒、色、财的说法，但直到宋代，才出现酒、色、财、气四字并连，［104］而成为人们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家常话，仍然是明朝的事。宁献王朱权撰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冲漠云〕这厮好生无礼，怎敢这般捉弄我。〔做怒科〕……〔外末云〕却不道修行人除了酒色财气这四件，才做的修行人。你近日动不动便要打，怎么做得修行人。”［105］这是一例。又如：“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106］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在奏疏中指出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俱全，病入膏肓，［107］是又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描写一位李生看了一首痛骂酒色财气的《调寄？西江月》的题壁词后，“笑道：此词未为确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若无酒，失了祭享宴会之礼；若无色，绝了夫妻子孙人事；若无财，天子庶人皆没用度；若无气，忠臣义士也尽委靡。”并和词一首：“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随后，酒色财气还化为四个美女。这充分表明，商人意识已渗透文学作品，对陈腐的道学气息是个有力的否定。
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108］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看来，此类市语在同行业之间流行，目的就是让外行人听不懂，便于捣鬼。《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机哩嗗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本想从马才身上捞一把，后被人揭穿，枉费心机。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