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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事沉思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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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园林。在元朝,江南园林颇有“枫落吴江冷”之况。       
虫工木桥◇BOOK。◇欢◇迎访◇问◇  
第57节:论明代江南园林(1)       
  在明代,江南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堪称百花争艳,千古风流。明代江南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更显得一浪高过一浪。   
  以前一时期而论,在苏州地区,王锜曾载谓:“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闾檐辐辏,万瓦甃鳞……亭馆布列,略无隙地。”[6]这里所说的“亭馆布列”,显然包括园林在内,因园亭是从来联属并称的。再以昆山县而论,大体上成化至正德年间兴建的园林,即有郑氏园、翁氏园、松竹林、北园、西园、陈氏园、洪氏园、孙氏园、依绿园、南园、仲园、隆园。[7]在娄县,也出现了水西园、竹素园、南园、七松堂、秀甲园、宿云坞、静园、塔射园、梅园。[8]   
  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园林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时人曾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治园亭。”[9]在南京,园林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了洛阳名园。其中最著名的园林有16座,如东园、西园、凤台园、魏公西园、万竹园、莫愁湖园、市隐园、杞园等等。万历时,王世贞在南京做官,曾畅游诸园,写下《游金陵园序》,不少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10]有的园,虽占地不广,堪称小园,但“修竹古梅与怪松参差,横肆数亩,如酒徒傲岸箕踞,目无旁人,披风啸月,各抒其阔略之致”。[11]真是别具一格,独占风情。又如松江府,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华亭顾正谊的濯锦园、顾正心的熙园等,都是“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12]上海经嘉靖倭患,有些园林毁于战火,但平倭后,又兴建了新的园林,如乔启仁原在上海城外筑一园林,“倭夷至,毁于兵,后重构于城内,皆在所居之西,故总之名西园云。园中有紫芝堂、飞云楼、香霞馆、芙蓉池、碧梧馆、玉宇台、孤竹楼、梅花堂、崇兰馆诸胜处”。[13]再以松江城而论,不仅在城内有啸园、文园、芝园、东园、李园、真率园,在城外也有倪园、熙园、魁园。[14]而绍兴的园林之多,更使人叹为观止。明末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6卷,除了考古卷所记基本上是历史陈迹,只能掩卷遐想当年那些园林的千姿百态外,其他各卷所记园林,多为明中叶勃兴而起的;不仅城内有园林,城外的东、西、南、北,都遍布园林,少则10处,多则20余处;而仅城内的一隅之地,即遍布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礃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得水边林下之胜。如马园,“入径以竹篱回绕,地不逾数武,而盘旋似无涯际。中有高阁,可供眺览”。又如来园,“即其宅后为园,地不逾半亩,层楼复阁,已觉邈焉旷远矣。主人多畜奇石,垒石尺许,便作峰峦陡簇之势”。[15]绍兴园林的盛况,堪称明代江南园林的缩影。   
  二   
  江南园林,繁花似锦,它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江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   
  明王朝对江南的基本国策,是稳定江南,注意调整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以确保江南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地的安定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成化以后,江南地区不仅从元末大乱、经济凋敝中复生,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是封建文化发达的基础,作为封建文化的一朵奇葩——园林,正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费元禄对铅山河口镇的兴起与园林的兴盛,有过生动的记述,颇能说明园林由来。文谓:“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原广湿,东西数十里……闾阎之人与缙绅先生竞胜,而园林亭榭,秀甲一时。……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也。”[16]而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百万,追求封建的高消费,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市嚣,追求“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皆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另一个方面,即在城内寻求乡村气息,财力雄厚者,建造“都市里的村庄”,财力一般者,也极力罗致花木奇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领略村景一二,朝朝暮暮,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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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论明代江南园林(2)       
  明朝人为乡居大唱赞歌者,颇不乏人。如莫是龙谓:“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溪清嘉、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则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17]也有人说:“入城居一二世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18]顾元庆还专门论述了如去乡山居,必先识道的重要性:“凡山居者,先须识道,而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不见其道,故心境未通,瞩物成壅,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峥,风林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适足以资其喧耳。”[1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乡居与美学修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有人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也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读仕籍。”[20]这是对“羲皇上人”式道家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在田园风光中陶冶性灵,反而变得次要了。至于乡居者的具体生活情景,也是因人而异,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把城市里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搬到乡间园林中去,追求特种“山林之乐”;一是以乡村为天然园林,过着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前者可以苏州的范长倩为代表,史载:“少参范长倩居天平山精舍,拥重赀,挟众美,山林之乐,声色之娱,吴中罕丽矣。……卜筑此山,搜剔岩薮,疏凿池沼,建亭榭堂庑,植嘉树美竹,大费经营位置,遂为兹山增色。春秋花月,游人之盛如蚁。”[21]而后者,一首《山居吟》,可谓将这一类型者的乡居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红莲米,紫纯羹,饭后摩腹东村行。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纵横,与僧博弈罢,溪阁忽秋声。网三鱼,射三莺,蔌既陈,酒复清,采菱剥藕供先生。不衫复不履,无姓亦无名。如此真率味,休传到市城。……背山临水,门在松阴里,草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姓谁?灌园者陈仲子。”[22]当然,对城市居民来说,去乡村建园林者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在城内因地制宜,修建大大小小的园林,三吴城中,尤其如此。时人载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23]   
  江南园林的发展,与明代政局的变化也是很有关系的。明中叶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闹得沸沸扬扬,直至明亡。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臣良将不断遭迫害、受株连,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安全感,感到“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前程似茫茫苦海,心灰意冷,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宦囊丰裕者,造园林以享天年,便蔚为风气。韩邦靖的《山坡羊》,屠隆的《渔阳鼓》、《逍遥令》,可谓生动地刻画出这部分人的心态。   
  《山坡羊》:肯靠山,南山北偃。肯倒海,东海西翻。我如今心儿里不紧,意儿里有些懒。如今一个个平步里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龙颜。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我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24]   
  《渔阳鼓》:俺少时,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庙廊,奋雄威,出战场,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撒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   
  《逍遥令》:挂冠归去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扳腰章。今日九重丹凤阙,明朝千顷白鸥乡。满西湖,荷花正香。望东海,月轮初上。曲岸横塘,画桥兰桨,只此处尽可容得疏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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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论明代江南园林(3)       
  陈眉公辑的韵语、联语,也不乏类似的作品。如:“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26]在这种思潮支配下,与“林下何曾见一人”相反,出现了林下所见何其多的局面。时人曾评谓:“唐人有诗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叹世人假途躐荣,守资待次,沉酣于名利中而莫之止。其于徜徉山林之下,自有乐地,殊未知也。夫政务之扰,孰与琴书之娱?勉裳之拘,孰与野服之适?午门待漏寒威逼,孰与睡觉东窗日已红?若急流中勇退者,诚达矣哉。”[27]也有的人认为,只有身在林泉,才能洞察世态:“山居观世态纷纭,历历如睹,在中朝混揉,未必然,盖旁观者明,自古如此。”[28]正德、天启时,挂冠避祸、建园林自娱者,更是盛况空前。张燧载谓:“正德间朝官有罪,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朝列清班,暮出污狱,刚气由此折尽,或又暮脱污狱,朝列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将辱之矣,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29]昆山顾潜,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逆瑾当道……眈眈侧目于公……去其官,公归,即舍南凿池叠山……所谓展桂堂者也,延宾觞奕,娱养情性”。[30]魏忠贤把持朝政,搞得天下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时,李长蘅见“魏珰窃柄,毒流正人……乃于园中复凿曲沼,开清轩,通修廊,栽河灌木,盖将终老焉”。[31]   
  当然,明代江南园林的繁茂,与江南悠久的园林传统及发达的文化基础,同样是有关的。下面还有机会涉及,此处不赘述。   
  三   
  神州自古皆锦绣,山河无处不生春。园林自非江南有,但是,明代江南园林的特点,是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   
  (一)江南文化的结晶   
  我国当代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说:“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32]明代江南园林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且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江南文化的特征。我国山水画,素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山水画,恬淡悠远,如王维之诗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明代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正是体现了这种幽雅的艺术境界。让我们一睹“山曲小房”的丰采吧:“入园窈窕幽径,绿玉万竿。中汇涧水为曲池,环池竹树,云石其后。平冈逶迤,古松鳞鬣,松下皆灌丛杂木,茑萝骈织,亭榭翼然。夜半鹤唳清远,恍如宿花坞间。闻哀猿啼啸,嘹呖惊霜,初不辨其为城市为山林也。”[33]这样美的小园,使人想起“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境。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明末祁家傍山而建的花园。   
  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石庐与花木半之。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亭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纡广不一,其形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澜,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34]   
  显然,此园体现了园主祁彪佳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建园之前,胸中早已造起一座青山隐隐、春水吹皱、花木扶疏、亭榭翼然、充满江南山水情致的园林。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名园的主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其园林的设计者,就是他们自己,难怪园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嘉靖时吴兴的俞子清,有人评论他家花园的假山,秀拔有趣,堪称奇绝。何以故?“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心匠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二树,参列旁午,俨为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于众峰之间,萦回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潭中多畜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同也”。[35]凡此无不表明,园中的一石一木,都是置于特定的美学氛围中,与月光、游鱼、水声等,构成了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园林好,江南尤瑰宝。明代江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冠于海内。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才会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园林。明末吴县人计成撰有《园冶》一书,这是至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名闻乡里,并最爱古代画家关同、荆浩的笔意,他的诗作也颇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写出《园冶》这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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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论明代江南园林(4)       
  (二)商品化色彩   
  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橼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这在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华堂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又如祁氏豳圃,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罂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6]又如晚明绍兴的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蓏,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春时煮箨龙以解馋,培木奴以佐绢,相时度地,井井有条”。[37]万历时震泽镇西三里许的桃花园,“有桃园十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风流胜地,足继名贤”。[38]水蜜桃,明末“独上海有之,而顾尚书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不亚于生荔枝”。[39]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败,在桂林殉国后,家道中落,“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石,吴中鱼价为之顿减”。[40]虽然这些鱼投入市场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于此也不难想见明末瞿氏东皋园中养鱼的规模。凡此种种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园林出现了生产化的苗头,园中的部分产品成了商品。尽管在江南园林中,这种生产化、商品化的倾向毕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三)园与庄的结合   
  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李东阳畅游此庄后,详细地记下了亦庄亦园的动人景象。   
  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濛汇其东西溪带,其西两港旁达,皆可舟而至也。由橙桥而入,则为稻畦,折而南,为桑园,又西为果园,又南为菜园,又东为振衣台,又南西为折桂桥。由艇子浜而入,则东为麦丘,由荷花湾入,则为竹田,区分络贯,其广六十亩,而作堂其中,曰“续古之堂”,庵曰“拙修之庵”,轩曰“耕息之轩”。又作亭于南池,曰“知乐之亭”,亭成而庄之事始备,总名之曰东庄,因自号曰东庄翁……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41]   
  显然,东庄不仅是风景如画的园林,也是种稻麦、竹园、桑园、果园、菜园、藕塘齐备的田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园林生产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东庄历时甚久,而且地处闹市,影响深远。当时的一些诗人、画家,经常在东庄流连忘返,写下了赞誉此庄的优美诗句。如刘大夏诗:“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李士实诗:“小庄随意作经营,园漫分蔬地漫耕。流水声中看杖倚,人家丛里有舟行。市廛咫尺疑无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诗:“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间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熟后问邻饥。”[42]这些诗句,如实地记录了东庄的良辰美景,田园风光。明末祁氏的丰庄,也是庄园结合的产物。祁彪佳曾作过说明:“庄与园,似丽之而非也。既园矣,何以庄为?予筑之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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