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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
当时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
8月底，红军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敌军以沉重的打击。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9）
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
甘南兵力十分空虚。
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大好的局面。
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
相反，他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
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张国焘迫不得已，才勉强同意部队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
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指开会，进行劝说。
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按张国焘的电示行事。
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9月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张国焘接到毛泽东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命令右路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洞察了张国焘的阴谋，觉得事态严重，飞跑到中央驻地，面见毛泽东报告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嘱咐他赶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
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驻在巴西的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坚持北上方针，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叶剑英在中央面临极大险境的紧迫时刻，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曾多次赞扬叶剑英此举立了一大功。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
……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
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这件事。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送给叶剑英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10）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周恩来也称赞叶剑英“疾风知劲草，极荡识忠臣。”
七、率军委直属队，追随中央北上抗日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后，想到，军委直属队带不出来，留给张国焘会使党中央和红军受到极大损失。
为此，张闻天、博古临走时，劝他快走。
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
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
于是，他先找到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
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去。
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
徐说：“好！”得到同意后，叶剑英写了一个给各单位的通知：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
通知写好后，给陈昌浩看：他说，很好嘛，应该准备粮食。
接着叶剑英立即召开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
到会的有林伯渠、###、李克农、萧向荣等。
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二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
散会后，他招呼###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起赶回三军团。
然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立即给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发个电报。
要他见电立即赶回。
可惜，待刘带宣传队赶回直属队，大队人马已经走了。”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休息。
躺在床上，叶剑英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
好容易盼到下半夜一点半钟，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那份全军惟一的甘肃地图。
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
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已在那里等他。
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
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叶剑英幽默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
在一个岔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彭德怀、张闻天、博古等同志。
劫后相逢，格外亲切。
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
这时，只听彭德怀突然说了一句：“参座，你还不快走！”剑英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
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会齐了队伍，大家便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进发。
第二天清晨，陈昌浩发觉中央单独北上，叶剑英也走了，立即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并要第四军二十八团追击中央。
四军军长许世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9月12日中午，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同时，号召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11）
会议还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任副主任，继续北上。
张国焘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同志进行迫害，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叶剑英应免职查办”，直至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
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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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1）
在日寇大肆侵华和蒋介石加紧“剿共”的双重逆境中，叶剑英奉命渡河东征，密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谈判，力促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联合抗日的新局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当时奋战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叶剑英，完全拥护中央的宣言，十分关注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坚持北上抗日。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我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
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总路线。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等参加领导工作，朱理治任秘书长，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当时蒋介石仍然推行“剿共”政策，组织晋绥军等大批武力围困陕甘地区，企图消灭刚刚结束长征、立足未稳的红军。
共产党和红军再一次陷入重重的逆境之中。
根据这一险恶局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的战略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确定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为主要方向，迅速举行渡河东征，###阎锡山。
一、指挥中路军东征，战果辉煌
叶剑英作为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上。
他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左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查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做好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的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与技术训练。
完成渡河准备之后，1936年2月20日夜晚，红一、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掩护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漳县河口开始强渡。
部队渡河过程中，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报告。
21日10时，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
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相继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
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
阎锡山仓促应战，急电向蒋介石求援，调动部队向红军反扑。
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
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为作战枢纽，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
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以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的左路军，向北进攻；林彪、聂荣臻指挥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的右路军，向南急进。
同时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又一个营、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山西游击队等部组成中路军，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以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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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2）
左右两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晋绥军进攻，迅速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惊恐万状，急忙集中14个旅，编为4个纵队，阻止红一方面军东进。
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先后派遣约10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
中革军委命红军左右两路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敌人。
叶剑英根据军委指示，指挥中路军和所有游击队、赤卫军、少年队等一切武装，与众多敌军巧妙周旋，钳制敌人。
同时，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镇、隰县、永和、留誉五条道路，充分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阻截敌军的物资供给。
4月中旬，敌军进逼石楼。
叶剑英集结中路军主力在石楼城北三十里处狙击敌人，同时在永和一线打击北进之敌，继续控制黄河渡口，保证了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和伤员的转运工作。
叶剑英还组织部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建设各级政权机关，征集兵员，筹粮筹款。
游击队在石楼县县长家炕里挖出六大罐银元，叶剑英悉数运回后方，用作红军的经费。
在东渡黄河，与敌军的艰苦作战中，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果敢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晋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鉴于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晋西敌情变化的态势，中共中央决定于5月上旬，将渡河东征红军全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
叶剑英率部最后西渡回师，胜利完成了东征任务。
这次东征作战虽然只有75天，但战果辉煌，消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取得了强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晋绥军被迫撤回山西，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气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红军吸收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刚刚立足于陕北的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增强了经济实力。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剿共”政策，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
在根据地东北面，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和渡河入陕的阎锡山晋绥军联合对付红军，采取堡垒政策，步步进逼。
在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
面对敌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西部出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
叶剑英在西北军委参谋部，积极参与了西征战役指挥。
当时盘踞在宁夏境内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凭借一些厚实坚固的“土围子”阻止红军西进。
为了炸毁“土围子”，叶剑英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等，要他们设法从国统区购买硝药。
同时动员部队能工巧匠自己动手制造炸药。
他在驻保安的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大会上进行动员，希望凡在家熬过硝、做过炸药的同志，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从总部抽调人员到盛产硝土的一军团所在地宁夏豫旺堡，组建一个小型制硝“工厂”。
经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雪白的纯硝，再在硝中加上其他成分，制成炸药，送到前线。
前线指战员用这些炸药，摧毁了敌人许多“土围子”。
二、密赴蟠龙，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
由于中共中央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大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北抗日形势有了转机。
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参与指挥作战的同时，以很大精力投入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3）
东北军1935年入陕时有5个军1个师，号称20万人。
在东北军中，潜在着由来已久的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入关流亡，蒋介石驱之###，阴谋“借刀杀人”，在内战中将其消灭。
东北军在被迫与红军作战中，被歼灭3个师，损失严重。
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还取消了几个师的番号。
东北军官兵此时流亡关内，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同时又深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歧视，反蒋情绪日益高涨。
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受到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
为了推动这种有利形势，1936年1月下旬，党中央决定释放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要高为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和平谈判进行联络。
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