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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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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
  这位革命家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他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
  他毅然决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粉碎“四人帮”的重任,使叶剑英处在斗争的漩涡里。
  他以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科学的态度和冷峻的目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的嘱托。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晚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逐步减低了对他们的信任度。
  他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
  叶剑英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组织上两个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两着棋”!想到这里,毛泽东弥留之际欲语不能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未停止跳动。
  他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他联想到毛泽东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息吕氏作乱、巩固汉室的故事,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
  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不断提出批评,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过: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
  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还能让“四人帮”继续闹腾下去祸国殃民吗?让这伙败类要把中国引向倒退吗?难道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能被他们断送吗?难道有着半个多世纪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吗?难道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会听这伙野心家的指挥吗?叶剑英在思索着。
  作为一名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不负重望,又一次顺应党心民意,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决心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4)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
  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
  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英雄所见略同”。
  此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陈云、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革命家都曾与人商议,并直接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
  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许多同志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急于抢班夺权之心,路人皆知,招来众怒,只要政治局团结,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但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这项工作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
  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
  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十分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
  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
  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
  叶剑英主动地关心、接近华国锋,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东四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
  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陷入困境,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
  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剖陈利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叶剑英殷切希望华国锋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
  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
  华国锋担心自己资历浅,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
  华国锋听了,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了。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
  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打招呼。
  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穷途末路,大事不妙。
  他们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9月16日,在“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5)
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3人必须出席会议。
  这3人均不是政治局常委,明明没有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
  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
  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
  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
  在华国锋主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在上海同步进行。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
  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
  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000件。
  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13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
  这些数字虽然尚不能包括全部,但它可见一斑。
  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某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9月29日,“四人帮”使出一贯伎俩,在政治局会议上按照事先商定的口径,众口一词,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
  江青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
  接着,江青一伙横生枝节,又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会上,华国锋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
  叶剑英、李先念都说,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
  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
  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
  江青大吵大闹,围攻华国锋,高喊:没有事的都走!会议被江青搅散后,江青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
  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帅回答说,要坚决顶住!形势越来越紧。
  “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阶段。
  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
  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重要斗争!正如叶剑英分析的: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
  正当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
  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谁若犹豫观望,谁就等于自取灭亡。
  叶剑英在这一期间,加紧与华国锋接触和交谈,继续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继续同老同志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果断采取行动。
  也有些同志向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建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元帅,于9月21日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帅,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
  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6)
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老总,请他放心。
  他跟我想到一起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刻搬家。
  你告诉老总,也要注意安全。
  八、“密探”跟踪,“西山不可以久留”
  “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充当“密探”,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
  叶剑英察觉其来意,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晖,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给命名: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很快会有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
  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有一天散步,叶剑英又突然宣布“风雨亭”改称“放鹤亭”,在亭子上反复吟诵一首歌: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娇然而复击。
  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其余以饱汝,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这是谁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叶剑英告诉随员们说,这是大文豪苏东坡《放鹤亭记》中写的山人“放鹤招鹤歌”,并且一句一句地解释。
  他介绍说:“放鹤亭”本来有两个,一个在徐州云龙山,为张天骥(自号云龙山人)所建。
  另一个放鹤亭在西湖孤山北麓,那里很有一段典故的。
  北宋诗人林甫曾隐居西湖孤山,性喜赏梅放鹤,终身不仕,也不婚娶,时人称为“梅妻鹤子”。
  苏东坡文中指的是前一个。
  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自己反复吟诵“放鹤招鹤歌”,意在“择所适”。
  他发现西山有“坐探”王洪文在,所以感到“西山不可以久留”。
  过了几天,他果然“择所适”,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
  时值秋高气爽,玉泉山云雾缭绕,清波荡漾,群鸟高唱,景色十分迷人。
  但是叶剑英此时此刻已无意留连于山水美景之间,他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9号楼,集中思考捉妖大计。
  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
  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表面上沉静如常,游山钓水,吟诗作赋。
  “眼前近似无聊赖”。
  他写着这样诗句,可“人闲心不闲”。
  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科院2号楼、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
  有时一日之内要接谈几次。
  一天,在后海小翔凤,邓颖超刚要走,陈云即来到。
  叶剑英事先派侄儿选基接来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就如何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问题,征求陈云的意见。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尽快想办法解决。
  两人密谈,交换看法,完全一致……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7)
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
  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准备好草鞋和担架,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
  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这一段时间,想到外地去休养。
  华国锋劝他留下来,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遂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
  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象鼻子沟上山,来会见叶剑英。
  叶剑英因为好长时间未见他,此时风声很紧,本来不想见。
  但此时已看见他来到走廊里,只好请坐,照例打开收音机,与之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九、大事已定,决定“以快打慢”,提前“一破一立除四害”
  10月,风雷激荡。
  中央政治局清除“四人帮”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
  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
  针对有人要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
  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
  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
  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
  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
  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
  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
  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
  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汪东兴事后回忆说:“当时,叶帅对我个别交代,特别要保密。
  每次都是他来找我,不要我和国锋同志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他很谨慎、很细致……”“图穷匕首现”。
  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无数人头就要落地。
  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
  从1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电话)达102次之多。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
  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
  我哪里也不能去!他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通知汪东兴,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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