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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点起的广州暴动火焰，眼看就有被敌人扑灭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面见张发奎进行“辟谣”，稳住敌人，同时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护和营救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
他在稳住敌人的同时，将所获敌人有关镇压起义的部署、动向，随时报告党组织，暗地里通知教导团做好准备，告诫官兵提高警惕。
根据叶剑英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情报，起义决定提前举行，因周恩来不能来粤，中央最后指派叶挺从香港前来广州负责军事总指挥。
由于起义时间临时变更，叶挺在12月10日，起义前夕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未来得及吃饭，即投入了紧张的起义战斗的部署工作。
11日凌晨3时30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
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革命官兵高举红旗，分成几路，投入了市内的战斗。
潜伏在市内各地的三千余名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着各个指定的目标发起勇猛攻击。
顷刻之间，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迅速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
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在这里宣告正式成立。
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叶剑英协助总指挥叶挺等在总指挥部里共同指挥战斗。
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顽抗。
叶剑英走出总指挥部，来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又到文德路城隍庙门口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国民党反动派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调兵遣将。
逃到珠江南岸的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匆匆忙忙登上一艘军舰，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回部队，大举反扑，进行合围。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先后召集两次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部署。
在会上，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认为起义虽然暂时取得胜利，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不宜坚守广州，一再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转移到农村，与彭湃的农军会合，或去粤北找朱德部队。
但是，均遭到军事顾问诺伊曼和其他起义领导人的反对，未被采纳。
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拎着子弹袋，在长堤第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
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去探视伤员，察看俘虏。
这时，到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的张太雷，在返回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叶剑英满怀悲痛，继续指挥战斗。
敌军向观音山发动猛攻。
叶挺、叶剑英命令部队火速前往观音山，坚决守住阵地。
但是，由于起义军兵力不济，敌溃而复聚，酣战竟日，难以取胜。
黄昏后，为了取得友军支援，叶剑英几费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开汽车去东江联络彭湃的农军，但因罗炳中途病倒，没有完成任务。
形势急剧逆转。
12日晚，总指挥部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
这次被喻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终致失败。
广州起义是中国工农兵在南方大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大胆尝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同志在纪念叶剑英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建立了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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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12）
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领导广州起义。
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
红旗飘上越王台，君是当年好战士。
广州起义30年之后，叶剑英为安徽籍烈士张子珍墓碑题写了这首诗，并发表在纪念起义30周年的《南方日报》等报刊上。
这首诗高度赞扬了这次伟大起义的革命壮举，同时也高度赞扬了革命烈士的英雄行为。
又过30年，叶剑英同志逝世后，他的灵骨也安葬在广州烈士陵园，与他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君是当年好战士”，这既是写给张子珍烈士的赞词，也是对起义英雄群像的颂歌，激励后人踏着英烈足迹向前。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叶剑英这位当年广州起义的好战士。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1）
在中央苏区多次被“围剿”和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紧要关头，叶剑英身处逆境，毫无畏惧，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潜移香港，转道苏联学习回国，于1931年4月由上海辗转到达中央苏区。
正赶上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叶剑英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处在反“围剿”斗争的第一线。
他拜毛泽东为师，边学习边参与指挥作战。
不久，红军以三万兵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
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当年7月至9月，中央苏区军民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红都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
调整机构，起草条令，确立制度，使之逐步走上正规化，成为灵通精干的统帅机关。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准备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
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作战。
7月初，他参与部署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
8月，他根据苏区中央局确定红军向北作战行动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先打乐安，再攻宜黄的作战计划。
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宜黄，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处在逆境中的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一、在反“围剿”战役失利的境遇中，能上能下，战斗不息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进行之际，中国革命内部出现一股逆流。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
会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制造借口，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因为叶剑英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便同他一起回到后方，从此又一次走入党内斗争的逆境之中。
叶剑英在回后方的路上，与毛泽东边走边谈，抒发心中不平之气。
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正式调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这时，为了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
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2）
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10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
他在逆境中挑起两副重担：在领导红校教育训练的同时，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反击敌人的“围剿”。
11月中旬，叶剑英亲赴闽西，与福建军区纵队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坪、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
他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向进犯清流、连城、龙岩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
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开展防御作战并在兵员、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援主力红军，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敌人的“围剿”固然对中央根据地是个极大的威胁，但是更大的困难和危机却来自革命内部。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先后到达瑞金。
其后，共产国际派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亦到达中央苏区，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
蒋介石从1933年5月开始，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际，组织兵力大举进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多次下令构筑防御工事，“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阵地防御。
当时兼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虽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囿于组织纪律，也只好奉命组织闽赣军区和建宁警备区所属单位，构筑防御工事，建设作战基地。
他召开作战会议，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红军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
他夜以继日，调动各方面力量，指挥战斗。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
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
他发动群众筹粮，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还组织福建军区野战司令部，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
一次，敌人拼凑了一个军的兵力向我福建军区的前沿阵地龙燕镇一带和扁山要地进犯。
当时，红军只有一个师守卫在龙燕镇一带，一个团守卫在扁山。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叶剑英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队暂时放弃龙燕镇和扁山，有计划地往福建的长汀方向退却。
他直接指挥一部分红军部队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采取“麻雀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伏击并全歼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叶剑英在指挥部队转战过程中，十分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对身负重伤的指战员，只要他看到，都要亲自察看伤情，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积极抢救。
有时自己带队负责狙击敌人，掩护伤兵员转移。
他经常###队说，在收容伤员时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大意。
每个红军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设法抢救，多救出一个红军战士，就为革命多增加一份战斗力量，要爱护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呀！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3）
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州至连城间的凤凰山顶，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
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
粮食每人每天定量六两（十六两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
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
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撑着。
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
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
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
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凤凰山上了！”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
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
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对这次战斗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
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回军委任四局局长。
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
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二、甘冒风险，竭力保护被迫害的好同志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
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做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
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
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
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
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
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
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
他坚决反对杀人。
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
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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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4）
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为了更好更多地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
第二，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
第三，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
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
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
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身处逆境，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
他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
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
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