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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看上去简单的事情，如在牛皮纸或羊皮纸上着手做单页文件，也需要投入大批技术工人的劳力。除了饲养绵羊的牧人以外，还需要手艺熟练的剥皮工人，因为屠宰和剥皮对于制造高质量的书写材料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把兽皮清洗干净，并将外面的毛发和里面的肉刮除，按顺序浸泡在化学溶液中，铺展在一个不断调整的架子上，曝晒，按正确顺序交替地弄湿和晾干，剃削，最后按适当比例切成多页，这些工序要花去好几周时间。为把这些书页制成一本书，必须要利用一整套新工序：调制墨水，抄写文章，加入插图，上色，用皮革装订——皮革已经通过一系列皮革工场做好。
在蒙古时代之前，欧洲已经知道中国的一项创新——用纸张来代替羊皮，但极少使用，它需要单个工人掌握更多的技术，却可以省去很多步骤，这样，在全部的制做过程中，精力和劳力的消耗很少。造纸工将撕碎的破布和其他纤维材料煮烂，把一个木框浸入缸中，使其表面涂上一层纤维，用化学方法处理纤维，然后再晾干。
对纸张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中世纪社会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抄写书稿和文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修道院用双手完成，修道院起着书籍制造厂的功能，那里有抄写员整天在一个大文书房中仔细地抄写。除了供应他们少量食物和基本营养的费用外，整个劳动是无偿的，书籍销售后赚得的钱教会另有用途。1455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完成对两百个《圣经》版本的研究改编，并开启西方印刷业和信息业的革命。新技术使规模相对较小的制书业成为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之一，它刺激着古希腊名著的复苏，本国语言书写形式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新教改革的爆发，科学的产生，它实际上影响到从农艺学到动物学每个方面的生活和知识。
蒙古帝国的观念促使欧洲觉醒，产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从马可·波罗的旅行笔记，到乌鲁伯格详细的恒星表，这些新知识表明，欧洲人原先接受的许多古典知识都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它们又开辟出智力开发的新途径。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
早在162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识到，欧洲发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他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定为三大技术发明，而现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虽然它们“不为古人所知……但这三大发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最后在航海方面”，比这些发明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此，无数的变革都源自于它们”。培根很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重大意义，他写道，“任何一个帝国、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无法比这些发明更能支配和影响人类生活”。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播到西方。
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地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1288年5月，在会见列班扫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书信、礼物后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发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亚西西 为他的方济各会建造一座主教堂。作为第一个方济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济各会时代的来临。他们要在这个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仅想显示他们的优势身份地位，而且还要突出整个教派的丰功伟绩。方济各会与到过蒙古朝廷的欧洲团体关系密切。在这些人中间，修道士的代表有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贵由当选为大汗时他是第一个到达蒙古的使者，还有威廉·鲁布鲁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礼期间访问蒙古，他们都是方济各会成员。欧洲艺术家从由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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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8）
绘画共同来源于乔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们似乎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虽然教堂壁画的内容有基督的一生——离蒙古帝国一千多年，或圣方济各的一生——时间上与蒙古时代短暂相接，但艺术家还是以蒙古人为作画的主题，或以蒙古的服饰和装束来描绘：“在壁画群中，圣方济各的生活完全被丝绸所包围——无论是布置房间，或是铺饰假想的小路，几乎每个场景都有彩色华丽的纺织物。”除了粗糙的丝绸之外，他们还描写到精美的锦缎，它们深为蒙古人所喜爱，并作为礼物赠送给教皇和国王们。艺术家们把蒙古人置于各种基督教绘画中，突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服装、头饰和大弓。中国的素描画经过蒙古的商业活动而流行，以这种风格描绘的马，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品中。这些画面表明，欧洲人在描绘多石峭壁和树木时受到亚洲风格的巨大影响。欧洲艺术，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平面化和线性化的，如今它成为一种混合物，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风格，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风格；这种以深刻、明亮、纺织和骏马为主要特色的艺术，最终成为闻名远扬的文艺复兴艺术。
艺术家描绘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现出艺术家们的一种新意识，但是在帕多瓦 一幅1306年的“基督圣袍”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的，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用蒙古文字来描绘的，它们就是忽必烈汗钦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还有一幅“不贞的罪恶”，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而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在画中，《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难以辨认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的，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开始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中时，同样地，蒙古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著作中。蒙古观念和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德国传教士尼古拉·库萨的作品中，他那篇写于1440年的散文《博学的无知》可能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还在那里花时间处理教会事务，他后来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观念。1453年，他撰写长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虚构出十七个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对话，讨论关于促进全球和平谅解的最佳途径。作者对蒙古宗教思想体系的认识绝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鞑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话，那位代表说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数量众多而性格纯朴的人民，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其他人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感到吃惊，尽管那些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他们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犹太教徒去除邪念时所采用的习俗：有些人在额头标上印记，有些人则接受洗礼”。作者也记录下蒙古人对基督教祭祀仪式和神学的疑惑，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面包和酒，基督徒说这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在供奉之后他们饮食了这些祭品，这种行径似乎令人憎恶，因为他们吞吃了他们所崇拜的圣物”。
在辩论中，虚构的鞑靼人准确重复了蒙哥汗对法国使者所说的话——这是他在谴责世界各宗教之间有害的敌对行为时所说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确的。但是犹太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说有耶稣的戒律，这里也许还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们也声称手中捧着上帝的训令，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达成和谐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说，真正的宗教和谐，只有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实现。
蒙古的来访使者如列班扫马，给欧洲人提供远方异地蒙古人的极不相同的观点。欧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开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国看成是另外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并存。尽管作家们用“穆斯林”来表示欧洲人所轻视的一切事物，但他们却用美好世界——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浪漫形象去充实蒙古人的传说。杰弗里·乔叟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奔走，处理外交事务，他比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伟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业。
这位高贵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的任何区域
9 他们的“金光”（9）
都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王所应该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于哪个教派
就发誓要维护哪个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个勇敢、贤明和富有的人，
总是同情别人，匡扶正义，热爱一切；
他的话给人安慰，充满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为中流砥柱；
他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身强力壮，渴望战斗
就像他帐中的所有侍从一样。
他为人公正，屡交好运，
一直保持着极其高贵的地位
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
这位高贵的君王，就是鞑靼的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