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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4）
蒙古人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建立新的宗教，很少有著作或剧作问世，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农业方法。他们自己的工匠不能织布、冶炼、制陶，甚至不会烘烤面包。他们不会制瓷做陶，不会绘画，也不会盖房子。然而，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传递于各文明间。
成吉思汗建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筑仅仅是桥梁。尽管他摒弃城堡建筑、堡垒、城市以及围墙，但当他横山跨水前进的时候，他可能修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都要多的桥梁。为使军队与货物的运动更加快速，他建筑的桥梁，跨越了数百条江河。不仅在货物方面，而且也在思想与知识方面，蒙古人有意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蒙古人给中国带去了德国矿工，并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交流范围所及，大小不一。他们将地毯的使用推广到其所至之处，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同样，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也传播到西方。他们从巴黎带回去一位工匠，在干旱的蒙古大草原上打井，征募英国贵族在他们的军队里做翻译，并将中国的指画经验带到了波斯。他们资助在中国建基督教堂，在波斯建佛教寺庙和佛塔，在俄罗斯建穆斯林学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实行坚定的步骤，使产品货物畅通，蒙古人将它们综合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穆斯林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它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揉杂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影响也就随之出现。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蒙古人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都的纸币，并且他还试图为所有孩子建立普及基础教育的小学，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几乎所有被蒙古人蹂躏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的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在欧洲，蒙古人彻底摧毁了大陆的贵族骑士精神，不过，他们对该地区感到失望，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来说，该地区普遍贫穷。他们转身离开该地区，没有去侵扰它，更没有攻城略地、洗劫国家或将它们并入到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之内。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和在蒙古可汗同教皇以及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
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例如，欧洲人转而改穿蒙古织物，穿短裤和短上衣，而不是束腰外衣和长袍，用草原式的琴弓去演奏他们的乐器，而不用手指去弹拨，并使用新风格进行绘画。欧洲人甚至捡拾起蒙古人的惊叹词“呼累”（hurray），当成一种虚张声势和互相鼓励的热情喊叫。
正因为蒙古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毫不惊讶最初的英语写作家杰弗里·乔叟，会把《坎特伯雷传说》中最长的故事献给亚洲征服者——蒙古的成吉思汗。乔叟用一种毫无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成吉思汗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令我们惊讶的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居然对蒙古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而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们至今仍视他们为纯粹嗜血的野蛮人。乔叟或培根留下的对蒙古人的描绘，与我们从后来书本或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的书本或电影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描绘成追逐黄金、女人和嗜血的野蛮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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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5）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制作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图像或图片，然而我们没有制作于他有生之年的肖像。不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征服者，成吉思汗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画像，雕刻他的形象，或将他的名字和外表之类的东西铭刻在硬币上。而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提供了信息，倒不如说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用一首有关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语歌曲的话来说，“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因为没有成吉思汗的肖像或任何蒙古人的记录，所以也只能让世人随其所愿去想象他。直到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仍没人敢画他，而后，每一文化都在突出自己关于他的独特形象。中国人将他描绘成一位叔伯似的长者，有一小撮胡子和空洞无神的眼睛，像一位充满忧思的中国哲人，而不像是个凶猛的蒙古勇士。波斯的微型画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坐于王位上的土耳其苏丹。欧洲人则将他画成纯粹的野蛮人，凶神恶煞，非常丑陋。
蒙古人的秘密，给那些想写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基于事实的记述所知甚少。他们知道城市征服或军队溃败的年代；然而却很少知道有关他的身世、性格、动机或私生活方面的可靠信息，因为它们所剩无几。几个世纪以来，无确实根据的谣传坚称，在他去世后不久，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所有各方面的信息，都由他的某位近臣记录在一份机密文件中。中国和波斯的学者曾提及过那份秘密文件的存在，甚至有学者声称在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曾见到过它。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的近一个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将该文件形容为是用“蒙古人的惯用语和字母”书写的“真实的编年史”。但他同时提醒道，该文件被保存在宝库中，那里是“对外人保密的”。他强调，“理解或洞悉”该蒙古原文的人，“没有可能获得接近的机会”。蒙古统治崩溃之后，有关该秘密文件的大多数线索似乎都已消失了。很多杰出学者一度相信，这样的文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有关成吉思汗诸多传说的一种而已。
就象富于想象力的各国画家们把他描绘成不同的形象，学者们的作法差不多也一样。从朝鲜到亚美尼亚，人们都编著过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异故事。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憎恶折射到这些描述上。几个世纪之后，学者们通过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人所犯的暴行和侵略，来衡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他们的功绩却被遗忘了，而用于对他们进行指控的罪行和野蛮行径又被夸大。成吉思汗变成为野蛮人、嗜杀的野人，以及为自己利益而尽情破坏的无情征服者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为一般亚洲人，普遍地被描绘成一维的漫画人物形象，成为处在所有文明之外的人的象征。
到十八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威胁的形象出现在伏尔泰的《赵氏孤儿》当中，这是一出关于成吉思汗征服中国的戏剧，里面写到：“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把亚洲肥沃的土地变成废墟”。与乔叟对成吉思汗的赞扬相反，伏尔泰将他描写成是“这个破坏的暴君…他骄傲地…踩在诸王的脖子上”，但“他还比不上一个以武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滚打的野蛮的斯基泰战士”（第一幕，第一场）。伏尔泰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对周边文明的优点充满愤恨的人，一个由野蛮人本质所驱使的人，这种人想强夺文明社会的女子，并摧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种不同的名称——塔塔儿人、鞑靼人、蒙兀儿、莫卧儿人、摩尔人、以及蒙古人——但这些名称总带有一种可憎的咒骂意味。当十九世纪科学家想证明亚洲人群与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时，他们都被划分为蒙古人种。当医生想说明为什么高等白人母亲会生出智障儿时，会认为孩子的面部特征表现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经被蒙古武士强暴过。这种苦难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种人，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当最富有的资本家们炫耀他们的财富，并显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价值观时，他们便被讥讽为莫卧儿人，即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
在许多场合，蒙古人还变成为其他国家失败与缺陷的替罪羊。俄国不能赶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国的军力，那是因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儿人枷锁”套在俄国身上。波斯落后于它的近邻，那是因为蒙古人摧毁了他们的灌溉系统。中国落后于日本与欧洲，那是因为蒙古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国殖民地化，那是因为莫卧儿人统治的贪婪。二十世纪，阿拉伯政治家甚至确信，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宏伟的图书馆，并夷平他们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当2002年美国人在阿富汗用炸弹和导弹将塔利班赶下台时，塔利班士兵把美国人的入侵等同于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为愤怒的报复，塔利班屠杀了数千哈泽德人，他们是已生活在阿富汗达八个世纪之久的蒙古军队的后裔。第二年，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被入侵的美国人赶下台之前，在对伊拉克人民的最后演讲中，对蒙古人做了类似的指控。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6）
在如此多的政治辞令、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之中，有关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续地被隐藏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失载。他的故乡和他崛起的地区被二十世纪的超级大国所关闭，正像此前数个世纪中的草原骑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其严加封锁。原始的蒙古语文件，即所谓的《蒙古秘史》，不仅“秘密”而已，并且已经消失了，消逝于历史的深处，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寝更加神秘。
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为解释有关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并修正部分记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一项进展是对历史原稿的破译。该原稿包涵了已遗佚的、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尽管对蒙古人存有偏见和无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曾不断提及偶尔见到过的那本传说中的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动物或珍稀鸟类被认为已经灭绝，传言中的见阅更多激起的是怀疑，而不是学术研究。最后，在十九世纪，用汉字书写的蒙古原稿副本在北京被发现。学者们很容易认读这些字，但那些语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用某种编码来记录的，以汉字来代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发音。学者们只能读懂附在各章节之后的一小段汉语概要；这些汉语概要提供了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该原稿仍然难以理解。由于该原稿神秘色彩浓重，因此学者们称其为《蒙古秘史》（下文均称为《秘史》），此名沿用至今。
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蒙古，对《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认为非常危险。当局不让普通民众和学者接触到该书，因为担心他们受到书中陈旧的、非科学的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不当影响。但是一个地下性质的围绕《秘史》的学术运动形成了。在整个草原的游牧帐篷内，新发现的历史故事被秘密地谈论着，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在帐篷间传播开来。最终，他们有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述说的。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对于蒙古游牧民来说，《秘史》的新发现似乎来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带给他们以希望和激情。超过七个世纪的沉默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听到他的言语了。
尽管受到官方的压制，但蒙古人民似乎决定他们再不愿失去这些言语。在短时期内，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后，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们的历史。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政府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树立一个具体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7）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