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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第八章 红墙内外的生活
可以看出，他年轻时很英俊。他叫田云玉，说话带有淡淡的东北腔一一一
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
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他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冈上。冈上有松，可以听到碉秋鸟鸣。他向小小石冈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冈。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平凡未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冈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罗蒙诺索夫（I＇KIVHKJIVQRSIT^M_MNMJMS，，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冈腰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摄影组的胡秀云住脚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地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冈上地。主席望着她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你是追她去呀还是跟着我走？”
我脸红了。那时，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
主席又望住大家：“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主席说着将太平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挽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膛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冈顶。我们出汗了，大口大口喘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伸入朦胧雾气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线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轻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为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得扑扑乱跳。有人伍忍不住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噢呵呵……
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
主席问我：“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岗的人们说：“你们呀，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田云玉带了回忆思索的表情，深深吸口气。又说：我说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52年7月，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城市了，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这个小鬼好。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便说：“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家里负担重，父母已不得我早些出去挣钱。打起一个小行李卷我就上火车了。
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处工作一年，中央办公厅又来东北选服务员，把我选中了。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曾在东北交际处停留休息，说东北的小伙儿朴实聪明。所以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便从东北调了一批小青年去中南海服务。
我们在香山集训一个月，便步入红墙，走进中南海。不少同志分配到各位首长身边，我却留在中南海招待科当招待员。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到首长身边？悄悄打听，原来领导有话：田云玉那个小鬼。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还是个毛孩子呢。锻炼锻炼再说吧。
我便学习稳重。对着镜子练表情，力求像个大人样儿。可惜，我那时还没有发育起来，身体单薄，再装老成也不像个大人。
不过。我见首长的机会并不少。那时。毛泽东召集会议多数在颐年堂，刘少奇和朱德召集会议多数在西楼大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经常在怀仁堂，负责招待工作的都有我。看来领导列、我还是信任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最先对我产生兴趣的是彭德怀。一次会议休息中，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两腿一叉，双手插腰，我面前立刻像树起半截塔，不由人不肃然。我紧收双脚，立正了。同时听到很大的声音在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首长，我叫田云玉。
“多大了？”
“十六。”
“十六不小了。那时候我有几百个小鬼，十一二岁就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心里很热，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的首长。我向领导郑重声明：“十六不小了。这是彭老总说的！
我要能到彭德怀身边去工作该多好？我很羡慕那位老乡何玉贵，他就分配到了彭德怀身边。不过，命运已经悄悄为我做了另一种安排。
江青常在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看电影，领导派我去服务。我给她送茶，感觉到她注视我的目光。当我轻轻退下时，我凭直觉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并且向旁边的人了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江青带着卫士张仙鹏从一旁观察过我。于是，我意识到命运要有变化。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
果然，就在1953年底，科长同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仙鹏便领我会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又同我谈话：“欢迎你来我们一组工作。先值副班，熟悉熟悉情况，由老同志带带，以后再值正班。”
那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叫正班，在江青那里听招呼的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做工作，协调毛泽东与江青的活动。比如毛泽东要找江青和孩子们一道吃饭或了解她们生活学习情况，副班便须如实汇报。
江青的事主要是由她的护士照顾，卫士只负责她的吃饭及外出活动，并随时向她汇报毛泽东的起居行动。
我值班前，汪东兴又同我谈一次话。主要是强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嘱咐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谈话后，我开始值班，并由老卫士李家翼带班。
早晨，李家翼叫我端着饭盒，随他走进江青卧室。江青没有起床，穿一身睡衣。她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哲光洁，慵懒地依了靠枕，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江青同志，饭好了。”李家翼小声说，轻步走到床尾。那里有个摇柄。他熟练地摇动。床头缓缓升高。江青上身随着床头一道升高，坐起来。李家翼又将一张特制的木桌拿过来，朝床上插去，嵌在床上，桌面正好在江青胸前。她将右臂支了桌面，望住我。于是，我便莫名地战栗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的声音像是跟小孩子问话，但声调有些尖细，像被谁卡住了脖颈。
“我叫田云玉。”我声音发沙，有些透不过气。
“多大了？”
“十。十六岁。我抖得厉害，碗盘在饭盒里响，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想过去替她摆饭，又无沦如何迈不动步。我简直要晕倒了，求援一般去望李家翼。
李家翼接走饭盒，把饭菜摆到江青面前。
“你不要紧张，小鬼。”江青笑了笑，拿起筷子，说：“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几天，熟悉熟悉情况。”
我点点头，好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江青注意到我的狼狈样，把筷子挥一样：“好了，你先去吧。以后慢慢会熟悉，熟悉了就不会再紧张。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退出屋的，恢复常态后才发现，内衣全被汗湿了。
不过，三天后这种紧张感便全消失了。我也可以熟练地为她摇床、插桌子、摆饭菜了。
江青早饭都是在床上吃，像某些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生活讲究规律，一日三餐。不像毛泽东，吃饭没有一个准点，随心所欲。他的早饭是面包、黄油，有时也吃半个小馒头。喝稀粥。拌几样小菜：雪里红、咸豆、腕黄瓜。酱豆腐。中、晚西餐要有些像样的菜。她爱吃盖菜、空心菜。宽菜、芹菜、油菜和白菜。菜的纤维切得很短，用肉丝或肉未来炒。有时也加些木耳蘑菇，菜要炒得清淡。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青菜捣成菜泥吃，每天不能少了青菜。
她喜欢吃烧排骨，尤其喜欢吃鱼。午饭若没有鱼，晚饭就一定要有。她喜欢吃鲫鱼、鲢鱼。胖头鱼等刺多肉嫩的鱼，不大吃鲤鱼。马哈鱼腌了当咸菜吃。偶尔搞到鲥鱼，她自然吃得更香。中晚两餐都有砂锅汤，一般是排骨汤或鱼汤。
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做成红悯，比鸽子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碗便装下，吃的时候细嚼慢咽．认真品味。她的饮食与她的身份相比，不算过分。只是口味苛刻，有点“美食家”的样子，一般厨师伺候不了。毛泽东的厨师便伺候不了她，只有廖炳福师傅能做她的菜。
江青吃饭是在自己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也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到一个桌上吃饭，也各是各的菜。毛泽东的菜粗糙简单，只要辣只要咸就行。菜经常是整棵整棵炒来吃。他的好菜无非就是油大点，比如来碗红烧肉。大家都说他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倒是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想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两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比如医生徐涛、卫士李连成就是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后来不得不离开。又比如钟顺通，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胜任，在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毛泽东总是说：“年纪大了，年纪太大了。”我纳闷，年纪大了能算什么问题？后来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他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我仍然由李家翼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人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时，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你今年多大？”
“十六……快满十六周岁了。”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打铁的铁匠。
“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
“不会。
“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是给主席服务好。”
“不见得吧？”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上学去时，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间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
“黑龙江省双城县。”
“双城县，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哪？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没有，没听说过。”
“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可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爸爸爷爷都说得不对。”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里人，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局长说：“大有了。现在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我当时感叹不已：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干等的气氛，并且从未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耍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我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