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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我并没有写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些被强加意志的感觉，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听见对方坚定的声音：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4。旅长
2000年，南方某市发生一起小小的轰动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聚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涌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自然早已不年轻，岁月的流逝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但是他们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上，昂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别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的震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和富裕大道，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世界的企业家、董事长，成功人士CEO和白领阶级，当大街上的“奔驰”、“宝马”如过江之鲫，当《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新诞生的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他们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旅长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拄着一根拐杖，就像倒卷一面残破的人生旗帜。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六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洠в型掖蛘泻簦膊凰祷埃窍窨檬髂茄聊卣驹谖颐媲啊Ｎ易⒁獾皆谖颐墙裉煊毡榉豪牡哪甏颐媲罢飧鲋心昴腥司谷皇悄敲聪荩煽莸牧成霞负蹩床患凰坑倘蟮暮奂＃拖窀瓯谔采系囊淮月嫱沾獭Ｎ胰衔淮笙穸琳撸蛭种忻挥惺椋部床怀鲆梦仪┟囊馑肌Ｎ艺谝苫螅鹗终疲蛭艺故疽徽抛痔酰铱醇痔跎厦嬗美赌嵬崤づば醋帕叫行∽郑耗阆氩煞靡桓霾谎俺５睦现嗦穑克诰梗ň常┩獯蛄硕暾蹋现夭蟹稀５悄惚匦敫斗眩ú煞茫！�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
5。老康
老康全名康国华，就是那个不同寻常的境外知青，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
我们还未进门就听见有人在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一时又记不起来。等我跨进屋才看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境外老知青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但是墨镜仍然不能完全遮掩两只弹坑一样塌陷的眼窝。当他同我握手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位老知青双手严重变形，十根手指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就像一排惨遭破坏的竹围篱。这些参差不齐的手指头像锯齿一样一下子在我的心中拉出一道口子来。老康觉察出我的不安，他将头偏向我这一方说：都是炮弹弄的。不过没什么，习惯就好了。
老康嗓音洪亮，像炮弹爆炸，震得我耳膜嗡嗡响，我一下子记起那个读者电话。老康没有说错，我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许多事情我们身不由己，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我问他： 听说你在境外担任过游击队旅长是吗？
他说：不错。我是中央医院副政委，副旅级。
我问：你既然身居要职，为什么还要回国来？
他侧耳聆听，之后简短回说：游击队失败了，知青都走光了，我只好回国来。
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没有工作。待业。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老康侧着头，等待我的问话。我问游击队为什么失败。老康表情开始激动起来，他的脑袋像雷达天线那样盲目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可恶的敌机。他怒气冲冲地说：游击队本来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游击队却失败了。
我说：你并没有回答我的为什么。
他说：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不过我要重复我在电话里讲过的话，你在《流浪金三角》里描写过的那些人是知青中的败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动摇分子、逃兵、变节者、叛徒和革命的敌人，他们对游击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误入歧途。这天老康向我展示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照片显示出年代久远。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正好俯下身体向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士兵伸出手来，士兵负了很重的伤，头上打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幛看清伤兵表情，但是我通过照片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士兵的激动心情，因为从年轻士兵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笼罩着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神圣气息，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老人是金三角游击队＊＊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我说：那个叛徒是什么人？是知青吗？
老康默然。我转过身来，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黑洞里。后来我听见老康说：写写我们境外知青吧，那么多人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欲擒故纵……你说我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
1。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虚度人生。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他是一个带头吃螃蟹的勇者。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隐去。极目远望，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男知青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法阻止运动，但是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男知青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华侨的。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像石头砸进水里，让人猝不及防。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对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战士们唱着歌，枪刺如林，战马嘶鸣，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