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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封面人物，把历史串联
好奇常常会是一扇窗户，推开它，可以看到遥远的历史景象。
2001年7月下旬，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我借出1927、1943年的《时代》周刊。从1923年《时代》创刊开始，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而且以人物为主。在这2年的刊物上，有2个中国人是封面人物：蒋介石出现在1927年，宋美龄出现在1943年。
翻阅时，我忽然有了一种好奇：从1923年到20世纪末，将近80年的时间里，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一种本能的、职业的好奇。时间匆匆，我未来得及在国会图书馆求证这种好奇，只带回这2年的刊物上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复印件。几个月后，同事袁晞送给我一本画册，顿时让我眼睛一亮：《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1923—1994）》。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时代》70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为历史好奇提供了最好线索。
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其余均为1次。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
读过一本专门研究《时代》封面人物的专著《谁在〈时代〉封面上？》，作者列努斯（Donald J。 Lehnus）研究的是1923—1977年封面人物。作者写道：“这项对2814个封面（自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刊出的）的研究已经表明，《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代表着科技与艺术，代表着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如果从过去可以推知未来，那么《时代》的读者们确信，《时代》的封面不仅仅会继续关注所有重大的事件，关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探索，还将会继续展现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男女，名扬天下的或者臭名昭著的。54年来的封面都是如此，未来必将延续这一风格，直至《时代》不复存在。”
作者有句话说得很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当我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场面恢宏的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推开好奇这扇窗。在旅居美国的友人万树平的帮助下，我开始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中国事件的《时代》杂志以及相关著作和资料。翻阅它们，就是翻阅历史，就是浏览丰富多彩的世纪人物画廊。不同年代出现的不同人物，将之串连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
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他（她）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选择了他（她）？他（她）又是如何被描述的？甚至，在我看来，有哪些重要遗漏？这些，都将是解读与叙述过程中应有的话题。
工程浩大，却充满诱惑。
我无法抵御这个诱惑。好奇中，奢望中，开始了我的讲述。相对于慷慨激昂和纵横天下的评判，我更倾心于做一个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时间在延续，类似的或完全陌生的故事仍将发生。中国的人物或事件，将以何种方式再度出现在《时代》乃至其他杂志的封面上，那将是未来某一天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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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1）
“封面中国”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开始。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4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说，对于卢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所拥有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已经达到1433万册之多。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20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3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12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明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注）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从中国山东开始的。
二/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之父”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于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显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近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读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一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T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19世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 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类似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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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2）
卢斯的父亲（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叫路思义，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成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11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3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卢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服务的长老会的教堂，在如今的蓬莱（登州）城也不复存在了。
19世纪在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据《蓬莱地方志》记载，1861年，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首至登州，在北街观音堂创立教堂，时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同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来到登州，同在北街建立总堂。1866年，美国南浸信会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基督教圣会堂。
位于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卢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教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基督教堂高耸的钟楼，墙壁上醒目的十字架，映衬着数百年古庭院的雕梁画栋和牌坊，一中一西，历史对话俨然已是百年。
圣公会教堂的秦牧师已年过古稀，但颇为健康和健谈。他友善而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手中关于卢斯的书。他告诉我，这座教堂自1872年修建之后，一直没有大的毁坏，现在正在准备申报山东省的文化遗产，因为这是山东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教堂。讲坛上的地板掀起，露出下面石板修就的下水道。他对我说，上午有一批外国游客来参观时，特地要看看当年的排水设施为何一直有效。他又带我走出教堂，来到教堂后门的一块墓碑前。这是在登州传教将近40年的美国穆拉第女士之墓。她于1874年来到登州，1912年在归国途中逝世。最后，她被安葬在这里，与她供职多年的教堂相伴。说起教堂，说起这些往事，秦牧师颇有些自豪与兴奋。
未能找到卢斯的出生地和他的父母供职的教堂，但仅存的教堂，古色古香的戚继光故居，这些卢斯当年生活于登州时的老建筑，毕竟能让一个寻访者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生活场景的气息。遥想当年，童年卢斯和他的伙伴们，一次次来到河边玩耍，在教堂与牌坊间跳跃而过。
卢斯有一张3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否在登州他家的庭院。3岁的卢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呈现。3岁时，卢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中国教民的弥撒；5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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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3）
3岁的卢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动荡之中，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卢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现已改名为首尔）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在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卢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潍县（今潍坊市）。10岁时，卢斯被送到位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卢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14岁。从出生到离开，卢斯在中国亲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两次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和登州相比，在今天烟台市的芝罘区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走在海滨，一幢幢欧式老房子正陆续修葺。依次走过，俄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还有一个天主教教堂。我没有找到英国寄宿学校。不知它位于何处？是在海滨，还是在芝罘岛上？当年的建筑和校园尚在否？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寻找。
怀揣卢斯传记，穿行于老房子之间，看着大海缓缓起伏，即便没有找到学校旧址，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唯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一样潮起潮落，起伏不止……
三/教育梦：西方传教士的历史尴尬
从小参加弥撒，5岁学会即兴布道，虔诚的传教士父母，在华西方传教士生活圈里的十几年亲密接触……这些经历并没有使卢斯选择与父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建立媒体帝国，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息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登州与芝罘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做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20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20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上。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和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没有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领域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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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