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冯玉祥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与上面有所不同，他说他很赞同改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占和管理京、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从这里（郑州）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署之间恐亦不宜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我的生活》，第640页）
从冯玉祥自己的叙述看，他并没有对失去再度进驻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没有与阎锡山之间出现隔阂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军事要员们欢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冯回忆说，在蒋离开后，他与阎两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他对阎说：
“前有帝国主义，后有共产党，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拨离间之手段，稍有不慎，即坠其计。此次北伐，官兵死亡如是之多，百姓流离如是之苦，由国家推至个人，吾等均应精诚团结，合作到底也。”
封面中国 第四章（13）
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种种慷慨激昂，向天发誓，有时是当不得真的，何况是各自拥有重兵的军阀。几天之后，1928年7月10日至12日，冯、阎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各持己见，未能团结一致。会议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等。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会议在讨论裁兵原则时，冯玉祥主张淘汰老弱不良者，取“精兵主义”，而阎锡山主张各集团军平均缩减，取“平均主义”。《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冯玉祥在此时就表现出了对蒋、阎的不满：
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800页）
很快，不满演变成了对抗。1929年5月，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冯玉祥即宣布反蒋。但战事未起，冯手下的几员大将转而支持蒋介石，冯玉祥在阎锡山的劝说下，不得不于5月28日匆匆通电下野。一直驻守山西静观事态的阎锡山，此时，盛情邀请下野后的冯玉祥访问山西。6月21日，危难之中急需寻找盟友的冯玉祥，接受这一邀请，开始了山西之行。
无疑，阎锡山是在打冯玉祥这张牌，以在蒋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的分量；冯玉祥则也意在借阎锡山之力来实现反蒋之目的。两人在8月商定共同讨蒋，冯军粮饷由阎供应，并约定一俟冯军抵达洛阳后，阎即通电表示态度，实行西北军和晋军的携手合作。
分明是一步险棋。
冯玉祥走进了阎锡山的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性格与计谋的较量，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冯、阎之间情节曲折的一场大戏，拉开了序幕。
六/“独立王国”的毁灭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现在划归定襄县。将近200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遥想一个世纪前，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把阎锡山送走又迎回。1900年，18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和父亲一起因躲债而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再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总是喜欢回到河边村，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从袁世凯称帝一直到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都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乱世而不倒。
1929年9月30日，阎锡山又一次回到家乡河边村。这一次，他带来的贵客是冯玉祥。
76年后，2005年4月，我有了一次山西之行。这一次，我特地去踏访阎锡山故居，追寻76年前阎、冯在这里上演过的一段传奇。
有数百间房屋之多的阎锡山故居，如今被河边村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包围着。故居大门乍一看，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我想象中的豪门气派。但走进去，即可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的故居，是他在辛亥革命发迹之后费时20多年陆续修建的。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的实用需要而与旧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建筑群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庭院衔接交叉，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诡谲与幽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本人的狡黠，更渲染出一个大军阀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人行其中，方向难辨。却顾所来径，一片茫然。
封面中国 第四章（14）
76年前，冯玉祥走进河边村车站时，想必没有我这种感受。他正期盼着与阎锡山尽释前嫌，共同反蒋。阎锡山精心安排的欢迎场面，也是刻意要在冯玉祥面前表示出友好与诚意：
阎锡山陪同冯玉祥来到河边村汽车站时，只见黄土垫路，清水洒街，到处张贴欢迎标语。河边川至中学和小学的学生，手持红绿小纸旗，打着横幅，列队欢迎。有两条标语，红纸黑字，贴在宽大的灰白布上，一条写着：“旗旌遥临，同亲仰望”；一条写着：“锦茅壮挂，共目思光”。两条标语由学生簇拥着，在秋风中不住地点头。阎书堂（阎父）等人早已在站台上等候。于是停了车，阎锡山和冯玉祥走出汽车。冯玉祥又高又胖，比阎锡山高出一头。他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里还勒着一条布腰带，脚上穿着布鞋，完全是一副农民打扮。冯玉祥见到阎书堂，急忙行礼。（《阎锡山与家乡》，第93页）
按照商定，寄寓阎锡山家乡的冯玉祥向他的西北军再次发出了伐蒋命令，1929年10月10日，蒋冯战争正式爆发。
然而，阎锡山却止步不前了。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老谋深算。冯玉祥不知道，阎锡山在向他表现友好的同时，一直还在与蒋介石暗地交涉。阎历来善于伪装自己，迷惑对方，这一次依然如此。据《阎锡山与家乡》叙述，在冯玉祥到山西后，阎一面与冯周旋，共商反蒋大计，一面为了迷惑蒋介石，还假意做出准备下野出国的样子，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购置服装和用具，外人完全看不出一场大战正在密谋酝酿中。
蒋介石其实未必不清楚阎与冯之间的真实心思，但他仍想分化他们。蒋暗地派人去太原，欲说服阎出兵反冯。蒋还亲赴北平与阎会晤，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冯玉祥翘首以盼阎锡山出兵配合之时，11月5日，阎锡山却宣布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时还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服从中央；10日，太原各界又召开庆祝阎就任副总司令大会。阎锡山完全抛弃了冯玉祥。
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冯玉祥被软禁在建安村窄小的天地里。冯玉祥为了表示抗议，甚至从10月23日起开始绝食。他曾率随从执意前往太原，但阎的士兵将其团团围住，不予放行。士兵们在他的车前长跪不起，苦苦劝阻。冯觉无奈，只得重回软禁之地。与一个多月前初到河边村的欢迎场面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独立反蒋的败局已无法挽回。1929年12月1日，蒋军攻占陕州，冯军全部退回潼关以西。蒋冯战争以冯军失败而结束。
然而，一切又在变化中。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通电讨蒋，他与冯玉祥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就在通电反蒋的这一天，阎锡山专程来到建安村，向冯玉祥道歉。翌日，两人分别乘车回太原。为表示与阎锡山结盟的诚意，冯玉祥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留在太原，自己则在3月8日由阎派宪兵开道离开太原，9日从风陵渡越过黄河，10日进潼关城，14日，冯、阎联合反蒋才由秘密筹划转为正式公开。
硝烟弥漫之中充满戏剧性的内幕，外人如何知晓？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终以冯、阎失败而结束。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人物，是“张之后的张”——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通电拥蒋，派东北军入关，10天内占领了平津和华北地区。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中原大战失败后，晋军、西北军分别由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桂系、冯、阎相继告败，中国已没有别的军阀可以向他挑战。蒋介石到此时成了真正的大赢家。但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如烽火一般在全国不同地区燃烧而起的共产党根据地，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他将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只不过，此时此刻他不会预想到自己未来的惨败。
我搜集有一份中原大战期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讨逆画报》（1930年7月5日）。画报为四开两版，刊有10幅政治漫画，其中一幅是组画。被讽刺和鞭挞的对象，是向蒋介石宣战的各路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及桂系，以及以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对派“改组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封面中国 第四章（15）
漫画1：冯玉祥坐在宽木条凳上，左手抱着日本人放在左腿上，右手抱着俄国人放在右腿上。说明写道：“冯逆玉祥勾结日俄残害人民叛党卖国”。
漫画2：一条黑白相间的狗，身上注明为“阎冯残逆”，四周是滚滚硝烟和刺刀，硝烟里写有“讨逆军”的字样。漫画说明写道：“孽畜！还向哪里逃”。
漫画3：阎锡山和冯玉祥被画成两个骷髅，站在坟堆间，他们脚下四周所竖的木板上，分别写着他们的几位大将的名字：逆军傅作义、逆军吉鸿昌、逆军孙良诚、逆军李生达……之墓。说明写道：“为反革命阎冯二贼而死，真是死了还留永世贼名”。
漫画4是组画《冯逆玉祥之将来》：冯玉祥在前奔跑，空中一架“讨逆军”飞机在追击；冯跑到一块写有“逆境”的地方；冯继续奔跑，飞机来到他的头顶，扔下一颗炸弹；炸弹爆炸，地面上石块纷飞，冯被炸得只剩一双脚，飞机远去。
……
一篇针对冯玉祥在河南的军队的《告建国军》，让人看到了金钱在中原大战中发挥的作用：“蒋总司令的命令，士兵投诚来归的发恩饷1月，士兵携步枪1支，来归的奖洋20元，并发恩饷1月，官长携大炮一尊来归的奖洋1000元，官长率领士兵来归的升一级任用……”
卷入百万士兵的军阀混战，早已陈迹难寻，一份意外得到的画报却让我触摸到了当年的场景，嗅到了硝烟的浓烈。
且回到冯、阎身上。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曾经叱咤风云20多年，如今全部瓦解。失去实力的冯，在中国的影响力从此日趋式微，不再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这一次彻底失算了。他精心经营近20年的“独立王国”，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从不容许外省势力进入的山西，此时也无法拒绝别人的军队开进。此结局恐怕是阎锡山最难以接受的。一直被视为谨慎、狡黠的“山西王”，在20年代北洋军阀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总是奉行“中立”政策的他，此次怎么会孤注一掷与冯玉祥联手，发起一场针对强大的蒋介石的战争？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20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记载，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封面中国 第四章（16）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