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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1929年还不到30岁，他当然没有想到国际纠纷和###交织一起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父亲老练和狡猾。
中东路战争终于爆发，历时数月。到前线采访战事的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
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67—168页）
惨败是张学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这对他的情绪、心理是一重大打击。在“中东路事件”期间，张学良邀请顾维钧来到沈阳担任他的顾问，顾维钧亲眼看到了“中东路事件”开始时那个热情高涨、乐观自信的少帅，在惨败之后又一下子跌落进沮丧的沼泽。张学良一时再也不敢与实力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日本或者苏联对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九·一八”放弃了抵抗，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更击碎了所有中国人曾经对他的赞誉和希望。“不抵抗将军”乃至“卖国贼”的唾骂，一时间成为笼罩他身上的阴影。将近一年之后，1932年8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一番剖白，说得诚恳而感人：“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
他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东北军不得不成为蒋介石用来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掉实力。笼罩心上的沉重阴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做出惊人之举之后才能消散。哪怕他为此将付出数十年失去自由的代价，但他却以这一特别方式，完成了历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2001年，张学良在101岁高龄时病逝于美国。斯人远去，百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我在沈阳寻访时，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的兵工厂旧址。兵工厂历尽沧桑，功能依旧。日军占领沈阳后这里仍是兵工厂，现在，它还是工厂。走进去，友人告知，偌大的厂区如果步行需要几个小时。路过几处车间，说是张学良时代的遗迹；工厂入口处有一幢楼房，近似于当年日本总领事馆的建筑风格，也是绿色屋顶，它们则是日军占领期间修建的办公楼，一直保留至今。
七/“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也必须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封面中国 第五章（14）
1931年10月26日，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0000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让他们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四分之一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集中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浇上汽油，由温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神圣地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东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1931年中国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8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原名《中国近时外交史》，刘彦著），此书附页上刊有该书店出版其他图书的介绍，其中多种与日本有关。《日本并吞满蒙论》由日本的细野繁胜撰述，出版社将这样一本鼓吹日本应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书翻译出版，正是借此向国人发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这是该书广告的标题。广告写道：
据著者的意思：中国并非国家，中国人是万恶所归的下贱劣种。所以本书的结论，对全中国则谓应归列国共管，对满蒙则应归日本占领。但是它怕列国妒忌，于是假借满蒙对列国开放之名以售其奸。照历年日政府声明满蒙欢迎外资，及最近田康庄在美所宣传，更足证明著者所云，并非一人之见解，实为日本之国策。——我素视和平如生命目战争为罪恶的中国民众啊，对于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紧抵御；对于暴露其野心之本书，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广告词中的忧虑成了残酷现实；“不可不加紧抵御”的警示，则变成了“抵制日货”的实际行动——激烈对抗情绪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刻，蒋介石被推到漩涡之中。日本侵略东北，无疑打乱了蒋介石欲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消灭共产党的部署，但他仍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既定的方针，不会因“九·一八”的突然来临而改变。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此，尽管蒋介石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向日本宣战，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出一种姿态。他清楚中国与日本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1931年，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说他需要时间。
不敢宣战的蒋介石，却又必须安抚愤怒中的民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封面中国 第五章（15）
为安抚情绪激烈的爱国学生，使其摆脱痛苦，南京的蒋介石主席上周组建“学生军”，以准备抗日，但大量学生没有参加，他们怀疑蒋是否会真的宣战。3000名学生在南京聚会，大多数人年纪很轻，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也许会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听说又有一辆火车满载学生将要离开上海，蒋主席立即下令火车停车，哪怕学生威胁要砸烂车站。发生一阵骚乱后，上海铁路部门官员只能放行，当火车驶出上海车站时，学生们阵阵欢呼。火车开到距南京50英里的镇江时，驶进副道，学生愤怒了，但司机和司炉留下火车头，早已离开远去。
在美国，赞助燕京大学的费城人，收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电报，据称，他的中国学生继续在上课，没有参加别的学校由中国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些费城人得知这一消息松了一口气。（《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最尴尬的恐怕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陷于了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左右为难的境地。民众反对和日本谈判，外交官却又必须运用外交手段。他们需要向当时的国际组织——国联陈述中国发生的一切；需要向国联提出中国的抗议；进而希望国联能够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进一步行动。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咄咄逼人、随心所欲、甚至不把国联放在眼里的日本；面对的是国联中各有利益考虑、各有心思盘算的西方列强。然而，他们所倚仗的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一个内乱不休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外交官的确有他们的苦衷与尴尬，要与民众真正有所沟通，何其艰难！
此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与日本代表吉泽几乎在会场上扭打起来：
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无可争辩，是日本在为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中国领土），这些军队造成中国人流血。流血无疑就是战争。上周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再次要求国联干涉。
中国的施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吉泽几乎要掐对方的脖子。为拉开他们，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Drummond）把发怒的东方人暂时安排到分开的房间。第三个房间里坐的是美国的“观察员”、美国驻瑞士大使威尔逊（），国联理事会的欧洲代表坐在第四个房间。
威尔逊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说日本违反了《凯洛格公约》（《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的国际公约》——引者注），理事会同意吉泽先生的意见，该事件属于中日之间的事务。温和的英国代表说：“特别是吉泽先生已向我们保证日本现在正在撤军……我希望这些军队能尽快撤离完毕。”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国联派出观察团以监督日本的“撤军”——如果它付诸实施的话。国务卿史汀生从华盛顿致电中国和日本，敦促他们限制军事行动，“遵守国际法”。这样，实际上拒绝使用著名的《凯洛格公约》。
在中国外面发生的这一切或许显得刻板而乏味。对中国学生这些爱国者来说，他们则因中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1。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2。在向国联诉求时，上当受骗的中国的外交部长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他，该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联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是那位“该死”的“他”——外交部长王正廷。
“部长被打”——这是《时代》报道的标题。
“先生，快跑！快跑！”上周，中国的外交部长、1910级耶鲁大学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实、善良的下属这样大喊着。
“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王部长勇敢地回答。
扑！砰……一群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王部长。
封面中国 第五章（16）
“卖国贼！”他们叫喊。“你出卖了中国！打死你，打死你！”
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一个星期后，《时代》继续报道王正廷的伤势：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时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长王正廷一人。据顾维钧回忆录所写，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回忆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
不仅仅外交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遭到学生殴打：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话来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他的中国同行们，常常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之中而难以周全。他这样写道：
曾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穆尔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97页）
这是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何其之难！那么，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也就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他们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与群情激愤的民众两者之间尴尬周旋，以他们的方式背负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未来的日子里仍会将他们纠缠。
封面中国 第五章（17）
在一片攻击声中，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很快相继辞职。随后，1932年2月，国联决定派遣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局势，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赴任前，他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干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我又说，作为中国代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5页）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4000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页）
在“抵制日货”的###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