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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溥仪奖赏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助其实行“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溥仪就位统治的“复国”计划。
1926年9月15日，溥仪接见英军司令官和驻津英国总领事。同时应邀前往彼德斯飞号军舰，与英王四太子乔治会晤并共进晚餐。
1927年9月4日，溥仪派郑孝胥赴日为复辟奔走。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溥仪发誓报仇。
1929年10月10日，在溥仪视为“国耻纪念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刻，由远山猛雄引导，携弟妹观看日本小学生运动会，以激发“复国”精神。
1930年5月12日，陕西大旱，溥仪接见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继而以库存玄狐、貂皮千余张助赈。
1931年8月，豫、皖、粤、湘、鄂大水灾，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捐出一串珍珠助赈。
……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但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来，“满洲”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的。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1931年11月2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为前提的挽留。8天之后，11月10日，他就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抵达营口，同月下旬移居旅顺，住进了日本满铁的大和旅馆，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在几岁时就早早失去祖业的他，终于在20年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契机。哪怕是当一个傀儡！
或许溥仪内心非常明白自己尴尬的处境，但渴望称帝的欲望早已压倒了一切。日本方面最初只想将东北从中国分离，成立一个“满洲国”，委任溥仪担任“执政”，而非如溥仪所设想的帝制，加冕为皇帝。溥仪称，如要他出山，就一定要称帝。日方却不肯让步，在日军司令坂垣征四郎发出最后通牒后，溥仪只能同意先出任“执政”。但在讨价还价后，日方也答应溥仪提出的“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条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一年多过去，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帝。
溥仪与日本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便这样说到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封面中国 第六章（10）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20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48面鼓、48张锣，用玉锤敲打8根长长的硬木板，24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基，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和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基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
登基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
3月1日是登基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伪满宫廷杂忆》，第102—104页）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看作整篇报道的基调。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成为皇帝的经历：
只有28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有2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她的侄子、37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其罪名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摆脱“满洲”老朽们的欺压，方式则是请他们自尽。1904年11月14日，据说慈禧太后的两个侍卫潜进光绪房间，将他杀死。太后挑选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
老太后等到了小溥仪被裹以黄龙袍，加冕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淳亲王成为摄政王，宣统皇帝被送回去抚养。6岁时，他刚露面，就在广州伟大的孙逸仙的革命成功之后被废黜。他继续住在紫禁城，由原威海卫海关官员、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试图获得民国政府许诺的400万元经费，但从未到手。
1917年，他再度成为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几天后，段琪瑞总理靠日本的资助，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只同意用30分钟时间来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时代》，1934年3月5日）
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他不仅未能改变其“工具”的角色，而且处境更为艰难。下面几个由《时代》讲述的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封面中国 第六章（11）
作为3000万“满洲人”——约十分之一为正宗满族血统——名义上的统治者，溥仪的愿望是最好的。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他说：
“在我的统治下，我祈望上天明示，使我能与周王朝伟大君王们相媲美。不管我们两国政治如何不同，但我保证‘满洲帝国’愿和美国一起，共同努力创造长久和平。”
“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
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帝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10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11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3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中去一个样，这时心中的惊慌、羞愧、恐惧和难过等心情，都交织在一起。（《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第79—80页）
溥仪去世于1967年，正是“文革”大动荡之时。过去关照过他的要人们，已自顾不暇，无法顾及他了。据最后为他治疗的张崇信医生的回忆，溥仪最后一次因肾病发作，住进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同病房还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他的记忆力更糟糕，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空尿液后，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溥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也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医生们赶到他跟前，作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此刻，除了李淑贤之外，没有一个亲友在他身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附录，第719页）
封面中国 第六章（12）
生于末世，死于###。曾经三度登基、半生沉迷于皇帝梦的溥仪，在凄凉中离开了人世。他走到了终点。他彻底解脱了。
五/历史真相在何处？
欲要历史真相显现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又一个客观、执著而认真的人，潜心于往事，将纷繁紊乱的史实归纳、梳理，从而相对准确、全面地描述历史。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便是这样的人，他所撰写的日本裕仁天皇的传记《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中译本改名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厚重、扎实、客观，把历史的隐秘一层一层地剥落出来。
参照《真相》一书，再看《时代》当年的相关报道，更加证明当年日本在占领东北，策划建立“满洲国”时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在蒙骗世界。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日本立即向国联承诺撤军。与此同时，他们马上实施在东北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的计划，也就是成立所谓“满洲国”。东北军被赶出沈阳后，退守锦州，准备在那里抵御日军进一步的进攻。但日方认定，张学良不可能获胜，不可能回到沈阳。因此，他们声称：“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而这个所谓“满洲当局”的领导人，他们早已确定，他就是溥仪。
占领沈阳之后，进攻锦州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此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成了轰动世界的又一大新闻，但日本方面却否认轰炸机进行轰炸的真相：
明显出于外交原因，上周日本政府坚称他们不是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在“满洲”——中国的一部分——战争行动正在继续。
日本飞机在京沈铁路上的大虎山轰炸了3列运载中国士兵的火车。
在东京，军事长官南将军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轰炸机”，解释说是“侦察机”上飞行员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3英尺长的空弹壳”，它们不可能爆炸。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继续做技术性的解释，说是日本“已从满洲撤走了所有战斗机”。
在轰炸了被撤职的“满洲”中国长官张学良设在锦州的军事指挥部之后，日本飞机低飞盘旋，撒下解释性传单。文称：“日本皇军一直努力为民众赢得基于正义准则的权利，将清除支持张学良的力量，以及他所任命的锦州政府。皇军正采取果断手段摧毁他的老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清除张学良的影响”的方式，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的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就是肢解中国。《分离运动》——这是《时代》报道这一动态的题目：
已向国联承诺从“满洲”撤军的日本，上周撤离了部分士兵，但被激怒的中国人并没有平息。
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抖动他的白胡子，宣称日本军队对沈阳的“军事占领”已经结束。他解释说，他的士兵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
中国人指出，日本士兵还“保护”着“满洲”在沈阳的金库。存放着“满洲”几个最大银行财产的５０个金库，目前由日本人控制和守卫。曼哈顿的国家城市银行沈阳分行有大量银币存放于中国银行的金库中，需要在上周同时运走，分行经理请求日本管理当局允许沈阳的银行开门，但没有被理睬。
与此同时，在沈阳的中国省政府的官员惊恐万分，已经逃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声很臭的组织，中国人称为“人民维持会”，他们似在策划宣布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其他的分离运动也被披露出来（由日本报纸），包括哈尔滨、吉林。是日本的战争大臣南将军秘密指挥了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见《时代》，9月28日）上周，他出现在日本内阁面前，小而坚硬的手中挥着一摞电报。据南将军称，哈尔滨的中国公民已热情赞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为这一目的，他们已在张景惠将军的领导下汇集起来。（《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封面中国 第六章（13）
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轰炸锦州军事行动的直接关系，但世界媒体对此表示怀疑：
在东京，日本的官员们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南没有下达射击和轰炸的命令，本庄繁将军和他的日本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负责”。
这一托词让历来与日本关系友好的伦敦《泰晤士报》也感到不可信。“如果承认在沈阳的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国人投降或者大爆发？”（《时代》，1931年10月19日）
几十年后，比克斯在《真相》一书中则证实了裕仁天皇与轰炸的关系。他写道：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的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的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真相》，第168页）
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傀儡——“伪满洲国”政权，裕仁天皇也完全知情。1931年11月6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向天皇报告说：“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持……傀儡政权。”无疑，正是在天皇、军界、外务省共同合作下，“满洲国”在东北酝酿成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负责处理外交纠纷的日本外相币原，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他的表态，关注他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方式、风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传承，寄希望于中日冲突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此，《时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陆军大臣南将军，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而是币原外相。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报道日本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