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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4）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20世纪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吗？如果没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没有大学校园里相对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会以燕京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的那种方式爆发吗？……
我想，有些历史存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做到不受狭隘意识的束缚，而将之放在客观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定名为文会馆。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就像一个大家庭；狄考文夫妇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然而，与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不同，他们不但有威严，而且很亲切。特别是负责学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会讲汉语，不仅使外籍教师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后一方面的因素极为重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我们会发现，那些发展比较快、比较有影响的学校大都由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持。如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入华不到一年就开始尝试用中文上课。他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行。
狄考文的影响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士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的10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刊物对世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封面中国 第一章（5）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就这样，卢斯以其新的选择和方式，最终在一个全新领域远远超过了父辈，因为他创办了《时代》，建造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
四/TIME的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卢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17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于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
《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这样叙述他们的开创之举：
早在1921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和哈顿（1920届），就萌生了创办一个新闻杂志的念头。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杂志议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所有同类出版物竞争甚至最后超出的可能性。……
他们研究了许多杂志。如《读者文摘》等。……
认为自己能把《Facts（事件）》办好，这是他们最初创办之际为刊物起的名字。
卢斯和哈顿请教刚退休的美联社负责人Melville Stone，如何从日报中选择合适的新闻。Stone明确告诉他们，新闻在一两天内对公众是合适的……三人苦心起草一份策划书，对象是上流社会的教育界和商界人物，从他们中间也许会找到权威人士和投资。
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卢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的新杂志应将新闻浓缩，然后有系统地重新组织起来快捷地将信息向人们传播。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时间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可见，在这里，两个创办者主要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方针。最终选定“TIME”这个名称，也是卢斯一个晚上坐地铁时匆匆浏览广告而产生的灵感。卢斯自己回忆说：“我眼睛忽然发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应时而变，其时久远’（TIME FOR RETIRE； or TIME TO CHANGE）。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
《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卢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仅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TIME这个名称，就历史性地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TIME的第一期于1923年3月3日问世。
关于刊物的编辑方针，卢斯和哈顿有这样的表述：“TIME感兴趣的不是刊物报道内容的多少，而更在于它的字里行间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它的读者的思想。使人了解深入而充分——这即是本刊物自始至终所孜孜以求的宗旨。”“编辑们认识到，关于公共问题和重要新闻的绝对中立也许是难以兑现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如此，应对明确的偏见有所警觉。”其中应做到：“金钱不能收买事实的真理；对老的、特别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对新的、特别是对新观念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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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6）
卢斯后来还这样表述过新闻的责任：
真正的新闻从业者，须笃信新闻的纯粹报道功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重要原则。这是他的良知特别要服从的。他最值得夸耀的不是造就了总统，也不是创造了法律，而是他勇敢地、及时地站在世界暴风骤雨般的新闻前沿，卓有成效地将有意义的报道渗透进有活力、有教养、自由的人民心中。（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1940年7月18日，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事实上，我们已被写入了美国宪法。《权利法》的新闻自由的条款赋予了我们责任。这些责任虽未特别加以说明，但它们存在于那些履行着出版自由权利的人的良知之中。不管新闻还有多少别的责任，至关紧要的任务就是告诉人民实际的状况。如果我们坚信状况的实情，并不顾一切地将我们的坚信传输给人民，我们也就履行了我们的首要职责。（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TIME创刊号的问世虽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也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7页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两段文字的报道，报道评论说，TIME的目的“是以尽可能短的篇幅集中一周的新闻”。它用28个页码报道世界事件，6个页码刊登赠送的广告。尽管此时重大新闻迭出，如美国人关于禁酒令的争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德国的抗议、联大的混乱、俄国的大饥荒等，TIME对所有这些新闻的报道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轻易看完。当然，它不是针对那些真正想了解新闻的人。它是提供给那些乐意花上半个小时阅读而使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的人阅读的。
由此可见，从筹办过程的考虑，到刊物的方针的确定，再到名称的选择和舆论的最初评价，TIME都是指“时间”而非“时代”。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译法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选择。时代不正是由一个个时间的碎片构成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从受众和历史信息承载量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在TIME上都得到了呈现。这样，约定俗成的刊物译名自然而然也就具有了新的内涵。
五/封面人物走过来
《时代》问世伊始，它的有创新意义的封面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
决定每期以人物为封面，是经过一番市场论证的。卢斯和哈顿就创刊号的封面设计，咨询广告代理商朋友们的意见。咨询之后，他们决定在封面上选用近期新闻中的知名人物的肖像——从此，这成了《时代》的传统。
成为《时代》第一个封面人物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卡农（Joseph Gurney Cannon，1836—1926），1923年2月他在86岁时退休。关于卡农，《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说：“美国政治家、资深众议院议员，1872年进入众议院，1923年退休，在众议院46年。他是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忠诚的共和党人，1903—1911年担任议长，人称‘乔大叔’。”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乔大叔”亲历了美国从二流强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帝国走向顶峰的开始。选择他作为创刊号封面人物，正好吻合了卢斯关于美国的梦想。
5年之后，1928年，《时代》首次出现了封面年度人物，把封面人物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不过，这一新的做法完全出于偶然。在选择1928年1月2日出版的《时代》封面人物时，卢斯和编辑们踌躇难定。在他们看来，1927年的年底和1928年的新年，没有太大的新闻值得关注。
许多美国报纸的头版，大都是发表柯律芝总统致美国人民的祝词手迹：“圣诞节不是时间，不是季节，而是心灵的世界。”他说得很庄重。1927年最后一周的其他新闻也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哈定（美国前总统——译注）和夫人的遗骸在俄亥俄州的墓地重新安葬；墨索里尼被迫重新估价意大利里拉……在此情形下，《时代》的编辑很难选择一个人来作为封面人物统领一周事件。后来有人建议：“不管它的一周人物了，干脆选一个年度人物。”（《谁在〈时代〉封面上？》，第39页）
封面中国 第一章（7）
于是，他们选用了几个月前已经成为封面人物的林德伯格。8个月前，他成功地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成为世界第一人。把他选为1927年的最重要、最具影响的人物，显然非常合适。
别出心裁的年度人物评选，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轰动。从此，封面年度人物成了《时代》封面人物新的、更为重要也更引人注目的举动。关于年度人物的选择标准和方式，研究《时代》的专家做了这样的论述：
对一个人的报道从来不可能涵盖任何一年的新闻，但是，一个人的报道却常常会成为那一年新闻的一个难以消失的标记。那些在那一年的名声有了巨大上升或者巨大跌落的人、那些导致新闻朝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变化起到最主要作用的人，均可作为“年度人物”。
根据编辑的意见，此人的报道是刚刚过去一年里可怕的或精彩的星期和月份的最好的精神反映。
他会是一位政治家，其努力使我们更接近于创造和平……或者，其举动使我们走向相反方向。他会是一名科学家，或者神秘主义者。他会是和平缔造者，或者麻烦制造者。他会是一位精神领袖、军事领袖，或者政治强人。
从纯粹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不需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他甚至可以是一个敌人——如1938年的希特勒，1939年的斯大林……因为这些人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年度人物应该是他的时代的一个象征。……不管是好的时代，或者坏的时代；理性的时代，或者邪恶的时代；企盼的时代，或者充满希望的时代。（《谁在〈时代〉封面上？》第39—40页）
《时代》20世纪90年代的执行主编盖恩斯（James ）在为《历史的面孔——〈时代〉封面（1923—1994）》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也这样写道：
70年来，《时代》的封面勾勒出了过去我们生活故事的轮廓，在我们为人熟知的红框里，伟大的男女们，以及20世纪史诗般的斗争和事件，拥有它们各自的瞬间。
……这里有丘吉尔，也有斯大林和希特勒，还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霍洛伊兹、甲壳虫乐队和毕加索。在这里，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爆炸、圣海伦斯火山熄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结束、柏林墙修建与拆除……
在《时代》杂志，历史戴上了人类的面孔。卢斯和哈顿创办本刊，基于这样的原则：由个人而认识历史力量乃最佳途径。这一信念多年来在《时代》封面形象中得到反映。他几乎每一期都选择一位新闻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
近年来，《时代》封面已拓展其范围，以求捕捉当今时代的事件与潮流。其结果是：《时代》设计了一些最令人难忘的封面，从1966年《上帝死了吗？》到1990年关于纽约城市的报道《大苹果在腐烂》。
当然，我们仍注意选择男女人物作为封面主题。在这个红框里，使你们得以目击历史，或者至少首先了解历史之大概。
就这样，从卡农开始，一个个新闻人物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方框，红框里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点沿袭至今。随着时间的延续，它形成了一种传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更成了今天《时代》主政者引以为自豪的历史。
六/封面中国人物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力正处在巅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
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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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8）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多人次。在80年间总数达4000多次的封面人物中，与中国有关的次数似乎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如果将之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则另当别论。
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他运用统计学的方式，列举出不同表格，从不同专题进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时代》封面人物的职业、国籍、年龄、性别等特点颇有帮助。根据他的统计，在2814个封面上总数为3336人次的封面人物中，美国人2294次，占了；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一共占；而在这些国家中，名列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19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