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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胍仓挥�16亿多伊拉克第纳尔，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是不能相比的，这些国家已拥有巨额的外汇存款，因为伊拉克于1968年7月17日革命后才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实际上到了1974年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产油国。在这之前，伊拉克的经济命脉一直控制在殖民主义者的手里。
为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发挥民族的自由意志，1961年，伊拉克政府颁布了“国家石油开采”第80号法令，收回外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土地上的开采权。但在7月17日革命前，这项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外国石油公司围绕这一法令进行了疯狂的活动，当时的塔希尔·叶海亚政府同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达成妥协，成立混合公司，对伊拉克的石油进行联合开采。当时，复兴党就联合一切爱国主义力量反对这一计划，不让它得逞。
7月17日革命后，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阿拉伯人的石油为阿拉伯人所有，伊拉克的石油只属于伊拉克。”
革命后的第二年，伊拉克开始实施这一口号，同苏联达成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对拉米拉油田进行开采。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认为这一行动是对其在伊拉克利益和前途的严重挑战，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但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阴谋未能得逞，伊拉克同苏联达成的协议成功地得到了实施，就像1955年埃及为打破武器禁运，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的果敢行动一样，民族的意志获得了胜利。
中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上）
武松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他认为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管你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必须将老虎打死，否则它就要吃掉我们。
看来，伊拉克革命从武松打虎的故事中受到了启发，1971年底，伊拉克政府同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进行谈判，从一开始就采取坚定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这一谈判从1970年就开始了，但当时没有宣布。谈判失败后，伊拉克政府就下定决心采取武松对待老虎的办法，以必要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当时的外国公司以为伊拉克革命政权刚刚诞生不久，国库空虚，不敢同它对抗，不敢向它挑战，或仅仅是想摆脱它而已。因此，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讨价还价，故意拖延时间。时隔不久，当它发现事情发展并不如它所想像的那样变成真正的对抗时，才决定采取主动，采取以攻为守的对策，大幅度降低产量，想使伊拉克无法招架，难以完成发展计划，只好动用外汇储备来执行发展项目。
伊拉克革命不仅想同它对抗，而且作好准备，要彻底消灭它。1972年5月17日，向它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只限两星期，要它答复伊拉克提出的一切要求，否则的话一切后果由它自己负责。但外国石油公司不相信伊拉克的警告会导致在当时的情况下将石油收归国有。
甚至就连伊拉克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也不相信这一警告会被执行，会在外国石油公司拒绝后宣布石油国有化。伊拉克共产党当时在政府中有两个席位，这两位部长劝复兴党人采取这项决定要谨慎，以免得到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三国联军武装入侵的结果。
1978年1月15日，萨达姆在哈瓦那会晤卡斯特罗时说：“当时我们没有关于石油市场的情报。我们向财政、经济专家了解，这些人是以传统的方法对石油价格进行计算的。他们说你们的预算有赤字，在银行没有存款，你们怎能将石油收归国有呢？我回答说我们认为人民就是外汇，我们不能以任何传统的方法考虑这个问题。”
围绕石油国有化的斗争日益高涨。当时，伊拉克革命公开了同外国公司进行谈判的备忘录，以便让伊拉克人民了解革命领导的性质和“政治头脑”。对此萨达姆说：“只有有头脑的领导才敢于将在密室进行的谈判内容公之于世。”但直到此时，外国公司仍不相信伊拉克革命敢于将石油收归国有。
萨达姆后来回忆说，当时法国曾对伊拉克和外国公司的谈判进行了斡旋，但未能同外国公司达成协议。因为进行斡旋的人认为伊拉克政府只是单方面在法律上采取了这项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这项决定导致了没收外国石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调解人不得不劝说外国公司的有关方面改变立场。法国大使同监督委员会秘书长进行联系，劝说单方面采取这项决定要谨慎，并希望说服外国公司的代表对伊拉克政府的要求让步。1972年6月1日11点，警告期限结束前，法国大使同监督委员会秘书长再次进行联系，通知他说他已尽了努力，但未能说服外国公司的代表斯图库威勒。
1972年6月1日上午11点，警告的限期结束了，监督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了，是斯图库威勒打来的，他要求延长宽限日期，为谈判再提供一次机会。
就在这一时刻，伊拉克人民群众屏住呼吸，正在等着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革命领导向民族发表的重要讲话。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宣布了革命的历史性的决定：将伊拉克的石油垄断公司实行国有化。
但是这项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一次打击是不行的，必须进行多次无情的打击。
实现国有化的当天，伊拉克政府就控制了石油生产部门的65％，9975％的油田回归到伊拉克人民手里。因为这项决定没有包括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石油公司，当时伊拉克政府这样做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当时，伊拉克正处于困难时期，保留巴士拉石油公司可以为国家提供外汇新的来源，使伊拉克政府在实现石油国有化的斗争中更加坚定，从而应付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压力，迫使外国石油公司完全承认第80号法令，在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决定面前屈从。伊拉克的这项决定还在意义深远的国有化行动中给予法国特殊的地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采取支持的立场，对这些国家来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呢？因为这在当时是一句很流行的口号。例如1950年伊朗就想实施这一口号。萨达姆·侯赛因说：“6月1日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革命的一部分，是一项同革命的内涵相配合的行动，同革命的进程相联系，而且是在革命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行动。”
完成石油国有化后，伊拉克领导派一位领导成员去苏联，会见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他对伊拉克来访的领导人说：“你们冲击了大国的利益。”那位伊拉克领导人回答说：“我们做了的事情决不后退。”
中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下）
国有化的决定颁布后，伊拉克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支持，苏联率先购买伊拉克国有化了的石油，接着法国、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摩洛哥以及一些西方独立的石油公司纷纷购买伊拉克的石油。直到1973年3月1日，外国石油公司最后屈服前的九个月，对伊拉克领导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九个月，他们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伊拉克的政治领导一刻都没有忽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他们昼夜坚守在行动办公室，并着手培训所需的技术干部，结果是1973年3月之前那些对石油事务一无所知的人很快变成了石油生产与管理的专家。当时收归国有的基尔库克油田的产量达到4800万吨，比国有化前的产量增加2000万吨。
国有化九个月后，独立自主的伊拉克经济诞生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国有化的经验成功了，“因为敢于下河的人就能够安全地游到彼岸”。但这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并非是第一次下河。
伊拉克石油国有化的行动不仅对本国，而且对阿拉伯世界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萨达姆·侯赛因指出：“某个国家所取得的任何胜利，都是在实现阿拉伯革命主要目标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伊拉克不仅提出了“阿拉伯人的石油属于阿拉伯人”的口号，而且还提出了以石油作武器的口号，这是在1973年1月27日召开的阿拉伯共同防御委员会的会议上由伊拉克提出来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阿拉伯国家要采取共同行动，以石油作武器。当时，伊拉克的代表对其他的阿拉伯人说：“我们是产油国，当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时，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石油生产太多了，我们是作为兄弟提出这一口号的，因为我们懂得这一行动的效能。我们不仅提出这一口号，而且第一个执行。”
伊拉克的代表还提出了具体方案：“有能力实行国有化的产油国必须将美国的股份收归国有，谁支持美国，就没收他的股份。国有化的石油不要销售给原来那些老主顾，而是卖给更多的国家和公司，从而加强阿拉伯人在对外关系中的政治地位；对于一些不能实现石油国有化的阿拉伯国家，必须断绝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对任何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也是如此。”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说话算数，率先行动。10月6日晚，伊拉克政治领导宣布从7日凌晨将巴士拉石油公司的美国股份全部收归国有，并派出代表去其他阿拉伯产油国，鼓励这些国家采取类似伊拉克的行动，但未能奏效。有的国家答复说：“我们不能采取此种办法，这等于白白浪费钱，拿石油当儿戏。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问题。”
随着战争的升级和阿拉伯人最初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伊拉克的军队全部投入到西线。当时的阿拉伯群众热情达到高潮，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一些阿拉伯产油国不得不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采取新的立场，通过一项石油减产5％的决定。随着战争的继续，最后完全停止了石油供应。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回忆说：“本来，所有的阿拉伯人是可以采取更强有力的立场的，如果政策协调一致摆脱个人的小算盘的话。而且一些阿拉伯国家是能够采取更有利的立场的……假如这场战争再继续两个月，阿拉伯国家许多事情和观念都会发生变化的。”
当时，伊拉克本不想中断对所有国家的石油供应。萨达姆当时曾说：“我们为什么要停止向非敌对的西欧国家供应石油呢？我们是为了树立更多的敌人还是想减少敌人？是争取朋友好还是将自己孤立起来好？”
由于当时阿拉伯的政策不统一，阿拉伯人在这场战争中最后遭受了精神和物质的损失。战后，一些研究材料揭示：由于这种不统一的阿拉伯政策，美国通过提高油价和向西欧国家转口阿拉伯石油大捞好处。
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伊拉克的立场和政治见解。
1975年，伊拉克实现了全部石油国有化，伊拉克人民成了石油财富的真正主人，石油不仅用于本国的发展，也为生命攸关的阿拉伯民族事业服务。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上）
对人类社会来说，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进步是一场战斗，生活也是一场战斗。对这一概念任何人都不会有争议，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同军事史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法国思想家萨尔凡·沙尔伊比尔在《美国的挑战》一书中总结了当前世界冲突的实质。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各国之间，也发生在各种文明之间。
文明之间的斗争是围绕科学、知识进行的斗争。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在科学、知识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走过的路程要比在过去20个世纪里所走的路程还要长。开始时，人们对此甚至难以置信。但是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对此的看法完全一致：19世纪被认为是“神奇”的世纪，是科学发明、创造的世纪，并引起工业革命。然而今天，在科学、知识的历史中又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世纪，不再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多少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一直呻吟在殖民主义的桎梏之下。为了政治上的独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只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也只能徒有虚名。为了经济上的独立，必须打碎“附属”性，独立自主地进行全面的发展和建设，战胜一切落后现象。
我们这里所指的阿拉伯人，他们曾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创造过先进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对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实现过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但后来，它分裂了，在同欧洲十字军的战争中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直到13世纪才结束。之后又遭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达300年之久。当它为摆脱贫困和落后刚刚醒来时，欧洲列强已发展到殖民主义阶段，殖民主义的船队已叩响了它的大门。例如19世纪初期，当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敢于创造一种空前绝后的新的经验时，殖民主义的舰队就将它封锁，将它卡死在摇篮里。埃及的经验就像在落后的时期漆黑的汪洋大海中一个被灯光照亮的孤岛，一晃即灭。
阿拉伯国家处于贫穷和落后之中，它的落后程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包括产油国的国民收入当时不及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1／3；1976年，中东十月战争石油涨价后也只相当意大利的国民收入，而意大利当时并非欧洲富裕国家，它的人口不超过6 000万，不及阿拉伯总人口的一半。同年，阿拉伯国家的国民总产值达1484亿美元，而意大利则高达1636亿美元。如果同欧洲富裕的国家如法国相比，法国国民总产值3465亿美元，联邦德国4 533亿美元。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15亿阿拉伯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地下埋藏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财富——石油，但他们却一贫如洗。
如何克服落后现象呢？如何实现全面发展，以便为新的阿拉伯文明奠定基础呢？
萨达姆作为思想家，他的发展观是什么呢？
萨达姆说：“我们不能走别人的老路，我们必须走一条崭新的道路……”
萨达姆分析了伊拉克的经济特点，指出：“我们的经济到现在为止是单一的经济，即石油财富在我们的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石油市场，伊拉克的原油销售量占很大的比重，但往往受资本主义石油市场波动的影响，损害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还指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殖民主义希望伊拉克和发展中国家永远落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原料和贸易的市场。众所周知，今天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农业怎样发展，也不能掌握科学、技术，赶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只关心农业的发展，就永远不能立足于先进的民族之林。”
萨达姆还指出：“我们的国家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工农业并重的国家。事实上，没有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也不可能真正繁荣……”
但是伊拉克社会的经济究竟如何发展呢？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下）
先谈谈伊拉克的人口问题吧。
伊拉克人口不足1300万，这一数字如果同左邻右舍。东部的伊朗、西北部的土耳其，比较起来显得不多。它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32％。
但萨达姆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种看法。他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素质而不是数量。
萨达姆说：“有的人可能认为人口增长32％的比例已足够了，不要再超过了。甚至认为这一比例应该降低。我们认为必须保持这一比例，如果有可能增加的话必须增加，因为伊拉克是一个拥有很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它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东部，两个邻国的人口都比伊拉克多。因此要求伊拉克拥有足够的人口，以进行自卫和保卫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伊拉克不仅对本国也对阿拉伯民族承担着义务，伊拉克的人口应得到发展……”
但萨达姆并非强调数量是惟一的起决定性的因素，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人口数量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首先是埃及，农业人口占2／3，而在荷兰只有9％，最多不超过10％，在瑞典是占6％，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人口的3％～4％，即700万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不仅能养活近2亿人口，还有剩余的粮食用于出口，成为美国同其他大国讨价还价或向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砝码。
伊拉克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即1969年国民收入不超过896亿第纳尔，1972年增加到1218亿，1979年至1980年度已超过15亿第纳尔。这表明石油国有化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有利的，摆脱了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束缚，实现了民族的、政治的、意志的独立，打碎了伊拉克经济的依附性，也使伊拉克免于陷入有条件的外国贷款的泥潭之中。
自从1968年七月革命掌握政权以来，在伊拉克国内没有再发现自然财富的新来源。但尽管如此，在过去十年内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证明了领导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并使人民感到自己是在为自己进行工作，是为后代在创造物质繁荣。
1979年的一天，萨达姆·侯赛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毛里塔尼亚总统的特使、新闻部长瓦利德·达迪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伊拉克的革命经验和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毛里塔尼亚新闻部长听后惊喜地说：
“你们执政不到十年，没有发现发展你们经济的新的自然资源，因为石油、天然气和椰枣都有了。但你们却振兴了你们的国家，你们依靠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财富。”
但萨达姆·侯赛因看得更远。他说：
1969年的夏天，我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借贷500万美元。
1970年我访问苏联，我们本应在这一年向苏联偿还我们购买武器拖欠的1700万第纳尔，我要求转到下一年偿还，但他们不同意。我当时对他们说，我回去后哪怕卖掉我的西装也要偿还这笔债务。事实上，我们当年就还清了。1978年，苏联要我们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石油，并要求推迟到第二年付款，我们立即回答说：可以！
这正如你所说的，尽管没有新的自然资源，但只要有有能力的领导和勤劳的人民，照样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当然，工业、农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有有能力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工作以外，还必须有所要求的资金积累。
但这些因素还不能说是这一问题的实质，实质的问题则是知识问题或科学基础或生产和建设所需要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