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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广院食堂卫生条件实在不敢恭维，我曾亲自从一份猪肝中吃出一个鞋钉，就是黄宏与巩汉林小品里所说的那种钉鞋用的“钉几”。快餐厅师傅们的服务态度也不是太好，比如有一次我身边一个女生指着一个菜问一位师傅：这是什么肉啊？师傅没回答，女生提高声音又问：这是什么肉啊？师傅还是充耳不闻。女生连着问了七八句师傅就是不说话，结果女生生气了，大喊：我问你这是什么肉你听见没有！师傅还是没反应。我一看姐姐都快要哭了我也想哭了，特别想告诉她那就是鸡肉而已，但又怕这个肉对她有什么重要意义，否则就用不着非要追问菜名啊，我便也不敢太肯定那就是鸡肉。于是在女生的第十句这是什么肉啊的责问声中，我终于忍不住轻轻地对她说：###？一说完立刻就感觉不对劲，脸一红，赶紧趁姐姐没反应过来找个缝隙从人群中钻了出去，同时埋怨师傅太不地道差点陷我于不义。
每天在快餐厅吃饭的基本都是那几个人，大家彼此彼此，穷啊！像我们的晨姐姐非典之后就很难在快餐厅一堵其芳容，倒是武大姐武大姨以及有缘人倒是每天相见，还好自己经过两年的锻炼定力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就算武大姐跟我坐对面我也能咬紧牙关把饭吃完。其实女生长得丑真的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尤其是在广院这种地方，我就曾亲眼见过一次武大姐端着饭盆找了个座坐下，结果坐对面的男生立刻停止进食，端着盆儿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吃，我当时就想要是我是武大姐我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啊！所以后来我就尽力不再让自己反感和她们的遇见。其实这世界就是不公平，凭什么让有的人长那么漂亮有的人那么丑啊？漂亮的人听见这种抱怨自然会说：外表算什么，内在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嘛！只可惜在广院，这个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学校，几乎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半的人的身上，而所有的“缺点”则集中在另外一半人的身上。漂亮、有钱、有能力，一般而言，某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必然具有其他两项，而要是没有其中某项则很有可能三项都没有。为什么呢？请看以下分析：如果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那她十有###是学艺术的（艺术生是要面试的不漂亮的不要），学艺术，首先意味着她家里有钱（弹钢琴先得有钢琴），然后意味着她一定有可以在人前展示的一技之长（弹钢琴啊）。而不漂亮的呢，一般不是学艺术的（搞艺术毕竟要登台亮相，还是漂亮一点好），家庭条件自然差一些（如今有条件的谁不是早早地就逼着自己的孩子学门艺术陶冶情操），也就没有太多的好化妆品修饰自己，而且更没有可以外显的本领，比如唱歌、跳舞、或者主持。因此，广院的恐龙们承受着比一般大学里的恐龙们双倍的压力，比如在北航，我长得丑我可以用分数来证明自己嘛！哈哈对不起，广院不看分数，看的是你会不会登台。所以我觉得广院的恐龙是很容易自卑的，不仅仅是因为长相让男生们望而却步，更多的是因为埋怨自己老爸当初怎么不教我拉小提琴呢？当然青蛙也容易自卑，比如我就很自卑，不过还好，在老Q“是个男人他就帅”的教导下，我充分相信自己大小还是能闯出个天地来的。
第十六章 可以承受的轻（2）
记得大一第一次大课，思想道德修养老师问：大家刚进广院，觉得广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结果就有男生大喊：恐龙多！于是哄堂大笑，我也跟着大笑不已。这时突然有播音女生反击道：青蛙多！又是哄堂大笑，可惜我却笑不出来，我觉得那不是在说我吗？当时不小心脸就红了，老感觉那个女生是在看我一眼后得出那个结论的，心里特别扭。那会儿反思听人说恐龙多时自己的笑声，才明白恐龙们的难处，没办法，相逢何必曾相识啊！这也是我愿意和汉语言女生聊天的原因之一，只可惜老Q老C不能理解，虽然他们不比我好看到哪去。
快餐厅最引人注目的还算不上武大姐大姨她们，而是一位大叔，一位很个性的大叔，个性到被三剑客评为广院十大人物之首。大叔一年四季都是一套上身灰白下身蓝色的工作服（裤脚通常是挽着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在一角还是五角钞票上见过的工人叔叔们穿的那种。大叔的帽子也是雷打不动，蓝色的类似国民党女特务的那种，鞋子也古老，是正宗的解放鞋，总之一见到他你就能立刻怀疑是不是又大跃进了。当然仅凭着装大叔还不至于轰动广院快餐厅，毕竟着装也是美女们的拿手项目，大叔最个性的还是每天在吃饭的时间，都会背着一个单肩的乡下女人用来装鸡蛋卖的帆布包，同时左手端一个白得发亮的碗——就是老Q用来喝汤的那种大碗，右手持一双可以夹着圆桌上任何一个菜的长筷子，来到档口前，对师傅说，要这个，要那个。然后把碗递给师傅，师傅就恭敬地给他盛上，要知道平时都是我们用这种恭敬态度来讨好师傅们的。更纳闷的是，大叔吃饭从来不需要交钱，这点也让我们最羡慕。接着大叔就找个角落，站着（请注意，是站着）开始嚎啕大吃，看到他吃得那么香我真怀疑师傅们是不是在给他的菜里加香还是加酶了。总之一句话，大叔的存在在追求所谓优雅的广院显得极为突兀，大叔是个谜，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般的谜。关于他的具体身份，竟然有传言说大叔是院长“夫人”（我们的刘院长是真正的女中豪杰），还有的说是书记亲戚，甚至还有的说是当年文革在广院受过迫害有了精神问题广院领导觉得自己有义务养活他，各种传闻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纯粹是玩笑。经过三剑客两年来不懈的调查，终于在最近为广大厅友揭开了谜底（“广大”亦可理解为北广大学的简称，厅友为快餐厅厅友），原来大叔是后勤分管防火安全的领导。——这主要归功于老Q的交际能力，要不是他和食堂师傅那么熟恐怕到我毕业谜底都解决不了，带着这么个悬疑那我肯定是走不瞑目了。只是我们怎么也想不通，食堂自然因为有厨房而成为防火重点单位，但防火也不至于就要吃白食吧！
十大人物排名第二是位老头，此老头的特征在于，永远都推着一辆破车，慢慢地往前挪，最重要的是他一边挪一边不断地回头，不时大喝一声：快点儿！叫你快点儿听见没有？可是我们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并没有在他身后发现任何人。再仔细一看，远处有个小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这充分说明了地球的确是圆的。原来他在叫一条小白毛狗。这狗说小也不小，步履蹒跚的，在狗类社会中估计和老头在人类社会的辈分差不不了多少。老狗穿着白色的毛衣，跟在老头身后慢慢地往前挪。两位老前辈一前一后穿行核桃林，也成为了广院一景，我们暗地里给他俩的组合命名为“大爷狗”。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直到有一天我在核桃林卖广播台台刊，老头走上前来拿了一本翻了翻，指着封页上的校歌对我说：我写的！我一惊，原来大爷狗，不，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校歌作曲刘天礼刘老教授！晕，我居然给老教授及其爱犬取一如此的外号，实在得罪，得罪。正忏悔着，刘老先生趴在我耳朵边上，接着说：王蓉，知道吧，唱《我不是黄蓉》那个，那是春儿的媳妇，《我不是黄蓉》就是春儿给她写的。我再一惊，春儿，莫非那条可爱的老狗名叫春儿？转念一想，不对，春儿应该是老先生的儿子，晕，我怎么联想这么丰富？也就是说，老先生是王蓉的公公！我终于完全反应过来，正打算鞠一躬叫一声刘老师好，腰还没弯下去，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熟悉的呐喊：快点儿！腰弯下去时，正好看见小老白狗穿着白色的毛衣，镇定自若地在我鼻子下蹒跚而过。
说到广院十大人物，那是三剑客自行评定的，因此自然老C、老Q、老S排在八至十位。我们与其他七大人物基本没有交流，除了三号人物——阿杜先生。
阿杜先生在广院名气之大，这么说吧，假如你想和某个陌生美眉搭讪，而又空有勇气却找不到话题，那么不必慌张，聊阿杜先生吧！
阿杜先生极有个性，快四十了单身一个，讲起课来激情飞扬，极有才华与思想，只是因为思维超过表达速度，往往有些口吃。记得上他第一堂课，他的一句极快的极有特色韵律的“甚（shèn）么是艺术？”就让大家传颂了半年，他讲课时那种紧张的神态相当可爱，那紧张不是一般的紧张，而是思维不断地催促他的表达促使其脸部呈现出奇特的紧张的表情。阿杜先生在广院时间不长，但他教过的学生似乎已经成为广院之最，和他在核桃林打牌时不断有学生上前跟他打招呼：杜老师，又打牌啊！这自然和他上的课基本都是大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杜老师喜欢在课外和学生交流，他对自己教过的学生（尤其是漂亮女生）记忆特别强，哪个专业的叫什么名儿哪年教的教的什么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每天没课时他就骑着他那辆博士车（破车的别名）在核桃林等本属于同学们的地盘转来转去，眼睛睁得比牛还大，一旦发现一个认识的学生，马上就利用一副能唱意大利歌剧的好嗓子吆喝起来，闹得方圆十里的人都能听见，迫于舆论压力，被叫的同学不得不乖乖地走过去说：杜老师好。于是先生闲话不说，掏出他的思想利剑就砍。砍来砍去的，砍得他的学生明显分成两拨，一拨被他砍烦了或者砍怕了，远远看见他就跑，生怕被他发现了拉住要挨砍，这一拨为先生学生的多数派，还有一些少数派则比较喜欢挨他的砍，或者觉得好玩或者觉得挺受启发，因此主动跑上前去伸出脖子说：砍吧，多谢！（ 注：阿杜先生大名发音特别像粤语里的“多谢”，就是香港歌手们开演唱会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因此我们在背后除了称呼其为阿杜之外，就是叫他“多谢”。）
此类主动请砍的人不多，而且容易被另外多数的同学认为与先生同为“变态”，不过三剑客不在乎这些，三人未曾有缘在北大上过课，但都感觉阿杜先生身上有些传说中的北大风范——虽然先生也许远远不能与诸多北大教授相提并论。于是三人与先生混得特熟，先生也及其亲切地称呼我们仨为“小伙子”，假如你在广院核桃林突然听见背后一声刺破云霄的大吼：小伙子——！尽管你是个男生并且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三个字，你也不需要回头，那是一个大龄愤青（大粪）在给另外三个小龄愤青（小便？）打招呼呢！就凭这一声震动整个核桃林的怒吼，给阿杜先生评上广院十大人物也不为过。老Q有一日在核桃林坐得豪兴大发，突然想学阿杜先生这一句惊天怒吼以提高回头率，于是以吃奶力气大喊：小伙之——！没办法，平翘舌不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回头率竟然比杜先生还高，这点让老Q颇为得意。三剑客很看重回头率，经常干这种事，比如铃声响时，教学楼前人人加快脚步唯恐被记迟到，三人突然一起撑破喉咙齐声大喊：巴尔扎克！这句从《小裁缝》学来的四川方言往往能让那些迟到的同学百忙中抽出时间回头看我们一眼，于是三剑客便在数十双眼睛的注视下齐声哈哈大笑——难怪人们说我们仨变态。
与阿杜先生的交情自然也是在非典时期开始的。那会儿阳光明媚，四人总是坐上核桃林的石凳，躲在核桃树的荫庇下，一边听蝉鸣，一边赏美女，一边论大势。先生每到兴处，便站起来爬上老Q的宝马，绕核桃林狂奔一圈，回来后立即接着用那把血迹未干的利剑朝我们仨砍来。
2003年端午节，我们像往常一样在核桃林与先生会合，老Q问：杜老师吃粽子了吗？节怎么过啊？结果先生脸一沉，说：看我穿的什么衣服。三人抬头一看，背心正中赫然三个字：新青年。我一惊，马上想今天是几月几号？政治觉悟最高的老C立刻反应过来，说，14年了。爱好诗歌的老C终于不用再对着我和老Q弹琴，阿杜先生经常对老C的诗进行点评，甚至给老C取个外号叫诗人，有时兴起，先生也大声朗诵几首当年他自己的力作，并不时感叹：老了老了。先生经常给我们提起他正在写的一本书，用来评副教授的，关于大众媒介批判，可是等到后来终于出版的时候他却不愿给我们看，他说这是生活所迫，写的不是他最想说的话，都是瞎扯淡，所以不想让我们看。我想起某老师给老Q送的一本由其署名但由其学生写就的书，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请李XX同学指正。
除了政治、文学等是四人间最多的话题外，有时我们也聊聊比较轻松的东西，比如爱情。先生看人极准，他在和我们仨聊了两三次后马上对三人作出定性分析，认为老C已然超脱，只有他伤害女人（如果有女人傻到要追他的话），没有女人伤害他；并将我定性为“多情种子”，说我将被某些女人伤害，同时也伤害某些女人；至于老Q，境界最低，只有挨宰的份儿。关于爱情，有一个问题先生极爱提问我们，那就是：假如你发现自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不是处女，你会怎样？我们当然是说些富丽堂皇的话，诸如爱情不在乎处不处膜不膜的，过去的已然过去，未来最重要，就算心里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就忍了吧！结果阿杜先生反问：你真的能做到吗？这下我们就语塞了——先生的语气让我们怀疑他以前是不是受过这方面的打击。
老Q对阿杜先生这方面的历史特感兴趣，总是试图从先生嘴里套出点什么信息。比如经常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是不想还是找不着人？打不打算结婚？令尊没有意见吗？于是阿杜先生充分发挥他的瞎编乱造的本领，昨天说结婚会让他失去自由，而自由就是他的生命，今天又说他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明天又改口说他早就结婚了，和老婆生活得很好，只是因为她长得丑，不想让人们知道他杜先生娶了头猪做老婆，后天又说他正和自己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生的问题，拿不准到底生男孩还是女孩……等等等等，版本不下数十个，多得有时他实在想不出再多的版本，吞吞吐吐时我们仨就帮着他编，先生点头称是的同时还要装作一副惊奇的样子：你们怎么知道的？
其实看得出来，快到不惑之年的阿杜先生对爱情还是充满激情与渴望的，尽管他老强调自己已经超然物外。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打油。我们就经常建议他：要不你搞一个广院的学生美眉吧，反正这种事广院多得很，你又能老给播音新闻这些班上课，而且这么有才华，出口成章的，又会唱歌剧，啤酒肚也不是太大，不愁没有女生为你倾倒的。当此时先生都会大叫：扯淡扯淡！简直扯淡！
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先生看不上女生们——否则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美女的名字？而是女生们看不上愤青，尤其是大粪。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你多才有什么用（“多谢”在粤语里发音既像先生大名“杜X”，也像先生的最大特征——多才），此才非彼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在，已然不是所谓才子所谓愤青们能倾倒大片鲜花的时代。所以先生经常劝告三剑客，要做实事，决不要空谈，否则下场必亦如彼，只可惜三剑客也只会空谈。
于是三个小愤青便跟着大愤青继续在核桃林时而声讨，时而辩论，时而愤怒，时而大笑。总之，三剑客终于被某些女生指摘为跟“多谢”一样变态。
新的一年日子还是这么过，当此大好春光，自然不能放过和煦的春风拂面，嫩绿的草坪吐翠，欢跳的喜鹊醒耳，桌上的扑克提神。四人常常一打就是整个下午。
只是言谈当中先生似乎流露出对广院生活的厌倦，似乎有离开的打算——怀才不遇的结果。并且买了一个数码相机，终日在校园里拍来拍去，每碰见熟识的学生（仍然以漂亮女生居多）便拉住给其拍张特写，于是我们遇见先生便将其相机请过来，一个一个地看里面的美女，有不认识的就请教先生该女生大名与班级以备将来之需，同时谴责他竟没有把最美的晨啦路雪啦椋啦请进相机。
也不知道和阿杜先生的“友谊”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先生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自己在上大学的老师。这样的老师还有两位，一位史公，一位袁兄。史公的电影课三剑客连续选了三个学期，因为在史公的课上不仅能看到电影、听到其对电影的高见，更能获得许多超越电影本身的收获，老C曾认为听史公一堂课胜读一期《南方周末》——请不要忽略老C对《南》的推崇之至。与阿杜先生和史公的年届不惑依然单身逃亡不同，袁兄已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但在课上口口声声自称为“兄弟我”的袁先生激情并不输两位自由汉，袁先生讲课很幽默，凡举例地点必举定福庄西街，人物必举西街的菜贩子们，比如他讲当年整个通州就驻扎一个日本兵，就把一个县给统治了的事情，就会说：日本兵在通州放了个屁，定福庄西街的菜贩子们赶紧把摊子一收，钻到广播学院的厕所躲着去了。学生们还在大笑，他已开始了对中国与日本民族人性的非常学术化的比较分析。三剑客将女生统一称为“姐姐”也是拜袁兄所赐，然而先生的幽默背后往往透出深深的无奈，无不让人在笑后若有所思；先生性情乖张而偏执，比如讲课时一点也不照顾学生的意见，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他认为教师者，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坦白给学生，学生接不接受同不同意根本没有关系，愿意听的人听之，不愿听的趁早走人。因此他的课堂上人数很少，但却人人沉醉其间。用其一位学长的话来说就是，在袁兄身上能看到一些旧式的才情和落拓不羁的性格；曾拜读先生关于郁达夫的评论文章《挣扎于沉沦的感伤》，觉得先生以达夫知音自居，绝不过分，###《香草山》亦对先生赞赏有加，当年先生年轻时，为了写出关于郁达夫的博士论文，爱之太切，急之太深，日夜难安，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先生对学术对文学对名士的执著与追求可见一斑。
若干年后，三位先生将依然于我耳边敲响警钟，提醒我要为真理孜孜不倦。 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