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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有些变态了。别人都在睡午觉，我却在这里钓鱼，钓到手了又放掉。我实在是找不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一做，这样玩玩确实也开心。唉……可惜是独乐乐，如果是在家里，我就把朋友们一块儿叫过来，钓了鱼去喝酒。
在我走之前，湖边来了第一对男女。我想，他们在那里坐一下午也不会无聊，等我以后有了女朋友，就带她来钓鱼。
1999年10月18日晴
今天班上搞了一个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我到处打听，才知道学校里准备发放一批助学金，但在发放之前必须确定对象，其依据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我听说助学金的数额不少，足够买台二手电脑或者一部全新的手机了。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同学们互相攀比，有的人在“人均月收入”一栏填了一百元——其实这还不够他一个月的手机费；有的人更狠，填了八十，而且填表的时候手都不抖一下；我看了半天，觉得以这个思路填下去的话，没有什么竞争力，于是在“人均月收入”栏里这样填：具体收入要视国家补助情况而定。
1999年10月24日天凉
高数还是玩不懂，那些公式与我的思维严重抵触。
我欣赏很多人，比如亚历山大、拿破仑、爱因斯坦、盖茨、李白等等，但我的偶像只有两个，一是第一个用高等代数思维的人，二是第一个用文学语言阐述高等代数的人。后者好像还没有出现，而我本人是不想做这方面努力的。
如果说我在英语面前是个白痴，那在高数面前就是非灵长目动物了——思维都没有。以前把所有的不成功归因于自己努力不够，面对高数的时候，我却不敢这样想了。谁给我一盏明灯，让我找到大脑里面解题的那根神经，告诉它你不能亡，你亡了我也亡，一亡即亡，一损即损。怎么办？
1999年10月30日冷
在校园里徘徊了一个半月，一直找不到好的歇脚地。今天试探着摸进图书馆，从一楼爬到六楼，巡视了一圈。随即我在四楼看了一下午的军事杂志。那里的杂志品种齐全，以后再也不用花钱去邮局买了。我没事应该多去里面呆着，免得成天在学校里逛，一不小心被校警逮住送去采石场。
1999年11月3日冷
上海好像没有秋天，起初还热得厉害，马上又变冷了。而且看样子气温会骤降，我得做好防寒的准备。
中午收到你的来信，得知你最近也不开心。我该怎么回信呢？告诉你不要和男朋友吵架，互相体谅么？我想我快成佛了。两年前我可能会给那小子屁股来上一脚，让他快滚，别让我再看见。现在呢，现在我只是个远离家乡的外省老表，我什么也不能做。想着你开心，也就够了。当然了，如果你不恨我，我会更高兴些。
记得那卷鸳鸯锦吗？“展开如画，比画还甜蜜；收起似剑，比剑更锋利。”多么朴素的一个愿望，想拾起的时候却又沉重无比，一无结果。
我在听ONE这首歌，我记起生命只有一次。很不愿意拒绝这唯一的一次，它让人想到短暂和永恒。几年前，我听着BEYOND的歌长大，却从没有超越那些歌词。现在呢？你让我留下热情再走，我想留下真实，带着躯壳去流浪。原本我可以摘下耳机，不去看那些闪烁的舞台，但是我手里握着笔，无力去摘下耳机。所以我决定了，明天戴上虚伪的面具，劝你们别吵，祝你们幸福。
1999年11月6日晴
早上骑车赶上课，路过南区海报栏的时候，看见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在地上和落叶们一起飘舞。无数的人用脚踏之，车碾之，仿佛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圣人，对“阿堵物”连吐口痰的兴趣都没了。我修行来得慢，还没有超脱，于是上去把钱拾起来，吹一吹灰，再看看水印，明显不是假钞。
但是，那张钞票在裤兜里像着了火一样，燎得我整个上午坐立不安。吃掉它显然没有意义，买个大一点的消费品又不够。两节高数课上，我心神不宁地盘算这件事，没有拿出什么解决方案。最后想想，也有三五年没做好事情了，不如把它捐掉。于是，中午我去###查阅“希望工程”的救助资料，选了一个湖南的孩子，名叫李成，下午放学就把五十元汇给了他。走出邮局的时候，我感到一身轻松，难怪雷锋做好事做上了瘾，原来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可以带来心理快感啊——这年头，生理快感容易找到，心理快感就不见得了。
1999年11月10日多云且冷
高数老师叫嚣有期中考试，怎么办，是不是上讲台跟他拼命？
上帝保佑，阿门！
1999年11月20日冷
在如此晦暗的日子里，竟然得到个惊喜。李成回信了，讲了些感激的话，还向我报了报上学期的成绩，怕是想叫我长期资助了。一起寄来的还有李成所在小学的辅导老师张某的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和李成说的大同小异。我搞不明白的是，他们明明知道我在读大学，李成却叫我阿姨，张老师就叫我同志，实在是贻笑大方。
唉——人家的请战书都送到了家门口，看来以后有钱要寄过去意思意思了。没想到一张捡来的五十元，却让我走上不归路，资助这玩意儿往往是无底洞。我又联想到唐僧，他小时候给一条鲤鱼放生，最后就要去承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不会有这么惨吧？
1999年12月1日很冷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回到玉溪一中。你穿着那件红色的毛衣，很专心地听老师讲课，动作带点夸张，像小学生上课那种——腰杆挺直，双手放在课桌上，眼睛平视黑板。具体讲的哪门课我没搞清楚，其他同学的脸也很模糊，自始至终只有你那件红毛衣格外显眼。我趴在教室外面的窗子上，像只猴子，眼睛盯着专心听课的你。看着看着，你的红毛衣化为一片混沌，我于是惊醒过来。
在上课的路上，我对小马讲了这个梦。他只会“呵呵”地傻笑，这年月，谁还关心别人梦见什么，说出来只会让众人笑话。我甚至可以怀疑，就算讲给你听你也同样是“呵呵”地傻笑。
1999年12月2日仍然冷
我不断地劝自己，安静些，既然出来读书，就要适应外面的一切。我累了，我抱怨种种不习惯，但一切的一切没有因为我而产生丝毫的改变。我觉得我像个泼妇，站在交大的林阴路上骂着，希望它降一份喜悦。但是喜悦没有降下来，连鸟屎也没有坠一泡下来。
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失败，而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一段精彩的大学生活。精彩吗？哦，有些奢求了，充实的就行。谁告诉我？谁告诉我？
1999年12月6日不是很冷
今天玲玲姐姐从深圳寄来一封信，给我指了些生活学习的方向。我觉得信里的一句话比较有道理：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想在大学里完成的话，最好现在就做起来，每天给它一点点时间，不知不觉就会完成心愿的。听口气，玲玲姐姐似乎留了些遗憾在大学里，所以才这样劝我。但我觉得这话有道理，读着读着这封信，感到有股力量从丹田涌上来。后来在计算机中心的马桶上，我下了决心，要去图书馆看很多很多的书，考最好的英语和计算机证书。想着想着就露出野心勃勃的笑容，然后放了一个屁，臭得旁边的老兄直咳嗽。从机房出来的时候，我像变了一个人，感觉双手不再是抓着空气，而是攥着命运的咽喉。
还有一个月就是期末，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那些惶恐、忧虑、踌躇应该通通扔进垃圾筒。对了，那个叫小马的好像挺用功的样子，明天和他套套近乎，一起去自修，顺便问两个高数问题。至于英语方面嘛，背单词我是不怕的，只是以前逃课太多，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小心眼给我开红灯。
今天是我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等以后名垂千古或是遗臭万年，后人整理我的遗物，一定会惊呼：哦，原来是一封信改变了他的命运，悬啊，玄啊。
1999年12月10日奇冷
又收到你的一封信，得知你近况不错。别泄气，继续努力，巧克力还是有的，玫瑰也有的，尽管不出自我手。
你问我会不会想起你，我会的。经常在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不敢用如诗的岁月来形容它们，是因为这样的形容过于自私，你未必赞同。明天将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更何况，我俩的明天早就分开来讨论了。常常想着那么一天，当你站在面前，而我已经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从那天开始，我们被深渊隔断了。我总想去搭座桥，但搭好了又如何呢，你不愿走过来，我不愿走过去。隔着深渊，我们平行向前。彼此看得见，却又摸不到一点点。就这样，走着走着，有一天某人累了，就会静静地倒下。另一个人依旧默默地走，可惜彼岸只剩下一片旷野。
从来没想到今生会遇到你，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曾经牵动着我的日思夜想。而一转眼，你却划向了相异次元空间。
1999年12月20日奇冷
高数还是很难，难得离谱。考试一天天临近了，我像被国军逮捕的地下工作者，等候行刑的到来。别了，祖国；别了，家乡；别了，亲友们。我会依照狐死归首丘的传统，面向南方走进高数考场。
昨天收到李成的来信，说他奶奶病了。我最近经济也很紧张，但犹豫了整个晚上，今天还是从回家的路费中挤出一百元寄给他。我知道现在看病很贵，一百元还不够走出急诊室。希望李成能理解到，我还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不具有赚钱的能力。也希望李成的奶奶早日康复！
2000年1月20日晴
今天和榔头一起吃晚饭，商量明天上火车的具体事宜。
真是混过了毫无建树的半年！但一想到回家，所有的不快可以通通埋进书柜，下学期再来料理吧。
家，我回来了！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
不怕一万，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头看着我，无奈地问。
我瞅了一眼堆满食物的小推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议：“要不，再走走。”远处飘来烤鸡的清香，极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鸡之前，我的脚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夜里要上火车了，我和榔头来超市购买些食物饮料什么的。从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车，全程五十六个钟头，号称苦海无边。这种恐惧使我们幻想着用大量的饮食来填补旅途的空虚。再说，这是第一次回家，于情于理都应该准备充分些，偏偏又是两个馋嘴碰到一起，一边夸大着旅途的难度系数，一边没命地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冲突
K181次列车属于昆明铁路局，里面的一整套运作，从语言到食物都是家乡风格。唯一的不足是火车太旧，车皮由深绿退为浅绿，而且没有空调。我直接怀疑，它是五十年代苏联送给中国的礼物，如果中俄关系还像几十年前那么亲密，它绝对有资格开进博物馆停着。另外一趟从上海跑昆明的火车是K80次，属于上海铁路局。车子又快又新，空调吹得贼冷，可惜听师兄说，车箱里弥漫着浓浓的上海百货商店的味道——列车员不讲人情，因此我们选择了181，由于路途太远，买了卧铺票，好在价格不高，两百块出头，细细算下来比坐马车还便宜。
上车的时候，我拍了拍181老旧的面皮，感叹道：“虽然你很老，但能送我们归家啊。”车厢口的列车员见我动手动脚的，以为我跟车厢里的人说话，赶紧叫住：“还没开始上人呢。”我心想，这么小气干吗，拍坏了赔你就是，于是回答她：“我不是正准备上吗？”没想到这句顶嘴的话从此埋下了战争的火种。
刚才那个列车员是二十挂零的女孩子，制服笔挺，化了点淡妆，小嘴翘翘的，一看就知道是泼辣的昆明妹子。她仔细翻看我和榔头的车票，似乎想找出一丝一毫的不妥，然后把我们置之车外。最终，她还是大方地摆摆手：“上去吧。”——好似我们能上这趟车全仰仗她的心胸宽广。
进到车厢，榔头略带些兴奋地说：“刚才的列车员长得不错呀。”
我边往行李架上扔包，边叹道：“人倒长得不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儿。你看她那熊样儿，如果她老公是火车司机，她保准不让咱们上来。刚才我顶了她一句，估计这趟旅途凶多吉少啊。”其实，别看我嘴上虚伪地骂着，心里倒隐隐地希望列车员过来找些麻烦，给旅途增加点颜色。
榔头点头赞同：“嗯，看她那样子也不会放过咱俩的。不过，我们还怕她不成？”我想，榔头的心里话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不要放过咱俩，就怕她忘了。
硬卧车厢的布局是六张床一个间隔——上、中、下铺乘以二，中间一块小方桌算是公用设施。别看桌子小，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能令几个人这么同时珍爱的。我和榔头买到的是左边的上下铺，中铺有名男子，上车以后蒙起被子就睡，像冬眠的青蛙。右边的上中下铺被一家人占着，孩子不超过十岁，却倔犟地要睡上铺，说是这样可以离神仙近些。我把皮鞋收到床底下，换了双拖鞋，这样上下床也方便，而且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知道，一直捂着皮鞋，脚会浮肿，到站以后连鞋都脱不下来。
火车缓缓地驶出上海站，大大小小的建筑给我们匆忙地点个头就被甩在了身后。随着速度的提高，我的血液循环也在加速，似乎是归心似箭了。没走出多远，我觉得牵引自己的已不是火车头，而是家里香喷喷的米饭，还有软软的沙发。
我问榔头：“回家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他说：“美美地吃顿饭，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呢？”
“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美美地吃顿饭。”
这时候，列车员过来检票。为了消除误会，我递车票和学生证的动作非常恭敬。然而，她不领情，用兰花手捻起学生证，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又薄又烂，公章也没有！”榔头赶快在旁边解释：“这是我校最新出品的学生证，科技含量极高。您看，这边是防伪标志，那边是磁性条码，公章盖在里面。”说着就想往列车员手里拿学生证，以展示公章。列车员把手一缩，皱起眉头对榔头说：“我在问你么？我问他！”然后杏眼横着我，眼神像班主任等着学生交作业。我挺起胸脯，把榔头的话只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并且打开学生证展示公章，就像用《八骏图》伺候老佛爷。这样，列车员才露起微笑，勉为其难地放我过关了。继而，她又把枪口转向榔头。原以为，她再没有什么借口了，谁知这次更难伺候。只见她缓慢地举起证件，装模作样地对比真人：“咦——不太像？是你吗？”
榔头不好意思地摸摸脸：“呵呵，是胖了点儿。”
“我没说胖，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笨啊？”何必一次骂俩儿呢？
她接着评论：“照片上没戴眼镜，鼻梁更高，眼神也很清纯。”
榔头似乎有点恼怒了：“是不是现在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