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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对于将哈耶克重新推向英国和欧洲公众眼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个有趣的问题。弗里茨·马赫卢普显然是提名人之一，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那年，他曾提名哈耶克。
１９７２年，哈耶克在自传笔记中写道，他“过着那种介乎于纯粹学术研究与公共活动之间的生活，临近暮年，我觉得，这或许是最令我满意的生活方式”｛27｝。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大老级人物，他的晚年生活极为活跃、也很高产，而随着他提出的有限政府观点及更强调竞争性市场的观点成为时尚，出乎他的意料，他终于得以同时活跃在学术和政策领域。
不过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这一切还没有发生。１９７４年，就在哈耶克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前，有人问他：“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看待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在未来的前景的？”哈耶克回答说：“我曾经预言，通货膨胀将会导致所有西方实行价格控制、从而演变为计划经济。没有人胆敢中止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不搞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因此，我们以为通货膨胀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来了。人们将发现，价格老是上涨，他们没法生活，于是，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终结，意味着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终结。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企图抑制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后果，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就会消亡。这可能会花上十年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希望在这十年中，我就会死去。”｛28｝十年后，在回首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４年这一段沉寂、无趣的岁月时，哈耶克感慨地说：“我有时觉得这五年是冬眠期。”｛29｝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名声今天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瑞典国家银行于１９６８年捐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受这一厚礼，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仅如哈耶克所说的，创立这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曾颁奖给他本人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现在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之门外了。事实上，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与哈耶克一起分享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冈纳尔·缪尔达尔后来就提议，应当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哈耶克、弗里德曼之类的反动派。（有一个笑话说到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尔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哈耶克，消息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日宣布的，这是令哈耶克返老还童的事件。他不光是三十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瑞典一直被称赞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正在形成一种“中间道路”———开始的时候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影响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一边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衰老了，已经跟不上趟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他觉得，它应当奖励那些“比较晚近完成的某项成果”①。他也坦率地承认，随着他的学术兴趣转移，他已经不再搞专业经济学研究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尔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这突出显示了两人立场的分歧②。相反，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③。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１９６０年。而自那之后，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的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钱伯林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注意到，从哈耶克获奖中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觉得，像哈耶克这样‘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④。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茨：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充分地承认你的贡献的时候，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所能抱的期望。”⑤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订下了一个规则，五年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六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授予缪尔达尔，但缪尔达尔太左了，因此———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予以证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尔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⑥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扫地。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够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配对，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⑦
理查德·埃贝凌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尔达尔，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尔达尔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⑧。
跟其它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１９６９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项都是从１９０１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分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１９７６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任尼琴也来参加１２月举行的１９７４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１９７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１９７４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１９５６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⑩。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４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７０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１９８４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穴Ｆｉｎｌａｎｄｉｚｅｄ，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雪。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认可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最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声名显赫。假如没有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1）
如今人们经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２０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着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思考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却经常引用哈耶克，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要少一些，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比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学券制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１９６２）中，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①。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为专断的”②。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他说，“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③。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④。
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每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他们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于４０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的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⑤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于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⑥，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⑦。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４６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１９７７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⑧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⑨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研究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５０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⑩
大概由于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