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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都比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密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１９６３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穴大笑？雪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11｝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１９４７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以及在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2｝。１９７６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６０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穴哈耶克？雪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14｝。哈耶克最后一任秘书、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也回忆道，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曾说过“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15｝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在讣告中说，“７０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新获得了声望”｛16｝。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发秩序、知识分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在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着边际。”｛17｝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附带地研究研究经济学。”｛1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2）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上也有区别。１９８５年，哈耶克曾与人说过下面一段话：
问：芝加哥学派———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其它人，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而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米尔顿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给朝圣山学社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努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资料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资料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穴经验上的？雪关联。很有可能，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跟斯蒂格勒，你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他乐意面对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是贝克尔。就理论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想让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穴的《通论》？雪。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十分危险的。｛19｝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在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任上干了２５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１９４８年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在过去３０年中，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20｝。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进行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等。”｛21｝“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人们互相对对方产生影响的，不是总量和平均数，而是个别的行为。”｛22｝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批评，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一个理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做出评价，那它通常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23｝。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跟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某些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跟哈耶克自己的观点是相同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够对现象做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而又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的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给人深刻印象的、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情况的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于解决具体问题｛24｝。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它的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即讲究严格验证的方法混为一谈？
２０００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学？穴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雪的方法，即认为知识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够信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25｝
１９９５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他们？穴伦敦经济学院？雪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对它没有感觉。谈到这一点，他？穴哈耶克？雪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他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ｐｒｅ？鄄ｄｉｃｔｉｏｎ）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１９７７年接受采访时他说，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也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凯恩斯？穴约翰·内维尔，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雪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研究‘应当是什么’。”｛31｝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就是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特定行为之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至？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因·兰德（Ａｙｎ Ｒａｎｄ），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２０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曾听哈耶克８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认为，其它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32｝
兰德出版于１９５７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极受欢迎，极具影响，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她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１９４６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莱奥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所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一方宣传我们的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它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33｝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１９４３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因为‘大体上’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举一个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34｝
米尔顿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好几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最近几十年的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爱因·兰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了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