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哈耶克回忆说，“每个讲师，差不多每一位，都才华出众，”或者已经作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根本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33｝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后一个群体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哈耶克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他“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光顾记笔记，就没法去理解了。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对我听到的东西或读到的东西，我没法完整地复述，而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34｝。他说，在有的情况下，按照这种方法，“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的时候已经将其融合进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过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完全视而不见”｛35｝。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出众创造性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它思想家的全部思想，这导致他对这些学者的看法不很准确。由于具有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够对反事实的（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理论给出有力的证明。跟一些伟大学者一样，哈耶克的书面表述有时要比他的灵机一动的想法更准确。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４章 纽 约（1）
哈耶克本来打算学完法律之后，能够在德国的某所大学，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学呆上一年。不过，韦伯于１９２０年去世了，而且，奥地利的通货膨胀使得哈耶克的父亲掏不起儿子到德国念一年书的费用。１９２３年，哈耶克从维也纳获得了第二学位——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这时离他获得第一学位还不到一年半。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１９２４年５月，哈耶克住在美国。此时的他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使他觉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国，并流利地掌握英语。
跟后来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国，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帮助。哈耶克回忆说：“后来游学美国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处旅行参观，而我却没有这种条件。我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冒险，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钱花，在整整１５个月时间中，我每周只有６０美元。当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知道，我可以给父母发封电报说，‘请给我汇来返程路费’，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会更悲惨了。不过除了这种实际上派不上用场的最后保证之外，我的生活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贫穷、最悲惨的了。”①
哈耶克是在纽约大学教授耶里米亚·扬克斯的两次邀请下，获得到美国学习的机会的。这位教授供职于一个国际性经济学家委员会，充当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的顾问，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１９２２年，扬克斯访问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见到了他，说自己“渴望到美国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他向我保证说，‘我想写一本论述中欧的书，如果你去美国，到时我会让你作我的研究助手。’当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刚刚结束；要筹集到一笔够我学费的钱，非常困难。为了省钱，我甚至没有拍电报告诉对方我快到了。结果，当我到达纽约的时候，我发现，扬克斯教授正在休假，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②。
哈耶克到纽约的时候，“兜里只剩下２５美元了。当然，２５美元在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荐信……但除了换来一顿午餐，什么结果也没有。午餐后，不知是谁把５美元偷偷塞进一个香烟盒中交给我，用这些钱，我挨过了两周。我的雄心越来越小了，最后，我只好屈尊接受一份工作：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馆刷盘子。谈好了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这时刻，大救星终于出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也对自己没有去刷盘子感到遗憾。（大笑）那天晚上，来了一个电话，扬克斯教授回来了，他答应雇我。”③
替他写信向美国经济学家推荐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当时正在维也纳担任一家银行的行长。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回忆说，维塞尔曾请熊彼特“写信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推荐我。于是，我就去拜访熊彼特，进了他那豪华的办公室———你越往东方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越豪华，熊彼特的办公室不像在维也纳，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给我写了好几封措词非常诚恳的推荐信，纸张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专门拿了一个夹子装这些信，免得折皱巴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信确实是‘芝麻开门’的魔咒，我到处受到款待，简直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④。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国之行加速了他与他的外甥女关系的中断，尽管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伦敦和芝加哥教过的一个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有一次，哈耶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维也纳，他和他的外甥女海伦娜年轻的时候，“我太不机灵了，没有说‘咱们结婚吧’。”⑤他离开维也纳到美国有一年多时间，当他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跟别人好上了。据《哈耶克文集》的总编辑斯蒂芬·克莱斯吉说，哈耶克的儿子曾经说过，由于“误解了哈耶克的想法，”⑥哈耶克的外甥女嫁给了别人。
哈耶克开始在美国准备他那篇直到最后也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货币稳定。据克莱斯吉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纽约）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相遇，影响了哈耶克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⑦。米歇尔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一职长达２５年之久。跟哈耶克师从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米歇尔手下进行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很多，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在１９２６年曾写信给米歇尔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在美国的）那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理论偏好并没有改变，但我现在认识到了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主要是由于你的指导，我认识到了，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够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个环节。”⑧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经验研究方向是受米歇尔和他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影响，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对他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４章 纽 约（2）
他在纽约大学最初准备研究的课题是《货币的运行与人为稳定其购买力之间能否兼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一直就是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哈耶克从来就不是“稳定论者”（而凯恩斯则属于这类人）。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安排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早年所青睐的则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而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而他在纽约大学准备撰写的论文则更进了一步，他相信，稳定物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生产的紊乱。
在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学理论中，商业周期问题要比后来更受关注。在１９世纪最后几十年和２０世纪头十年，经济活动的波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商业周期，是因为利率没有反映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失调。
哈耶克发现，在美国，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经济署对货币政策及控制产业波动的效果的研究，还有新成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试验。他发现，在美国，纯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根本就无人关注。这次留学，将他的兴趣“从纯粹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多少转向了市场经济中的操纵过程。从那时起，我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让市场的引导功能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辛勤劳动确实是有效的，就必须要求货币需求与真实需求相吻合，市场所需求和供应的，与其说是总量，不如说是不同商品的相对比例”⑨。他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概念，其基础是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思想和庞巴威克提出的生产之迂回性或周期性观念。
在美国的时候，哈耶克设想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计划是撰写一本论述联邦储备委员会演变的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写出来，但他的研究却为他最初发表的两三篇学术论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发表的《从１９２０年危机中复苏后的美国货币政策》和《１９１４年改革以来的美国货币发行体系》。早年的美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了，而这一点大大有助于他在１９３１年获得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教职，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刚刚发展出来的美国统计方法，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得以被任命为１９２７年在维也纳成立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所长。
除了纽约大学的研究之外，他还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他听了米歇尔的经济史课，参加了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主持的讨论课。
哈耶克还写过一封题为《德国的金融》的读者来信，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这封信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论述了德国的“贫困化现象”⑩。日耳曼国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哈耶克青壮年时期经济思考的中心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东西。好多年中他一直认为，某种金本位制是维持一种健全而平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
哈耶克本来希望申请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在美国再呆上一年，维塞尔写信向基金会推荐了他，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奥地利申请者。然而，就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却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行程。他本来还曾打算再返回美国，用这笔奖学金再留学几年，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结婚了，并担任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这就让他根本无法长时间离开奥地利。在美国期间，他留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对美国学生讲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５０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的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起了胡子———’（大笑）”｛11｝。
哈耶克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并不总是那么开心。他曾经拿自己在维也纳和纽约的生活作过对比：在维也纳，他可以享受丰富多彩的学术和社交活动，而他在纽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当然，在美国，我也非常贫穷，所以，什么也干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根本没有闲钱到处乱跑”。在纽约，他也没有“知交。我是个正规的学生。我经常到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四五个人跟我同坐一张大桌子，于是就相识了，而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全部了解了”。他遇到过几个奥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国人的交往实在非常贫乏。我太穷了，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穿了两双袜子，两双套着穿的，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着遮掩一下”｛12｝。１９２４年５月，在２４岁生日到来之前，哈耶克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1）
２０００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１８８１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鄢（１９１２）。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１９２１年帮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工作职位，该职位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①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１９２１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大笑）”②“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③“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④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⑤。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和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Ｊ．赫伯特·冯·费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Ｇｅｉｓｔｋｒｅｉｓ（“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一次进行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和约哈内兹·韦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讨论小组中的不少人也是米塞斯讨论会的成员，有的一开始就是，有的则是后来加入的。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⑥。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⑦。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⑧。小组的讨论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１０位、１１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