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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度过，在伦敦经济学院一直呆到１９５１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１９７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１９３３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呆到１９４８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如何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这就是成为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它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教诲，我恐怕既不会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的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但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点麻烦，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20｝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２０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受到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很大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的早年著作翻译成了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了，下课以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穴说？雪，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知道它。’大家都大笑起来”。｛21｝１９２７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１９４７年，这一年他调到剑桥大学，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内尔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逐渐地转向了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是相互尊重的。大萧条爆发的时候，勒内尔成为伦敦经济学院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希望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沟通。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内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22｝。勒内尔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他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的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８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道，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23｝。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１９３５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24｝科斯又回忆说，１９３１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5｝。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26｝。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方面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穴经济系和商业系？雪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27｝。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的兴趣。我很高兴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注意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的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时，他是多么地兴奋”。｛28｝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29｝，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经意识到了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的这些才俊之外，伦敦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尔梯尔·奥赫林和拉格纳·弗里奇（两人后来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以及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麦加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她“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他又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经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30｝。
１９３１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经济学院大约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１２５０名是全日制学生，包括２００名研究生；１２５０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５００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研究生、２００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还有更多实用专业及其它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课。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样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班热情地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的内容，更多地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讨论一个一个题目，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31｝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这些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要的话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会多少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来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经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穴还有？雪助教和初级讲师。”｛32｝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有影响力的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33｝在这里，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它成员的作品。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起步发展了，而我们则正在投入此一积极活动中。
活着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则就是天堂！｛34｝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为２０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１８８３年，信奉１９世纪、甚至１８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１９４６年去世，３０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①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鄢（１９１９），该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儿，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②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穴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雪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③１９３５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穴马克思？雪，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２０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１０％之下，这一年就是１９２７年，失业率为９．７％。为什么会这样？ 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动迟钝的巨兽。“１９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⑤，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的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就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１９１９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⑥。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鄢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１０％。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１９２６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３０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2）
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的第一卷开头是这样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那个权势集团的一员精英分子。他几乎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它人。”⑦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１９２８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他的《货币论》所作的评论时之所以对哈耶克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他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１９２７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Ｆ．Ｙ．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又曾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德文写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选“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⑧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提到，“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⑨———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对德文的了解不是这么贫乏，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⑩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保存下来的他看过的期刊上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２６页的书评文章中，有３４处凯恩斯用铅笔做了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11｝
哈耶克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可能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