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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不一样，天下正乱，要骂要打王莽的人多的是，这样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叽咕了一会儿，有人问道：“这人是不是当朝的国师、嘉新公刘秀（即刘歆）呢？”
刘歆是前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王莽登基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是新莽王朝硕果仅存的刘氏宗室。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先秦古籍惨遭灭顶之灾。为了发展文化事业，“文景之治”后，前汉王朝开始大力整理古籍。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古籍，全拜托汉朝专家的整理之功。
惠帝时废除挟书之令，武帝时制定优惠政策，设置专门岗位让人撰写著作，整理古籍。成帝则安排专人面向全国征集古籍，并下诏要求刘向等人集中精力进行整理。
刘向工作很努力，刘歆继承父业也不甘落后。他们父子俩先后编纂的《别录》《七略》，既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和奠基之作。不仅如此，刘歆在帮助父亲校书时，还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建议朝廷把古文经列为官学教材。
所以，刘歆还是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人和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也就是说，先秦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源头，刘家这爷俩儿在整理和传承先秦文化上的贡献无人能及。
刘歆到底哪一天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刘秀了，已无法查考，只知道那是在王莽登基封他为国师后不久。
至于他是在看到这个谶语之后改的，还是改名后才出现这个谶语，则永远是一个谜。
由于他太有学问，刘歆、刘秀这两个名字他一人都用着。
而回乡知青、粮食贩子刘秀，则还是个草民，现在还基本上没有打开知名度。
眼下座中人都知道，此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刘歆身为国师，更容易成为皇帝，要是他来当皇帝，大家也不会这么烦。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发问的人，是明知故问。
但是，谁也没料到，刘秀这时候突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问道：“怎么知道这说的不是我呢？”
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一个正在土里刨食、寄人篱下的农村青年，竟然想当皇帝，你逗人玩吧！也难怪，这时就连大哥刘縯，也认为刘秀对种庄稼那么有兴趣，出息不到哪儿去。邓晨却不这么看，他深知自己这个内弟的修养和抱负，心里暗自为他螅恕Ｓ兄鞠虻娜瞬换嵋槐沧佣贾值兀�
险些饿死在牢中
其实，邓晨早就看好刘秀了。
在邓晨眼里，刘秀不仅有学问，很勤劳，而且有胆识，有抱负，适应能力强，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刚柔相济，是个完全可以信赖，能够干成大事的人。
有一次，邓晨与刘秀一道乘车外出，在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按照时下的交通规矩，他俩应该下车，回避让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碰巧，这个使者很在意这个，见状十分恼火，咆哮着辱骂呵斥他俩。
刘秀灵机一动，辩称自己是临近江夏郡的干部，邓晨是一位侯国丞，正忙着有紧急公务要办。
哪知使者偏偏当真，认为二人是冒充国家干部，要带走他俩治罪。
正在这个关头，时任新野县宰来了。他本来认识邓晨，就替二人求情，才使他俩免去一场灾难。
这件事给邓晨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刘秀终非池中之物，只要和他在一起，即使有天大的麻烦，也总能逢凶化吉。
眼前，刘秀在邓晨这儿躲了一阵子，龙游浅滩遭虾戏的事儿发生了。
这时天下虽然乱了，有的地方干部还是讲究守土有责的。这些有责任心的干部认为江山姓什么那是朝廷的事，而无论江山姓什么，自己为官一任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境安民。
新野县宰就是这么想的。
当然，他也这么做了：下令把抢劫案关系人刘縯的弟弟刘秀铐拿入狱！
新野与蔡阳同属一郡，刘秀如果真想躲避，是可以跑得更远一些的。也许他心里没鬼吧，跑到新野也没有闲着，不光公开做生意，还大摇大摆地在各种场合露面。他这样，似乎有点儿欺负官府无人。
由于眼下治安太差，所谓“寇盗蜂起”，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力度维护治安，严办案件。拘捕刘秀，目的是为了查办刘縯。
刘縯早就心怀光复汉室之志，此时已是南阳豪强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些新莽干部的眼中钉。他仗义疏财，好侠养士，宾客朋友中免不了有人干些“小盗”的勾当。看到三弟蒙难，刘縯一面想方设法营救，一面迅速在家乡加快筹备举兵的步伐。
邓晨也很着急，动用一切力量营救内弟。
刘秀在狱中很是吃了一些苦头。
新野县宰想来个枪打出头鸟，拿刘秀兄弟开刀，看能不能挖出几个大案来，安排下去：一定要好好折磨刘秀。那时的多数衙门就是这个德行：打官司的有理没钱也不行，进大狱的不论青红皂白先让你脱一层皮再说。
刘秀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这时，新野县衙的一个机关干部（市吏）名叫樊晔，在关键时候帮了他一把。樊晔是新野本地人，在县衙上班，在县尉手下办案。他办案公正，严谨，在县里是出了名的。他与刘秀素不相识，但对刘縯兄弟为人处事的名望多有耳闻，很是钦佩。现在，樊干部看县里为了一起抢劫案拿刘秀这个不相干的人开刀，心里颇不以为然。
有一天，狱中正是樊晔值班。
在狭窄、潮湿、昏暗的牢房里，刘秀饿得奄奄一息。他瘫在地上，望着天花板发愣。
“我曾经无忧无虑，曾经秉烛苦读，曾经土里刨食，曾经奔走四方。我曾经心怀天下，曾经指点江山，曾经韬光养晦，曾经豪情万丈！今天，我的人生画卷刚刚展开，我的宏图大业尚未开始，我决不能倒下！现在，我饿，我想吃饭。”
这时，樊晔走了过来，瞅瞅近处没有人，偷偷地将一块饼儿送给刘秀。
俗语说：“饿了给一口，强过饱了给一斗。”有的史家说这块饼救了刘秀一命。因为，刘秀确实快要饿死了。如此大恩，刘秀没齿难忘。
多年后，刘秀打下了江山登基称帝，仍然念念不忘樊晔的一饼之恩。
为了报答樊晔，刘秀先后封他做侍御史、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郡都尉，后又提拔重用他做扬州（治今安徽和县）牧、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太守，成为封疆大吏。
侍御史秩禄六百石，都尉比二千石，州牧、太守则二千石，眼看樊晔在步步高升。
有一天，刘秀在南宫云台宴请樊晔。
刘秀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沧桑之变，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仍然十分激动，问寒问暖，还赏赐他一些皇宫中的宝物。
席间，刘秀给樊干部开玩笑，问道：“一块饼换个都尉，你感觉如何？”
事实证明，刘秀并没有用错樊晔。
樊晔本来就为人诚恳厚道，办事公正严谨，认识刘秀之后，又深得刘秀做人为官的真传。
他治理地方时，把朝廷的决策部署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整肃吏治，让官员都为老百姓办事；发展经济，手把手地教老百姓耕田种树，治家理财；维护治安，严厉打击豪强恶人，接受讼告善恶立断。
他在扬州工作，扬州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称赞声不绝于耳；他在天水工作，史载天水路不拾遗，还有人专门创作《凉州词》歌颂他的卓越政绩。
樊晔去世在天水太守任上，刘秀自然对他褒奖有加。就是多年之后，刘秀的儿子明帝也常常追念他治理一方的不俗业绩。
刘秀对樊晔知恩图报，委以重任，樊晔则投桃报李，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成为后汉初期的名吏，真是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都是后话。
由于导致刘秀被捕的抢劫案始终没有破掉，刘秀本来就是局外人，加之亲朋好友到处打点，他在狱中吃了一阵苦头就被放了。
这个案子应该很明白，冤有头、债有主嘛。但是，它对刘秀兄弟来说稀里糊涂，最后不了了之。
刘縯不干了！
他本来就是恩怨分明、性情刚烈的汉子，对三弟的被捕十分恼火，迅速加快举兵反莽的步伐。
这时，天下武装反莽的烈火已经到处蔓延了。而刘秀，则似乎仍然无动于衷。他出狱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贩卖粮食生意。
有一次，邓晨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接问刘秀：
“现在王莽倒行逆施，残暴横虐，竟然违背只有在秋冬季节才能杀人的祖制成规，在盛夏便大开杀戒，这说明老天爷灭亡他的时候到了！过去我们在宛城蔡少公那儿聚会时，谈起的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难道不该只在你身上应验吗？”
他想用这一番话激发刘秀的强烈反应。不料，刘秀只是对他笑了一笑，并没有正面回答。
刘秀对自己蒙难新野，包括被捕入狱这段经历，历久未忘，也是以冷静、平常的心态对待的。这从他登基后报答樊晔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刚才他微笑面对邓晨的鼓动看出来。
一个读过书、见过世面、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无端被铐入狱，还差点儿饿死，摊在一般人身上都会气个半死，出来说点儿愤激的话、做点儿愤激的事儿是很容易的。
但是，刘秀就是刘秀。
他表面上看来政治上没有什么想法，甚至邓晨拿话激他表态，他也笑而不答，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不露而已。他之所以表面上隐含不露，是因为火候未到。
逆时隐晦，一飞冲天。
这既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水平能力，也是一种超出常人的心理素质。刘秀的这种心理素质帮助他走得很远。
那么，火候是什么？又在哪里？
就在刘秀往来于新野、宛城之间，做贩卖粮食生意的时候，宛城人李通找上门来。他不仅与邓晨一样，在刘秀是个穷光蛋时就看好刘秀，而且还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李通是宛城当地人，家族世代经商，是宛城的富豪。他的父亲李守身材魁梧，容貌非凡，为人严肃持重，在家里也像在官府一样一丝不苟。李守早年是刘歆的侍从，喜欢星象历法和谶纬符命一类的玩意儿。
王莽称帝后，刘歆被拜为国师，他则做了宗卿师，是个办理宗室郡国事务的小干部。李通受父亲的影响，没有继承祖上的传统去经商，而是走上仕途。他起初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县北）县丞。在县丞这个岗位上，他很能干，也颇有政绩。
但是，身置乱世，优秀年轻干部在王莽的政权里是没有什么出头之日的。
不久，王莽惹恼天下人，到处一片乱象。
李通从父亲那儿经常听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便牢牢地记在心里，不时地反复琢磨。
由于家境富裕，称雄一地，世道不太平，远离家乡去做个县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李通心里很不平衡，便自动辞职回家。
当时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南阳一带也受到影响，颇不平静。
李通有个从弟名叫李轶，是个不愿安分守己的人。
有一天，李轶对李通说：“现在到处混乱，新莽必定灭亡，汉室必定复兴。南阳的刘氏宗室中，只有刘縯、刘秀兄弟乐善好施，又能团结人，不妨与他们谋划谋划大事。”
李通听了，笑着说：“我正是这么想的！”
舂陵发轫，刘秀终于出手了
当公元22年10月，刘秀在宛城告别李通，与李轶一起回到家乡南阳舂陵时，大规模武装反莽起义已经很有规模了，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都已经爆发有几年了。
刘秀蒙难新野时，刘縯就悄悄开展反莽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了，刘秀和“素好事”的李轶的到来，起到了拾柴加火、火上浇油的作用。
有一天，刘縯召集亲朋好友和当地豪杰人物，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
“王莽暴虐无道，民不聊生。现在又枯旱连年，到处兵荒马乱，老百姓根本没有活路。这正是老天爷要灭新莽王朝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起来抗争，复兴汉室，建立万世功业！”
其实他说的这些，已经私下里跟大家酝酿、探讨多时，现在顺势聚兵，众豪杰一致赞同。于是，刘縯、刘秀兄弟迅速安排亲朋分头几处，招兵买马，置办兵器。
公元22年，刘秀已经27岁，这个年龄已经不算小了！他望着村前高高的狮子山，听着山脚下蜿蜒的白水河潺潺流过，想象着山上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而又四季变幻的，到底还有什么景致呢？
刘秀及其家族起来反莽是比较晚的。
这谁也没有办法，有年龄因素。比如公元6年4月，安众侯刘崇在南阳打开武装反莽第一仗时，刘秀才11岁。
同时，这也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有关，他们一般情况下还不要为吃饭发愁，还不必为了生存而冒死犯难。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刘秀的性格素质有关。
刘秀办事，向来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没有成功的把握，一般不莽撞行事。而只要他看准的事，一旦火候成熟，条件具备，他便迅速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
这种性格素质就是：谋后而断，慎思敏行。
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表面看起来，刘秀起兵，是一个由被人推动，到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起事之初，他还活动在大哥刘縯的旗帜下，但是，他心中始终自有主见。
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刘秀与刘縯认真磋商后认为，舂陵子弟是最能靠得住的，必须首先迅速发动起来。同时，安排在别的几处响应的朋友中，比较有把握又靠得住的就是李通在宛城的兵变。
于是，兄弟俩很快在舂陵竖起反莽大旗，组织起七八千舂陵子弟，刘縯自称“柱天都部”，就是自喻为统率大众的擎天之柱。这支起义军起自舂陵，以舂陵子弟为骨干，被称为“舂陵军”。他们又明确提出复兴汉室的口号，也被称为“汉军”。
刘縯、刘秀兄弟只等立秋日到来，与宛城李通的兵变相呼应，大家合兵一处，闹他个天翻地覆！
但是，没有几天，宛城那边传来的却是令人震惊的噩耗：李通事发逃亡，被官府满门抄斩！
大事开头难，所以成功者总是那么少
宛城李通家变故是偶然的。
李通作为刘秀最早支持者付出了极为惨重、而又不可挽回的代价，它使刘秀异常悲愤，又使他更加清醒和冷静：自己将走上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
他觉得，在这条道路上，可能因为自己的君子之风而看到两旁无数美丽的风景，但也必然充满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杀伐！
原来，李通与刘秀密谋之后，派自己的侄儿李季去京城向父亲李守报告。
不料，李季在半路上不幸染病身亡。这多少要耽误一点儿时间，好在李守消息灵通，从别的渠道知道了儿子即将举兵反莽的消息，打算逃回家乡与儿子会合。
李守对儿子起事也早有思想准备，他早就经常给李通讲解“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鼓励儿子寻找机会帮助刘氏宗室光复汉室。
可以说，李通在世事纷乱之际，能义无反顾地舍弃富足的家业助刘反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老爸多年辛苦教育的结果。
这时候，李守的同乡好友黄显知道他要逃，就劝说道：“现在各个城门关卡都防备得很严，您身材相貌出众，谁不认识您？您又能跑到哪儿去？您不如向朝廷辞官。起兵的事情毕竟还没有发生，或许可以免于一难。”
李守听了黄显的话，认为有道理，立即上书朝廷，要求辞职回家养老。
不料，李守的辞职报告还没有递上去，南阳郡却向朝廷报告：李守的儿子李通等人图谋在立秋都试日发动兵变！
王莽立即下令把李守逮捕入狱。
黄显时任中郎将，勇敢地站出来为李守向王莽求情：“李守为官一直忠于职守，听说儿子不像话，不敢，也没有逃亡，而是坚守为官之道，按组织程序向朝廷报告，请求告老还乡。臣愿意拿命作担保，与李守一起去说服他的逆子罢事谢罪。如果工作做不好，让李守北向自刎，也不辜负朝廷多年栽培之恩。”
王莽同意了黄的请求。
但正在这关键时刻，南阳郡又送来报告：李通起兵谋反，事败批捕在逃。
王莽勃然大怒，下令立即杀掉李守。
在紧要关头黄显也没有装孬，舍命据理以争，被王莽连同李守一起斩首。
王莽对待异己向来凶残无度，这次也不例外：李守在京城的家眷被满门抄斩。
南阳宛城这边，除李通与其弟弟李轶、李松逃脱外，家属及族人64人全被南阳太守杀掉，并在宛城焚尸扬灰。
李通家族为这次起兵反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宛城侦知李通起事、报告王莽、追捕李通并灭其满门的，是南阳太守甄阜，时称前队大夫。他并不是赤脚医生。王莽改革官制时黔驴技穷，为改而改，把南阳郡改称“前队”，太守改称“大夫”。
这个甄阜不久跟刘秀还有激烈的厮杀。
宛城李家因造反惨遭灭门的消息传来，在舂陵引发一阵强烈的恐慌。
造反的代价太高了！不光要掉脑袋，灭门也是难免的，如果官府刀锋一偏，灭三族、灭九族也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舂陵子弟，作为刘氏宗室，固然与王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真要带上全家抄家伙起来造反，也不是简单的事儿。
更要命的是，宛城没戏，舂陵子弟就孤立无援，形势十分不利。一时间，很多舂陵子弟惊恐万状，逃的逃，藏的藏。不少人还大呼上了刘縯兄弟的当，差点儿被害死了！其实，不光是刚当兵的“子弟”如此，一些刘家的长辈和亲属也很不理解。不稳定的情绪和混乱的局面迅速形成，很快蔓延。
比如刘秀的叔父刘良，就是曾任萧县县长，抚育刘秀兄弟姐妹七八年，后被王莽政权罢官返乡的那位。
刘秀刚把打算与大哥一道起兵的事儿告诉他，他就十分生气，大声斥责刘秀：“你与伯升志向性格都不一样，现在他要造反就快要把家毁了，你怎么能跟他合谋当败家子！”
这里倒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
刘良本是忠厚老实、勤勉本分的儒雅之人，平帝时被举为孝廉，出任萧县令。
哥哥刘钦去世后，他对刘秀兄弟姐妹六人视若己出，悉心抚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