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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李老师的情况跟谯玄有点相似，但他的表现比谯玄更加决绝。
他早在西汉平帝时就被选拔到中央机关上班，王莽主政时，他很看不下去，就托病辞去公职，闭门在家，任凭州郡衙门怎么召唤，就是不出来陪王莽玩。
在当时虚伪成风，物欲横流的世道，李老师显得很另类。
时任广汉郡太守刘咸强行召唤他，他还是不听。刘咸很恼火，下令要他去监狱养病，想找个机会把他给黑了。
请人出来做官，人家不玩，就要把人家搞死，这是王莽的典型作风。
这时候，有人劝阻刘咸，说是坚决不能这么杀李业，从来没有听说过用牢狱之灾相威胁来访贤求才的。于是，刘咸就放过了李业。
不久，王莽亲自安排，想请李业到中央文教机关任职。李业称病坚决不干，宁死不陪王莽玩，干脆隐姓埋名，绝迹山林。
公孙述称帝后，听说李业是个人才，就多次征召他担任博士。但是，李业还是那个脾气：别管怎么说，就是不跟你们玩！
公孙述恼羞成怒，搞一把流氓政治的念头油然而生。反正称帝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不再对任何人手软！
于是，他派大鸿胪尹融带着毒酒来找李业。
按照公孙述的交代，尹融向李业传话：“你要是出来干，可以安排你公侯的位子，否则，就给你毒药喝。”
在选拔使用干部时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完全可以说是公孙述在王莽基础上创造的经典！
但是，尹融并没有公孙述的心黑，他不能改变公孙述的态度，就想尽量地劝说李业。
尹融苦口婆心地劝李业，想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角度打动他，但李业不从。
尹融不知是怕自己完不成任务不好交差，还是担心李业本人拿起鸡蛋往石头上碰，就委婉地要求李业跟自己的家人商量再做决定，其实是希望李业能被自己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安危所打动，回心转意。
李业再次坚决回绝，断然说：“大丈夫早就拿定主意，干什么还要婆婆妈妈的！”他说着拿过毒酒，饮而身亡。
李老师宁死不愿意在公孙述公司参股的情况传开，公孙述十分震惊。他虽然称帝后已经不想再对任何人手软，但从个人角度，怕落下个“杀贤”的罪名。于是，他想忽悠大家一把，派使者带着礼品来吊唁李老师，玩个猫哭老鼠的花招儿。
对此，李老师的家属坚决不接受。
刘秀平定巴蜀以后，听说了李业的故事，专门下诏褒奖他的节操，要求《益部纪》记录他的高风亮节，并配有插图和画像。
其实在巴蜀一带，像这哥俩儿这样以死来抗拒公孙述征召的干部、知识分子还大有人在。
不仅如此，还有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了逃避公孙述的召唤，为了不跟着公孙述瞎折腾，有的装病，有的装疯卖傻，演绎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比如犍为郡人冯信、任永，当公孙述征召他们并且许以高位时，都假装自己是青光眼，是盲人，说自己看不见东西，实在不能胜任工作。
后来，这哥俩儿听说公孙述被刘秀的手下砍了，都用水洗脸说：“现在世道平安了，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了！”
公孙述自立称帝，搞到这个人人想弃而远之的份儿上，要是有点自知之明，真应该去撞墙。
对于这些坚决拒绝公孙述而又有德才的干部、知识分子，刘秀调查了解后，都给予使用、优待。
王莽用人，燃起遍地反抗的烈火；彭宠用人，他两口子都被自己的亲随把脑袋割了；隗嚣用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逃跑；公孙述用人，巴蜀交通困难，逃跑不便，大家就宁愿死了疯了也不陪他玩！
仅凭这点，就能够看出来一个人能走多远。
一个政权，一个角逐一哥位子的人的成败，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其用人的成败。
好，看看刘秀是怎么做的吧。
第三十七章 武功之后有文治
刘秀这时候已经非常厌弃战争，认为目前天下太平，老百姓人心思稳定，思发展，思改善民生，思休养生息，实在不想再劳民伤财。见有的同志还是这样跟不上形势，刘秀干脆下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自己厌武修文，让国家和百姓休养生息的战略思想。于是，大家再也没有谁敢提出来黩武用兵了！
对于上面说的这些，史称“臧宫黩武，光武厌战”。
以公元36年11月公孙述败亡、巴蜀归顺为标志，刘秀基本上取得了统一全国大业的胜利。
从此以后，地方割据势力也有露头的，反叛力量也有出现的，但都没有形成气候，也很快被刘秀搞定了。
在刘秀执导的社会人生大戏中，我们以前看到的基本上是武戏，或称“武功”。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欣赏他的文戏，也就是他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的一些举措，或称“文治”。
全面欣赏和了解刘秀的文治武功，才能够更好地感受和认识他作为社会人生大戏导演的功力、魅力及其影响。
如果说刘秀的武戏惊心动魄的话，他的文戏也是精彩纷呈。
他的武戏很是让人过瘾，但那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为了打江山不得不动武的时候，他并没有客气，那些跟他竞争一哥大位的各色人等，一个个被他踹倒在地，大多重伤不治而亡。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打江山而打江山，为了踹人而踹人，当对手被摆平，局面稳定下来后，他想多干点工作，造福社会和百姓。
如果说他的武戏主要是把人干掉的话，那么他的文戏主要是团结各种各样的同志把工作搞好。
把武戏演好，够狠够精明即可，而要把文戏演好，则要充分全面地表现出他的素质、修养、技艺和魅力。
所以，内行的朋友还是喜欢看文戏的多。
皇室血统论——旗帜是个好用的玩意儿
从古代到现在，对刘秀的评价略显不公，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但史家给他有两顶桂冠，至今没有人提出异议：一顶是“定鼎之帝”，一顶是“中兴之君”。
所谓“定鼎之帝”意思是说他是开国君王。
传说上古夏禹铸造了九个鼎放在都城，比作天下九州岛，此后一直被历朝历代当做传国重器和信物，谁打下或者抢来天下就被称作“定鼎”。
史家说刘秀是定鼎之帝，就是说他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几乎是白手起家，通过艰苦的打拼，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所谓“中兴之君”说他是延续并且光复了刘氏汉室。
在刘秀之前，中兴国家的君王不乏其人，比如，西周的第十一代国君周宣王姬靖，西汉的第七代国君汉昭帝刘弗陵、第八代国君汉宣帝刘询，就是把在自己的老爸（或者爷爷）手上快要被玩完的国家给重新拾掇好的。
两千多年来，世代更迭，人世沧桑，但从没有人对刘秀的这两顶帽子提出异议，充分说明他戴着是合适的，当之无愧的。
但是，刘秀本人却更愿意戴“中兴之君”的帽子，这样更能表现出自己的气质和追求。
刘秀一直自称是西汉刘氏宗室的后代，一直都高举复汉兴刘的旗帜，一直都彰显自己的汉室血统。他身为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后裔是清楚明白的，血管里流的是刘氏汉室的血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不好意思，刘邦的血液历经九世到了他那儿，已经非常稀薄，在他的总血容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小很小，在刘邦数以十万计的后裔中，他家只是一支不起眼的疏枝。
为了适应普遍存在的“人心思汉”“复汉兴刘”的社会思潮，或者说从政治的、实用的目的出发，刘秀认为汉室血统可用，就像民心可用一样。
他看得很准！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无论是早先的反莽武装，还是王莽灭亡后的割据势力，基本上都是把握了“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高高举起“复汉兴刘”的大旗，这样搞起阴谋和阳谋来都屡试不爽。
那些反抗王莽的宗室贵族和地方干部，往往一扯起“拥刘复汉”的旗帜，立即就一呼百应。
刘秀、刘縯兄弟的舂陵子弟兵本来并不强大，但他们很快实现了跟绿林军的联合，并且建立了由本家兄弟刘玄当名义上一哥的更始政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刘汉宗室血统。
此间，宗室后裔称雄要打刘汉的旗号，如刘永；外姓人竞争一哥的位子要跟刘汉扯上关系，如河北的王郎诈称是西汉成帝的私生子刘子舆；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赤眉军一般是见谁砍谁，但知道刘玄的更始王朝移都洛阳时，其高级首领二十多人便风尘仆仆地赶去归顺，他们不久建立自己的王朝时，赶鸭子上架也要找一个姓刘的放牛娃来当一哥；即使巴蜀的公孙述想自立，最初盗用的名号也是叫“辅汉将军”。
公元27年初，赤眉军投降，刘秀在洛水列兵吓唬他们，赤眉的丞相徐宣说，他们现在归顺是“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
这都说明，思汉复汉、拥刘兴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参加的社会运动，是一种方便实用的政治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时尚。这样，谁拥有汉室正统身份，当然是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本来身上就有点刘汉宗室血统，自己也吃了不少这方面的甜头儿，刘秀为什么不好好地彰显这种血统呢？
但是，刘秀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血统而已，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吃不能喝，说它有用，它有用得要命，说它没用，它其实就是个工具。
这种宗室血统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是没戏的，而要是掌握在英雄手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刘秀在河北跟刘氏宗室赝品王郎斗法时，王郎想谈判。
刘秀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就对王郎的使者杜威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
这就是说，即使西汉成帝从坟墓里重新活起来，天下也不可能是他的了，何况王郎是宗室赝品。
刘氏宗室，刘汉皇室血统是工具，用来打天下才是正经的。这是刘秀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的是实话。
但是，刘秀很少这样说，而总是非常虔诚地标榜：自己就是刘汉宗室正统！
刘秀称帝时，新莽之后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已经不少了。
绿林军立的更始帝，赤眉军立的刘盆子，都是被当做刘氏宗室硬扶上去的。而在睢阳，梁王刘永的称帝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而刘秀不顾重名、盗版之嫌，毅然决然地使用“汉朝”名号，看中的就是刘汉宗室这块招牌的巨大的政治效益。
登基之后，刘秀大力塑造自己作为刘汉宗室，大汉皇帝继承人的形象。
他对自己这种形象的塑造和设计，除了见诸日常的工作、政令、措施，还集中表现在他的祭祖活动中。
比如，公元25年8月，登基才两个月，他就为刘邦等列祖列宗建立祠堂，虔诚地祭祀。
公元26年1月，他在洛阳城南正式建立皇家高庙，以及一系列的社稷祭祀设施。
同年12月，他专门下诏，为刘氏宗室落实政策，说：“室列侯被王莽所废，祖灵无所依归，现实生活困难，朕非常同情。现在宣布，恢复宗室列侯的封国，如果列侯本身逝世，当地立即把其子孙的名单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有关部门，给予封拜。”
公元27年2月，他在宗室高庙举行祭祀仪式，正式接受传国玉玺。
刘秀在祭祖仪式上接受传国玉玺，显然形式大于内容，是在向世人表态：朕一定要把刘汉国脉很好地继承下去。
公元29年7月，刘秀御驾亲征董宪，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之中，他亲临沛县，祭祀高庙。
公元30年4月，他巡幸长安，拜谒高庙，祭扫西汉从高祖刘邦到平帝刘衍共11位皇帝的陵墓。
公元34年，在隗嚣已灭、隗纯在逃、征伐公孙述在即的重要时候，他专门下诏安排整修长安高庙。同年8月，他利用亲征隗纯之机，来到长安，再次拜谒高庙，祭扫西汉十一帝的陵墓。
这样，刘秀通过一系列的祭祖等举措，不断彰显自己的刘氏宗室血统，把自己塑造一个西汉国脉的虔诚继承人，为自己雄主天下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藏弓，杀狗——祖先刘邦的前车之鉴
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你参与了别人的阴谋，乐观的角度说，你是他的心腹，但从悲观的角度看，你也是他的心腹之患。
古语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还有个成语也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往今来，诸如此类的话很多。
在成功之后，如何对待跟着自己打拼的哥们儿，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少人做得不厚道。
当一哥的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对待功臣，往往集中反映出他的人文素质和治国理念。
这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能够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够治理天下。也就是说，在打天下、治理天下这两种不同的工作面前，对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在于，人家跟着你把天下打下来了，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血汗，现在天下太平了，你让人家干什么去？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同的一哥有不同的方法，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相信刘秀一定认真地研究和思考过。
外姓人不说了，刘秀的先祖刘邦的做法就很简单：藏弓，杀狗。
当年刘邦登基称一哥之后，对功臣们的封赏工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刘邦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由一个村民组长起于乡间草野，完全靠自己拎着脑袋打拼，成为汉王，成为一哥。在那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他对人的各种欲望，对人的生死荣辱有着极其深刻而且独到的认识。
所以，他登基后，沿袭了历史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来对待和处置功臣们。
是啊，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活儿，我今天能坐上一哥的位子，是一大群弟兄们捧场的结果，是弟兄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弟兄们冒着生命危险一刀一枪地打下来的，在经过无数困难，死去无数弟兄之后，我才有今天的位置和荣耀。所以，天下打下来了，就应该论功行赏，共同分肥。
强盗抢东西还知道论功分赃，何况咱弟兄们都是场面上的人！来吧弟兄们，分红！
刘邦早年连家里买面买盐的钱都能拿来请哥们儿喝酒，他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正位之后，他对功臣大肆封赏，不仅给他们封王封侯，赏给他们金银财宝，还让他们担任上至朝廷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下至地方郡县官吏的各种公职。总之，他不仅让功臣们有面子，还让他们有里子，有实权。
起初，刘邦封英布等七个功劳特别大的功臣，及赵佗等三个南方少数民族首领为王，由于这哥儿几个都不姓刘，史称“异姓王”。
他封的列侯较多，有的称达143人，有的称达153人。在王侯之下，他设19个爵位级别，按照功劳大小分别授予那些追随自己打天下的将士们。
按照《汉书》的统计，刘邦时期，从丞相以下至县衙工作人员，共有官、吏职位120285个，而上述王、侯及19个爵级的受封者达数十万之多。
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职员岗位，全部被大大小小的功臣占据了。
客观地说，论功行赏对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很有作用的，但关键在于赏什么，反正赏官职官位是不科学的。
特别在开国之初，让大批擅长攻城略地的将士来治理国家，是很悬乎的。
道理也很简单，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就好比砍人跟造就人，捣毁一座城市跟管理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更何况，人的欲望往往像潮水一般，是汹涌澎湃的。当人的实力积累到一定时候，对一哥的宝座多看几眼，甚至产生想上去坐坐的念头，都是难免的。
这样，刘邦的封赏让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能够有今天，是自己拼命流血换来的，如果再拼命再流血，还可以换来更大的荣华，运气好的话到一哥位子上坐坐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建国之初，刘邦逐渐感到这些功臣有点尾大不掉，特别是那些功高位重的老朋友，觉得难以驾驭。
于是，七个因功受封的异姓王有六个（除长沙王吴芮外）先后反叛，也被刘邦先后摆平。
刘邦痛感自己分封失策，跟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
不久，他再分封就只分封刘家爷们儿为王了。
但是，刘家爷们儿也不是都靠得住的。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的“推恩令”，就是明证。刘邦最初的分封带来的政治问题，他的子孙几代一哥才逐渐解决。
退功臣而进文吏——东汉版“杯酒释兵权”？
刘秀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具体地说，他的这种做法就是，让一些长期纵横疆场的功臣们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交出权力，同时，大力提拔重用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型干部，让他们来跟着自己治理国家。
后者很好办，当皇帝的想提拔人，特别是刘秀这样驾驭能力超强的皇帝，只要看准了，想用谁是很简单的事。
问题在于前者，功臣们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扁人和抗扁的能力也很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但是，刘秀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举行了几次酒会，热情招待自己的这些功臣，给他们封侯加爵，赏赐财帛，同时让他们交出军权。
他的思路和做法是大方地，大量地赏赐这些功臣们爵位、荣誉和财物，同时，收回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且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严格管理。
天下是哥们儿一起打下来的，大家都来好好享受吧！
大家也都累了，工作就让文人们干去吧！
大家都还要给朕面子，谁要是胡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在妥善处置功臣上，如果说刘秀大肆封爵是把他们高高举起，剥夺实权是把他们轻轻拿下的话，进一步对他们严加管束，则为自己推行“退功臣进文吏”的干部政策上了一道保险。
刘秀认真吸取刘邦的教训，分封的同时就考虑到了要加强对功臣们的管理。
宋代有人做了个未被公认的统计，说刘秀一朝共封了同姓王侯28人，异姓侯107人，加之继承祖上、父兄爵位的，合计174人。
当然，刘秀是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多封几个王侯也没有什么，反正王位侯爵也没什么编制，封赏谁，拿下谁，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把数以百计的王侯撒向各地，谁要是组织个大型活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