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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优秀干部，自然会得到刘秀的关注和重用。刘秀一登基，在委任的第一批封疆大吏中就有小任：任职九真郡太守。
这是一个粗活儿、重活儿。
九真郡治即今天越南的清化，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老百姓以渔猎为生，还不会牛耕；社会发展也相当滞后，嫁娶还没有礼法。老百姓想吃粮食就必须跑到交趾（今我国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买，至于婚丧嫁娶和传宗接代都是顺其自然。
任延到任后，一方面铸造和推广铁制农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大力兴办文化教育，规范民约民俗。
这样，几年下来，加上风调雨顺，老百姓五谷丰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礼。
不少在这样崭新社会形势下生儿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说：“没有任太守就没有我们的儿女！”
于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为名。
这还不算，九真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时就自发集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
后来，任延转任武威太守。
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他还下令，官府所有干部职工的子孙都必须上学读书。对于学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别突出的，给予破格提拔重用。
这个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广大干部群众重教重文蔚然成风，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逐渐好转，官衙里、乡野间彬彬儒雅之士日渐增多。
这样，由于朝廷重视，并且制订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县秉持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不仅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学校还在老少边穷建立起来，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国疆域之内，几乎所有的郡县都办起了官学。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东都赋》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这种文化教育兴盛的局面，说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来说明当时学校之多、之盛，还是可见一斑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私学繁荣，甚至堪与官学一比。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朝廷大力提倡发展教育，而官学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求学愿望。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这个时期，私学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官学。
除了上面说的生源充足，私学师资队伍也很强大。
太学里的博士就那十几个名额，地方官学老师的编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饱学之士不能进入官学教师队伍，就自己办学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经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经的信徒。
同时，一批熟悉经学的已经走上仕途的高级干部，甚至于已经在太学、地方官学进入教师编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余办学授徒。这既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能给自己搞点不菲的收入。
这是朝廷允许和提倡的。
由于古文经一直不能进入官学，它在私学大行其道，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这样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刘秀虽然出身今文，但对于古文经信徒们的强烈诉求，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拒绝，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大家都来说经吧！
跟官学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学的学籍管理较为松散。
私学的学生主要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种。
前者是指学生到场听课学习，亲身聆听老师或者老师委托的资深门生的讲经授课；后者则是指学生在名师门下挂名，而不必亲自到场听课，实际就是“挂靠学籍”。
前者一个老师名下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后者就没谱儿了，学生达上万人的都有，反正没有名额编制限制。
谁有多少学生，往往是老师炫耀的资本和实力的象征；而投在哪个名儒门下习经，也同样是人们在学术界、官场的一块闪亮的招牌。
不容忽视和必须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荣之际，古文经学不可避免地发扬光大了。
在朝廷层面，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层面，古文经虽然没有列入官学教材，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在郡县，它逐渐地、完全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会文化的主流内容。
由于古文经注重言之有理，讲究训诂考据，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明显多于今文经学，不仅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今天影响全世界的“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汉学之肇始，在于刘秀同时倡导今、古文经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在刘秀的倡导下，帝国中央、地方都很重视教育，官学、私学都很昌盛，不仅培养了人才，传承了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刘秀还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他的子孙们也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使东汉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社会之力推进学习型朝廷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时和此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后人说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不仅是肯定刘秀本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显然包含了对他力推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的赞誉。
当然，刘秀“文以化人”的战略举措还不止这个，他还建立、恢复和完善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在匡正世风、创建文明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谓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意识形态，跟相关的制度一道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今天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完全有根据的。
如果考据起来，我们的原始先民在跟大自然既相互博弈又和谐相处之中，就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
当然，这些风俗习惯有的是健康的，值得继承发扬的，也有的是粗陋的，应该批评和放弃的。
这种健康的良俗良习历经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凝聚成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罗万象的社会准则，后世的学者称之为“礼制”。
那个时候，人们的一言一行，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要由这样那样的礼制管着。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不止，军事冲突不休，社会急剧变革，许多东西都玩完了，这种包罗万象的礼制也崩溃了，史家称之为“礼崩乐坏”。
但是，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只是不要搞得太过分。
由秦至西汉初，秦礼和在其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汉礼，都是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专门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其中，秦礼博采各国之长，汉礼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了变通，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
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汉礼更加完备，更加系统，也更加便于实施。
而王莽摄政和篡汉以后，出于销蚀刘汉影响，彰显新莽特色的目的，为了改制而改制，对汉礼大加增删，把不少已经约定俗成、为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好在新莽存世时间很短，王莽搞的许多东西都很快被雨打风吹去。但是，王莽主政时大力提倡虚伪、卑鄙和残忍，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谓的礼制也就没谁去多考虑了。
刘秀称帝之后，一直把重建礼制摆在重要位置，亲自倡导和主持制订覆盖社会各个方面的礼仪制度。
所以，他在位期间，汉礼得以浴火重生，并且结合实际得以与时俱进，重新得到发扬光大。
《后汉书》等史籍所记录的汉家礼制大约三十种，多是刘秀亲自厘定。
推行经学治国，至于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商量，甚至可以共同发展；大力提倡教育，至于官学还是私学都可以发展，甚至可以相得益彰，总之，只要能够牢固确立帝国主流文化思想、提高国人人文素质即可。
结束语 雄主之道，归于文化
本文写到这儿，应该收官了，我们用老百姓的视角浏览了刘秀的一生，从他呱呱坠地到辛苦求学，从回乡种地到扯旗造反，从投身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疆场到在武攻文卫、纵横捭阖中总揽权纲，基本上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
但我从头看看，又觉得意犹未尽。
在收官的时候，理一理思绪，把刘秀之所以能够雄主天下，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原因总结，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把刘秀在学习、打仗、用人、治国等方面的与众不同之处抽象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这样做很困难，因为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因人而异，常变常新。
一切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值得人们玩味的东西，包括已经和正在远去的历史。当拂去历史的灰尘，拨开时间的浮云时，我们期望发现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和社会变化背后的文化。
一切都在变，唯有社会推进、时代变迁结晶而成的文化难以磨灭。
文化承接过去，铺设未来，融入国人血脉，指示社会演化，让我们无法拒绝。
刘秀，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独特贡献，非常值得人们长期审视，深入探究。
探究文化，我们需要摒弃浮躁，平静心态，用心体会。
雷振，男，汉族，生于1965年，安徽宿州人，现为安徽党政干部。自幼喜欢历史，潜心研究汉史二十多年，读书笔记达八十余万字。
大学毕业后，雷振在省、市、县直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了解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历史，从另一角度说，也是一部政治利益关系调整史和政治权力运行史，本书则是真实历史和作者政治经验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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