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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登阶，就坐未定，上曰：愿谒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跣顿首谢曰：妾无状，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厢，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馆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
这次会见，汉武帝对董偃表示了尊重，称之为“主人翁”——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主人公（翁）”一词即由此而来。“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董偃一时竟成了斗鸡走马蹴鞠击剑的浪子班头，有点像现代的某种娱乐业明星。后来虽有东方朔指斥他“有斩罪三”：
以人臣私侍公主，
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
引诱君主荒淫游乐。
说他“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也”，但汉武帝不肯治他的罪，只是对他的宠爱有所减少，仍让他去做姑母的情夫［6］。
汉武帝性喜渔色，对待馆陶公主和董偃之事又如此宽容，但他却冷酷无情地下令处死钩弋夫人——在他已七十高龄时为他生下了太子（后来的汉昭帝）的女人。对于人们“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问，汉武帝说出一番理由，见《史记·外戚世家》末褚先生的补记：
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
其说虽有道理，毕竟过于冷酷。但从中也可看出女主的“淫乱自恣”绝非个别现象。
贵族妇女在性放荡方面公然要求“男女平等”的例子，最著名者当推南朝刘宋之山阴公主，《宋书·前废帝纪》记其事云：
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主以吏部郎褚渊貌美，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
贵族妇女目睹她们的父兄丈夫多妻放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应该可以预料；只是像山阴公主这样赤裸裸明说出来，又恰在官史中得以记载下来，实不多见。她指名要褚渊做面首，皇帝竟然也肯批准，未免事涉荒唐——倘若她与褚渊自发恋爱，哪怕是婚外恋，都还有一点合理因素，而倚仗皇帝权势强加于人，则与贵族男子强抢民女无异了。总算她还未到十分霸道，见褚渊实在不肯，也就只好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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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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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唐代，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当然要数女皇帝武则天。她十四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低级妃嫔，太宗死后往寺中为尼，高宗即位又将她收纳为妃，三十三岁被立为皇后，渐渐大权独揽，秉持朝政数十年，六十八岁那年登基为皇帝，在位又十五年，临终去位，享年八十三岁。关于她放荡的后宫生活，历代相传，成为后世色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帝王角色之一（差可与之比肩的只有金海陵王和隋炀帝）。比如长篇艳情小说《浓情快史》、文言小说《则天皇后如意君传》等，皆敷演武则天淫乱故事；又有《子不语》卷二十四“控鹤监秘记二则”，专写则天、上官婉儿等性事，尤多秽亵之笔，托言“唐人张所纂”，通常认为是袁枚自己的创作。这些作品中的性爱细节自然多半出于作者的色情想象或生活中性爱经历及见闻之移植，但武则天在性生活方面的放荡则确实可以在史籍中获得证实。这里姑引证出于官修正史中的文献以证明之，《旧唐书·张行成传》载武则天内宠二张之事云：
太平公主荐（张）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启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
（诸大臣）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圣历二年，置控鹤府官员，以易之为控鹤监内供奉。
其中最出现代人想象之外的是右补阙朱敬则上奏武则天的谏章，当面指责武则天广纳情夫已闹得不成体统：
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
这样直犯龙颜的奏章上去之后，朱敬则不仅没掉脑袋，武则天反而“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女皇帝的气量也算够大的了，不过在行动上她仍是我行我素的。
从朱敬则的谏章中可以知道不少信息：一是当时武则天内宠情夫之事为朝中君臣所不讳言，可以公开谈论。二是后世色情小说中薛怀义“阳道壮伟”之类的内容，确有史实根据。三是朱敬则的论点合情合理——他不反对武则天收纳情夫，她孤家寡人，寻找性配偶是合于儒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原则的；况且她已登位为女皇帝，援男皇帝后妃成群之例，也有多夫的权利。他批评的是朝廷上“性”风过炽，大臣竟以“阳道壮伟”自荐，实在太过出格。所以劝武则天节欲，情夫已有薛怀义、二张等人，应该知足了，不要再广为招纳，闹得朝廷上丑声四布，礼仪荡然。
稍后唐中宗的韦后，一个非常倾慕武则天因而也好弄权的女人，但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弄不成事，被贬为庶人。当初中宗被废，与她一起被流放到房州多年，算是患难夫妻。方患难之时，中宗向她许诺，将来若有出头之日，一定给她更多的性自由——许诺的不是通常的荣华富贵或权势之类，而是性自由，这很值得注意，事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从调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
与武则天之寡居不同，韦后是有夫之妇，且身为皇后，是要“母仪天下”的，竟如此广纳情夫，而中宗竟能坦然容忍，其“雅量”真在卫灵公等春秋诸侯之上远矣。由此也可看出唐朝皇室在性关系方面是何等开放。
以上所讨论的事例，都发生在皇室成员身上，这并不奇怪。一般而言，皇室成员享有最大的特权，这使得他（她）们在性放荡方面顾虑甚少而胆量甚大。况且我们通过前面的讨论已经看到，中国古代天子诸侯这些“人君”在性放荡方面有很强的传统。最后还要考虑到，如果一个平民女子通奸放荡，那只是一件寻常小事，它不可能在官方史书或别的重要典籍中专门得到记载——要了解这类情况，多半要求之于文学作品中的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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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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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选择的自由
关于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国内一些现代论著中颇多混乱。或是想当然地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之类的礼教之说误认为古代中国社会中亘古如斯的铁律；或是依据某种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教条，结论先定，再去古籍中搜觅证据，按需择用。结果常不免简单化或以偏概全。系统考察论述这一问题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仅讨论与本章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
婚姻的自主权，应包括缔结（改嫁再婚亦归入）和中止（离婚）婚姻这两方面的自主权。至少在唐代及以前，妇女在这两方面都享有较大的选择自由——有时候甚至超过现代社会中的女子。
关于缔结婚姻时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虽在先秦时就出现已久，但实际含义似与后世不同。所谓“父母之命”，是指得到父母的批准赞同，则父母最多只拥有“否决权”——拒不赞同某项婚姻，却不能将婚姻强加于子女。后来礼教盛行，这句话被理解成父母可以任意安排子女的婚姻。至于“媒妁之言”，只是一种礼仪或手段。因此即使在满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条件下，仍可以有出于自由恋爱的美满婚姻。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古代发现许多不要这两者而由妇女自主的婚姻——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哪怕是贵族社会的政治婚姻，女子本人的意愿仍是经常得到考虑和尊重的。这里先看一桩有趣而又比较详细的个案，见《左传·昭公元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公孙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两贵族争聘美人，女兄不能决，执政大臣子产也不能裁决，于是议定由两贵族各自在美人面前表现一番，谁能赢得芳心谁就娶她，结果美人选择了英武健捷的公孙楚。谁知公孙黑情场失意，竟破坏“比赛规则”，打上门去，要杀死情敌而夺其妻，两人动起武来，公孙黑不敌，受伤而返。子产为求将事情“摆平”，反而判公孙楚流放，但他与徐吾犯之妹的婚姻仍有效。整个故事很像西方中世纪骑士传奇中的情节——骑士靠在决斗中表现出的武勇赢得美人芳心（所谓“长枪断为碎片，美人自有青眼”）。
女子主动选择丈夫的事例也可以看到不少。汉武帝时平阳公主是突出的一例，见《史记·外戚世家》：
是时平阳公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卫青）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卫子夫）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平阳公主与汉武帝关系不同寻常，她择夫当然可以有极大的自主权。公然与左右商议谁做丈夫合适，如此坦荡的态度，恐怕为大多数现代女子所不及。如果说平阳公主地位太高，她的例子没有普遍意义，那么平民的同类例子也能找到，比如《后汉书·梁鸿传》：
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
注意这一例中也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闻而聘之”的过程中就应有“媒妁”去传言），但实际上完全按照女方选择的意愿而成。不过梁鸿孟光都是“特立独行”之人，他们的故事虽留下“举案齐眉”的典故，却也未必有很大的普遍意义，这里姑备参考而已。
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愿作他的配偶，这在古代称为“奔”。在早期史料中，“奔”并无贬义。下面是一些事例：《左传·昭公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氏之。
泉丘人之女奔孟僖子，她的女伴也一同去，孟僖子让她们住在氏地方为妾。又《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也是奔而得到收纳之例。再如《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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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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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三女来奔，康公之母认为康公平庸之人，不堪享此艳福，叫他将奔女献给周王。康公不听，果然招祸。不过三女是奔康公而去，康公纳之，正是使她们的爱情意愿得到满足的表现，似乎不应责备康公。
关于女子主动追求男子，自宋儒大倡礼教后，演变为两条歧路：其一是朱熹之类的道学家，将此斥为“淫奔”，深恶而痛绝之。其二是士大夫心理上的“奔女情结”，总是幻想女子多情来奔，使得坦然主动追求所爱女性的健康开朗心态大受损害。关于这两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讨论。
相传宋人见到史书上汉、唐公主再嫁之事，大惊不可解。其实中国古代女子夫死再嫁或离婚改嫁都是很常见的。其中有的出于旁人意愿，但多半是自己也情愿的。比如汉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生一子二女；王仲死又嫁长陵田氏，生田、田胜［7］。又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在文君寡居后才恋爱成婚的［8］。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其妻误以为他已死，也再嫁［9］。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10］。孙权两女，丈夫去世后都重新结婚［11］。袁熙之妻，即非常有名的甄氏，在袁熙败亡后嫁给曹丕，曹植《洛神赋》的传说故事就是围绕她而起［12］。刘瑁妻穆氏，在刘瑁死后嫁给刘备［13］。孙权的徐夫人，原是陆尚之妻，陆尚死，嫁给孙权［14］。那时寡妇再嫁是普遍情形，曹操还特地留下“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的遗言给众妾，令她们改嫁［15］。还有著名的蔡文姬，先为卫仲道妻，卫仲道死，她被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归汉后，再嫁为董祀之妻［16］。在这些例子中，甄氏之归曹丕是身不由己，不知道她愿意与否；文姬之为左贤王夫人，出于被迫。其余情形，似乎女子也都情愿。至于前述平阳公主之再嫁卫青，更是出自本愿无疑。
在上述各例中，娶了寡妇的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人士，有四位还是帝王。可见那时寡妇之再嫁，既不招惹是非，更不受任何歧视，这种情形实在是比当代中国社会还要开明合理得多！
离婚及妇女之改嫁，在古代原是有合理地位的。《春秋》上常有某夫人或某氏“来归”的记载，就是女子离了婚回娘家。《礼记·杂记下》记载着一套“诸侯出夫人”（休妻）的仪节和辞令，双方好合好散，十分客气。《白虎通·谏诤》也重复了前代“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的告诫，主张要为已离婚的女子保留改嫁他人、重结良缘的余地。这里可以提到《礼记·曾子问》中一段颇为奇怪的内容：
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
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这是说新妇入门，要三月后行了庙见之礼，才算获得正式的身份。那么这三个月岂不就成了在现代社会也算比较新潮的“试婚期”？这对于道学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很难解释这一段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当今的观念强加于古人，比较合理的解释之一，似乎仍可从“弃妻令可嫁”上去着眼——若此三月内双方不和谐，这婚姻仍可取消，而女子从“礼”上说尚未成为人家之妇，就有利于她另择佳偶。当然，这必须是对处女贞操尚不重视——事实上直到唐代仍是不十分重视的——才行，因为此三月之内夫妇之间当然要发生性关系。
女子主动提出离婚，同样可以实行。传说中的姜太公就有这样的遭遇，《说苑·尊贤》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不少现代人认为古代中国妇女没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这是误解。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在汉代，妻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离婚，而且能够获得舆论支持和法律认可。这些条件是［17］：
丈夫操行不良。
丈夫有恶疾。
丈夫家贫难以共同生活。
男女双方家庭矛盾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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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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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这些条件来看，朱买臣妻之求去，合于第三款条件；而《孔雀东南飞》故事中的刘兰芝，也可以援第四款而要求离婚（如果她不那么在乎焦仲卿的话）。
汉朝还有一件离婚事例值得注意，即汉武帝的生母、景帝王皇后的婚史，她是前文再嫁事例中提到的臧儿之长女，《史记·外戚世家》载其事云：
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她与王仲所生）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
臧儿因卜筮之言，相信自己两女皆当大贵，就让已为金王孙之妻的长女离婚，转而将她献给太子。不久太子即皇帝位，即汉景帝。后来汉武帝即位，还亲自到长陵小市去将自己那位同母异父姐姐从民间接回宫中相认。臧儿让女儿离婚，出于势利，固不可取；但此女后来贵为皇后、太后，却并未因以前的婚史而蒙羞，武帝接异父姐姐回宫同享富贵，可见也不讳言此事。如果与当今征婚启事中“有婚史无孩”、“有短暂婚史”等套语背后的心态相比，汉朝人恐怕更坦荡得多。
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更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及诗文中留下大量事例［18］。而敦煌卷子中保存下来的五件唐代离婚文书，具有特殊价值，尤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离婚的心态。其一为：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斯○三四三）
这看来是一场协议离婚，原因是双方感情不和。特别是对“妻娘子”的一大段祝愿之辞，颇显宽容大度之态，特别强调了女子另结美好姻缘的前景。其二为：
……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得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