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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立刻解决，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这种心态更为可怕，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销售员知道，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也知道，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大为恼火，他以这件事为缘由，很快中止了治疗。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问题没有消失，它们仍继续存在，它们是妨碍心灵成长的永远的障碍。
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为避免解决问题而忽略问题的存在，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可是四个月以后，就在那年的初秋，销售员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这样，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治疗专家发现他是孤注一掷，就对他的举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冬天（淡季）即将来到，他很可能生意惨淡。那个销售员却认为，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订单，使他很快渡过难关。二月份，他对大家宣布：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他一贫如洗，只好另寻职业。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家具。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他回答说：“六个星期以前，我本以为可以很快赚到钱，却没有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但当时看上去，我的处境并没有那样急迫啊！可是，我的上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显然，他忽视了自己的问题，他终于明白：只有解决“忽视问题”这一问题，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本质上莫不如此。
忽视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我说过：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阻碍心智的成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问题降临，必将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体验。尽可能早地面对它们，意味着推迟满足感，放弃暂时的安逸和程度较轻的痛苦，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如此才会得到回报。现在承受痛苦，将来就可得到更大的满足感；而不谋求解决问题，将来的痛苦会更大，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表面看起来，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问题，完全是由于心智不够成熟所致，实际上，如同财务分析师一样，那个销售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况。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似乎盯上几天几夜，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这位将军所指的指挥官，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而是高级军官，他们资历深厚，接受过严格训练。
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难以应付，甚至积重难
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
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
，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奇。сom书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
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
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wωw奇書网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
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