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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尽职的官员反倒是装聋作哑才是优秀干部，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么。
前后御史台被清洗了十四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新到了执政队伍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革命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的乌烟瘴气？
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反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的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居中时常左右游移，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赐与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新法：“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的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行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便形势大变，皇帝彻底一屁股做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而且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犯了船。
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认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还哪里再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反而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筑大批官衙。其结果不还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只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百害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作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明显左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代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事情出现了极为正常的现象：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官员的政绩的，下级们也就自然把指标层层落实，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大家回忆现代某时期：上级要求下面以打擂台的方式报庄稼产量！就会理解一切光怪离奇其实都是合理现象了。
而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次奏折皆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官职虽小，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你这是在想叫那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文笔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显然可见。
苏轼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迎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个公然邪说“误国”的书生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持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当然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
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实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被委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此考题不用翻译解释，东坡的矛头直指宰相专权！这下终于激怒了王安石。
报复比苏东坡自己上书前所预料的还要利害：苏东坡被立即立案调查。
不过立案的理由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传言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以经济问题作为手段，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等高招宋代的官员就掌握的极为娴熟。
历朝历代一个真理：贪腐最遭人民痛恨！
调查是必然的，工作却不是有效的，初步结论很快做出：查无实据，未见违法事实。调查工作看来需要长期进行。
不过这也没有用，有时对干部的审查需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苏东坡还是引起了皇帝的猜疑。
在司马光被赶出中央回洛阳之前，皇帝对司马光表示：“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替东坡辩解：“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离开京师已经不可避免了，苏东坡干脆主动请求外调，王安石也就顺坡下驴从其所请。
要按苏东坡的政绩及才能、资历，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圣意，亲自下旨任命苏东坡为颖州太守，这等于提升了苏东坡一个级别。
但圣旨在王安石与谢景温那里卡了壳，哪有处理反对派将其提拔重用的道理？任命书呈报皇帝御批时给降了一级：苏东坡就任颖州的判官；意外的是皇帝绕了个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通判就通判吧，亲笔予以改动了任命书，让苏东坡去风景秀丽的杭州做通判。
此通判却非彼通判，颖州是安徽的一个小县，民地贫庾不说，论级别也就如同苏东坡的老职务凤翔通判而已，杭州却是当时中国江南的最大都市，苏东坡通判杭州，与其说是被罢黜，还不如说是提升了一级！――皇帝与王安石之间的“蜜月”，看来此时已经不那么甜蜜了。
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理睬，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朝廷继续调查这“假公济私、贪腐案件”，自己携眷径赴杭州。
二十、书生戏谑犟相公
苏东坡离京之时，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已经公开面世，他的《三经新义》，也就马上成为思想上的官定标准。
举人们一时盛行“天天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不过绝对不是为了只觉得心眼里面热呼呼，而是假如不深刻道理仔细领会，那就没得官当，这是朝廷科举经史理论方面的标准答案，不摘出“安石语录”填到高考答卷上，你还想中进士？砌烟囱忘了留掏灰口――门也没有！
把官权滥用到学术上，王安石既不是空前，更没有绝后，但实际上却是对学术莫大的污辱。这点上掌权者从没接受过教训，清代学者龚自珍所叹：“万马齐喑究可哀！”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演再演！还是“双百”方针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王安石可怜的相信：只有自己能准确的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我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我是在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古人学说，眼中看到的当然就是王安石著作闪金光了。
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后来曾写过一首诗，专门表达自己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苏东坡毫不掩饰自己对王安石学问上的不屑，好多苏、王之间流传的笑话都来源于苏东坡对《三经新义》的嘲讽，尤其是针对王安石自以为是的“字源说”。
王安石学问的确包罗万象，但他的字源学说却是纯凭自己的想当然，称为《狂想字源学》兴许更为贴题，王安石却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苦研不辍直至老年，竟然成书二十五卷，取名《字说》，至今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不过都成了人们茶余酒后的佐谈笑料。
苏东坡极为善用“反证论法”来嘲弄王氏“字源学”的荒谬。
例如对汉字“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这里王安石疏忽了语音学的道理，只是从偏旁字义上来想象组成汉字的源由，但对“鸠”字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据说苏东坡有一天闲谈时问王安石：“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表情自信神秘：“我能告诉你为什么！”
王安石：？？？
“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老鸟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王安石当时没回过味来，还在琢磨这苏才子解释的有无道理？东坡离去许久方才醒悟：这小子是在调笑损人呢！
这天，苏东坡态度毕恭毕敬，虚心请教宰相：“有两个字令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犇’字与“麤”字，牛比鹿体壮，鹿比牛敏捷，为什么这两个字三字合成一字时，意思全反了呢？”
犇字音“奔”，意思也是奔跑快速；麤字音“粗”，意思也是粗暴，据说王安石苦思冥想也终于没能想出个源由，用他的偏旁会意“字说”确实无法解答东坡的“刻意”求教。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组成，皮字做为偏旁无疑表音。但王安石没理睬“波”字中“皮”的作用，以丰富的想象说：“波”者“水”之“皮”也。
苏东坡点头称是：“‘波’若是‘水’的‘皮’，那想必‘滑’就是‘水’的‘骨’了。”，令王安石啼笑皆非，无法应答。
这个传说还有另一版本：王安石主动戏虐苏东坡，调笑东坡的“坡”字为“土”之皮，苏东坡反唇相讥：“那么‘滑’字便是理所当然的水之骨了？”――王安石无言可答，语塞狼狈。
此版本不足信，东坡是数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自号，其时王安石已经被罢黜为民，两人关系已经缓解到几无隔阂，不会再上演这种尴尬笑料了。
但王安石当政之时，苏东坡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给这位宰相留任何面子。
《汉书》中记载了西汉大文豪杨雄的一件逸事，说杨雄曾经投阁自杀未遂。宋代已有定论：此事乃史家虚妄编造。王安石却没细研此记载的真伪，一天与众官闲谈讨论起了此事，请大家谈谈对杨雄自杀一事的看法。
苏东坡起立发言，好像是傻呼呼的问道：“西汉真有杨雄这个人吗？”
一时惹得哄堂大笑，王安石之尴尬可想而知。
这些宋人笔记中的逸事，显示了苏东坡的机智，渲染了苏东坡的幽默，赞叹了苏东坡不畏强权，但同时也在证实：青年苏东坡的确有点狂傲，有些不近人情。
侧面透露了王安石学术领域并非全才，及性格上过于自信的缺陷，但同时又在昭示：王安石不愧宰相风度，肚里的确能撑船！
苏东坡在学问上的自信也并非妄自尊大，他自己也是由于“本壮”才得敢不屑王安石，据《耆旧续闻》载，苏东坡谪居黄州时，一位姓朱名载上的教授来看望苏东坡，语言之间顺口问苏东坡闲时作甚，苏东坡答：“抄汉书。”
朱教授恭维：“以先生天才，过目不忘，何用手抄？”
苏东坡回答已经抄了三遍了，朱教授有些疑惑，求得苏东坡所抄《汉书》一看，浑然不知苏东坡抄的什么，经苏东坡解释才明白，原来苏东坡手抄《汉书》，第一遍每篇就抄三字，第二遍每篇只抄两字，这第三遍每篇仅抄一字而已！
这等抄书有啥用处？朱教授不禁想验证一下苏东坡抄书的效果如何，谁知不验不知道，一验吓一跳：无论他抽选何字，只要点出那一字，苏东坡随即便能流水般背诵全篇！整部《汉书》，其实都在苏东坡胸中。
既惊奇又佩服的朱教授回家便以此例子教导儿子朱新仲：苏东坡这等奇才都不倦抄书，何况你这小子？活到老学到老吧！
两位旷世之才的初次相较告一段落，一个留京继续掌舵操弄北宋这艘千疮百漏的大船，一个反而品味起了杭州西湖温馨风流的花船，命运就是这样离奇，这样不公，这样公平！
哪个能断言：谁的境遇更好些？
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所有人的命运，或者说在平衡着世间的一切更为准确！
有道是：
西湖水畔风流多，灵隐晨钟荡绿波。
白苏两堤今尚在，月印三潭古时梭。
柳浪莺闻千年曲，梦泉虎跑百代歌。
十里桂花香郁处，犹闻子瞻叹蹉跎。
二十一、人间天堂西湖秀
谈苏东坡离不开谈杭州，因为苏东坡一生两任杭州，尤其后来曾就任杭州太守，对杭州市政建设颇有建树，至今我们仍得以游览东坡任杭州一把手时主持修筑的长堤――后人命名为“苏堤”。
谈杭州又离不开谈西湖，因为西湖被称为杭州的眼睛，形容其清澈妩媚，秀丽动人，但实际上西湖堪称杭州的灵魂！设想：假如杭州没有西湖，还能称其为杭州么？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谚其实是对着苏州之园林、杭州之西湖说的。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苏东坡携带妻儿来到杭州，新家被安排在西湖南面的凤凰山顶，从此处北望西湖：四周环山，碧水绕翠，犹如一颗巨大的明珠飘浮在山色浮云之中，日烁金光，夜闪银鳞。青天湖底，上下星辰点点；细雨清波，地天水雾茫茫。东西眺望，苍松隐现几处宇庙绿瓦；南北俯瞰，翠竹淹没多少桂树黄花！恍惚之际，谁能分别仙境人间？
苏东坡此时近乎因祸得福，从此杭州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据说东坡本人也竟认为自己的前世就生长在杭州，并且把这种想法体现在他的诗中。
宋人笔记里就记载过苏东坡初次游览杭州寿星院的轶闻：一进门，东坡便声称所见景物十分熟悉，甚至告诉同游者：再走九十二级石阶便到向忏堂，结果竟然得到证实！
笔记所载，无法证实其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