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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才作成了新旧衔接，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份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才完工的。清末以来也像这样，经过中共的变革，还要再打倒中共，才能来完成新制度，并且与传统相衔接。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北伐、剿共与战胜日本。
这三次军事行动是历史上稀有的大成功，但是政治上仍旧失败。也并非国民党的党政错了，而是当时的文化人都错了。
中国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的对政治有兴趣？外国的文化人总不能了解。原来中国文化人是独有其士的传统，志在于治国平天下。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迷失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已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然而五四以来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为标准而批评说是不合格。不惟左派文化人，连民主人士亦以为国民政府是不合格。他们是不但忘失了士的做学问的方法，且亦忘失了士的责任。他们借时局的动乱而攻击政府，却不知他们自己要负造成动乱的责任。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而不知。外国人看中国的时局，他们是到底亦不能懂得中国的民间起兵，与士的影响力的。当时的学生是也因美国式教育的考试制度激起了反抗心，又且许多人毕业后没有出路之故，被诱在城市呐喊，在农村当红军。文化人造成的时局气氛与风声，不但市民与农民被感染，连军官也被感染。所以政府对其作战只能有胜无败，一败就人心以为大势去矣，江西剿共幸好是胜利，其后共军南下，国军撤守时兵败如山倒，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 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 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解脱了共产党，并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重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乃至中共来了，亦仍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这都是很自然的，虽然现在他们怕不能集权，又要改变，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中共这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党治是知性指导政治。遵奉国府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行动的中心。敬仰服从领袖，这又是极自然的，因为蒋介石继承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世界性的中国民族的英雄，民间原来都敬他爱他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才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 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 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被共产党利用，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 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剿共与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末央。所以像北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 便如剿共，亦曾是有风光的。革命可以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
抗战岁月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那时是连民主同盟亦与国民党要好了，知识分子情甘意愿的听从放府，却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与一代的人都结了同心了，还比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好百倍。而且地方与中央也莫逆起来，战区皆一统于中央，而这里亦是因有远比统治关系更大的东西，有些战区中间被沦陷区隔断，重庆的命令也许不能到达他们，但重庆的意志则能到达，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见面的一样。但又每一战区是个完全，是个自在，不觉有凡事都要秉承上头的苦痛，而且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都生在一起，说统制也是统制的，说疏朗又极疏朗。这一切，皆是因有荡荡世景来做新的背景。
民间亦因政府在战时没有力量来多管闲事，早先的许多统制办法一旦失效，中小企业即刻活泼起来，农民更景况好转，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乡关系。 人民只觉得政府很辽远而又很亲近，好像拂檐映帘的天上星辰，而蒋主席的威严乃真如同一代江山，战区的大小司令官亦一一皆有人世的尊贵，如此民间就都欢喜了。
彼时是国民党的态度也的确好。外国在战时虽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绝或削弱，中国则这次战争起来了反而扩大民主，国民党与新设的参政会可以无猜嫌，而且与共产党亦竟能相处。彼时共产党亦变得谦逊起来，随众说要放弃阶级斗争，听从国民政府。这一切，虽然国民党是因形势难犯，共产党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过是为得人赞扬，他就高兴，况且仍旧吵架，尤其国共之间明争暗斗没有断过，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广大的风景里，自然而然去了许多小气。
抗战能这样久，而且得到最后胜利，并非多靠外援，外援虽有一点，但并没有用来打日本军，而日本在中国的败象是还在美国投原子炸弹之前就己毕现的了。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原始，不易被击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还能活。如果这样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统一的金融及统一的作战？乃至在武器上，中国的与日本的亦不过是同一世纪的程度之差，并非两个世纪的性格之差，否则像清末的鸦片战争那样，是要坚持继续抵抗亦不能的。这倒是要感谢国民政府前此的建军及法币政策。但抗战当然此外还有东西，否则如战后国民政府离更有美式装配的军，其法币更相结于美元，亦要败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可以拿空间换时间。 俄国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仑失败，但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运输兵站与占领体制，在现代则希特勒若不是西线同时也作战，两年之内将可攻下苏联全境的。日本可是单打中国至六年之久，并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战果不立，而是因战果终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无法用。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马一浮有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说吾心有点空洞，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老打败仗，又时间拖长，以为中国民心厌战了，这完全不是的。以为中国人咬牙切齿与日本赌存亡，也不是。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他还他一分礼，可是总不上当，“君子可欺以其方”，中国人都是为善可以无方。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画家晓得界线最难画，因一件东西的边际要似有界，似无界，让空气可以流通，中国人的胜败之界，和战之界，便亦好到像是这样。又凡见了大山大海，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因为它乃是这样的，中国的抗战也这样的似真似假。战争讲攻守，攻守皆以对方来证明我的存在，而中国人的则是自在，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令人想起吴魏之事。吴魏两军相距于濡须口，孙权遗书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退”，末后又批一句“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这翻成白话便是：断命的小鬼总不早死掉，吵闹得人家想要有一刻安耽也不能的。曹操亦正在忧闷，见了信笑起来，说孙权的倒是真话，而且看得起我，他就此下令班师了。抗战中间，中国这边是有孙权这样风度的，可惜日本那边没有曹操的妩媚。
彼时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也很好。他们在战区其实并没有如何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他们打仗不像打仗，而只是与民间一同在过迢迢的光阴，最高的战略竟到了是没有机心的，这才使日本军困惑，不能确立战果，而以有限斗无限，到头智穷力绌了。中国人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战时洋货中断，且大部份解脱了战前造作的统制，连民间债务亦因法币贬值而取消了。地主不敢下乡，农民就少纳租，沦陷区的农民更几乎是全不纳税。而中小都市亦不归大商埠支配，如此产业就又有了好性情来自然安排，回到平等遍在。彼时走单帮之多，正是运销统制失了效，而工商业问银行借钱，也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且工厂内迁疏散，上海大公司在各地的分店亦纷纷自立，如此就编成了雇主对工人的新关系，工商业对银行的新关系，以及工商业相互间及其内部的新关系，且连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一种新的关系了。
许多小城市因抗战军的司令部搬来了，变得很热闹，还有一些机器亦跟工厂从沦陷区大码头搬来，到得这里，连那些小机器也都高兴起来。这样的产业新安排全要靠人，雇主与工人亦有了是人与人相见的新感觉，又因产业关系的全面改变，出来了新的购买力，生意很好，乐得在工资上厚道，如此就劳资关系也变好了。而且做生意的人不管抗战区沦陷区，照常堂堂来往，其中许多是走单帮，他们资本都很小，可是人数有千千万，商业原来可以是与人这样亲的。
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 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 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至今金华道上犹在歌唱当年的竹枝词：道旁杏花一树明 照山照水夫妻行长亭买酒郎斟妾 妾惜金钱郎惜情妻子计算路费，肚里想看买饭吃节省一点，可是丈夫为她叫了酒，而她也就饮了，是因为敬重，因为知恩，所以慷慨。不但那男人，他的妻也慷慨。与这同样的事，会做得来使人心酸落泪，但他们的不是，他们是欢喜的。他们的这种慷慨才真真是一代人的有大志。
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人志，没有定规的大事才真是大事。当年寻常村庄，都有子弟在重庆，或从军远到印度缅甸，外面的天下世界这样大，便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也浩荡有远意了，而一切又是这样的近，好像在溪边听得见上游有洗衣洗菜人的笑语，近在咫尺，稍移步即可看见的，但是且慢，而此时此际乃更觉有自己的可欢喜了。中国人没有神界有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现前的。
那时的女子离乡背井去大后方读书，过了二十岁也不去想结婚的事。她们恋爱了可以很大方，但很苛刻，看不起没有气魄的男子，因为她们自己是有气魄的。诸暨斯宅有个女子，经人说媒，那男的出外在福建战区当公务员，只看了照片通过信，她就胆敢一人通过沦陷区与游击区，千里迢迢去到男人那里结了婚。这种金童玉女的清真与对人世的理直气壮，很像五四时代的，而且更平实朴素，没有五四时代那种紫雾叆叇。 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著贤主人。他们其实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对于西洋有这样清洁无邪的欢喜，这以前只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抗战期间实在远比五四时代更好，五四时代缺少农村的美，抗战期间则乡村与城市都新鲜活泼，可比辛亥起义那时候，而因此抗战军亦远比北伐当年的国民革命军更好，北伐杂有农民暴动的气味，编成抗战军的农民则极清明。抗战时期的兵士是有著比纪律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变得和气了，与人民相处得很好，共产党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则更表示亲热，但人民宁是觉得国府军落落大方，叫人可以安心。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于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 越剧即绍兴府嵊县山乡地方的秧歌班，亦叫小歌班，是民国初年才出生的。从清末太平军时到民国元二三年，有长长一段丝茶桐油输出的好景，把长江流域的乡村与城市都照亮了。嵊县通宁波绍兴杭州上海，而山高水急，地瘠田薄，民风强悍，彼时应了这气运却大大的兴旺起来，因为不宜种稻之故，便多种茶树桐树桑树，家家养蚕，开起茶栈茧行油坊，连带手工业亦比邻县都有名了。还是在民国初年的事，此地的人便在农闲时作出秧歌班。
嵊县人原来没有何种成熟的风格化，单是他们的本质好，爽阔直谅，好像宣纸的洁白，遂绍兴府城的华丽深邃，宁波码头的热闹活泼，杭州省会响应辛亥起义的朝气，与上海外面的天下世界，皆移来生在这幅宣纸上，笔笔沁入了，而这就是秧歌班的风姿。
秧歌班早时单是沿乡沿村唱做，男人扮。想是单面受了宁波影响，世俗的生命炽盛，男女性感的炽盛，都简单之极，人家看了说粗气不过，很下作。其后改成小歌班，叫小歌是有点细唱细做的意思了，又因原来的秧歌班仍存在，改名是要表示区别。 小歌班是女人演唱，都是几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乡下姑娘，行头比秧歌班好，但还是很简单，戏也只得相骂本、梁山伯祝英台、玉靖蜒及方卿见姑娘这几只，后来又从绍兴大戏取材，添了碧玉簪、龙凤锁、沉香扇、三笑姻缘等。唱辞直接来自民谣，好像竹枝词的男女唱和，动作亦是男女偶舞，歌声宽平直谅，舞姿则就像旧式床栏上雕刻著看的那种，非常的忠厚而妩媚。这些戏里的男女都是家常堂前楼上人，门外即天涯，有平畴远山，名城迢递。 玉情蜒后游庵里的十八只抽屉，使人觉得太平时世的富庶安稳真是有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里，男女之情高到了似真似假的境界。三笑姻缘里秋香丫鬟的乖巧，相骂本里年青媳妇的绝世聪明，都使人爱。这些戏里的女子都乖刁，男子都蛮横，好像佛经里说的善心诚实男，法喜以为女，而且完全是现世的。后游庵里母子相会，起先不说破，几乎是要调戏娘亲了，只觉天地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如同创世纪里的亚当与夏娃，但比亚当夏娃有人事的贞静。 抗战期间是乡村与城市的产业新生发，又使清末民初的好景隔年抽条茁芽，开起花来了，所以小歌班当令。小歌班先流行到邻县，才被称为嵊县戏，及至上海，又被称为绍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