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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是有过这样和平的，故中国人及印度人皆说太古极好，乃至西洋亦有世界最初是黄金时代的古说。 但西洋人说黄金时代过去了，后来的是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越变越坏了，中国则不薄今人爱古人，孔子称尧舜，而他亦说周朝好。这些暂且不表。
这里单说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女人的地位虽高，而且是他们开了文明，但后来男人亦渐渐来与女人一道农牧，女人便在若干工作部门让了出来，这都是好商量的，因为没有权的问题。 而且此后虽是男人多做生产事业，但把生产的结果变成衣食器皿室家之美则仍是女人，故女人是文明的始启者，而其后亦一直生于文明；男人的地位，虽提高了，女人的地位仍不因之降低，而母系社会乃自然解消，变为父系社会。
这历史的传统后来是惟在中国不坠，中国人即从来不说男权女权，故对于女人特有一种平正。今史学家说的女酋长与母权社会，实在很难听，幸得那是说江南甄家，而我们自是金陵贾家，两家并不通谱。 早先阿瑙苏撒时代由母系到父系，不过是夫妇定位，父母定位，其出土品所以没有一点经过争斗或革命的痕迹。 而中国的传统，起先盘古，后来女娲，再后来黄帝与嫘祖，黄帝与嫘祖夫妇的出现这样自然，这即是历史的清洁。
阿瑙及苏撒真的好像星宿海，后来四天下的千山竞秀万壑争流，皆是从这里发源的，彼时的人，因为有人新的物与可喜乐的阳光世界，便生出一种没有名目的大志，只是兴兴头头的想要在日月山川里行走，有的竟乘槎远出大海大洋之外，几乎世界的沿海各地都到了，所以新石器的传播这样普遍，连墨西哥的印伽文明亦是这因缘。他们比后来希腊人的寻求金羊毛，比欧洲人产业革命后天涯地角的长征，还更气魄宏大，而且心地明朗。
及至西元前约四千年顷，阿瑙苏撒已入石器铜器并用时代，更来了几次大迁徙，但不是因为发生了灾变。若因灾变，如过去印澳非之间大陆的渐陷为海洋，或如中亚细亚盆地的渐为沙漠，乃是大家都搬了，而阿瑙苏撒一带的人却是去者自去，留者仍留。亦不是人口粮食发生了问题，因为没有过互相吞噬的迹象。他们是一队人往西南走，前面来到了尼罗河流域，一队人往西走，前面来到了幼发拉斯及底格勒斯两河流域，又一队人往南，前面来到了恒河流域，又一队人往东，前面来到了黄河流域，恰如张迁的只管去只管前面有路，连他自己亦没有想著的竟到了天上的银河。
如此乃建起了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文明，其早期彼此有许多地方相似，即因出于同源。
但现在世界各地的落后蛮族，则惟从过去阿瑙苏撒人乘槎飘洋过海那一段远征时，才接触了所谓日石文化，而且其后还学会了石器铜器并用，但他们的根底仍是旧石器人的，故有图腾，迷惘于怪力乱神。而现代西洋人的祖先，则是漠北白种人，曾久久停滞在渔猎，其后渐从阿瑙苏撒间接学得了用新石器与铜器，散居到欧洲，至今留下许多遗迹，他们一样的仍是旧石器人的根底，一样的有图腾。 又其后，他们中途闯入巴比仑埃及，翻造出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又再破坏再翻造，种种多有隔膜。他们没有参加过当初创造文明下来沿路的风景与亲情。
文明在西方，是埃及巴比仑时，已为邪气所乘，再无数次辗转过手到了现代西洋人，更有似梦寐。文明在印度，还比较发展得好，但亦起了问题。 文明的成长是惟在中国。现在虽全世界在走向毁灭中，可是有了个文明在那里，它就有著在那里了，中国的事仍像瑶池蟠桃二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
文明原是自证的，历史的大信亦惟生于现前，中国的事即使没有阿瑙及苏撒的地下考古，亦不拿巴比仑埃及乃至现代西洋的来比，亦并不生疑，对比了亦没有什么更得意，不过一个民族要显身扬名，亦是为了对世人皆有亲情，或者如姊妹们刺绣，彼此把手中鲜亮的针线比并比并，亦有一份喜气，又或者如“看剑引杯长”，是与壮士共看剑，则更有些雄心了。
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史则不如此，因为中国的不是社会而是人世。中国的是王天下。中国与西方，是这边在黄帝之时，那边在埃及巴比仑古王国之时，而且远比这更早就已经分歧了。
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与产业。 文明是要产业来养的，而文明亦可以养产业，且可以产业即是文明的色相与性情，产业的生发即是文明的演绎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则会被产业所左右，甚至于被伤害。埃及的含人与巴比仑的苏美尔人，原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中国的汉人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仑才开头就产业发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及巴比仑的两河流域皆极肥沃，但受幅员限制，此地与邻地肥瘠程度的显著对照使人感觉劳力与收获不一致，有不劳而获的部分，有劳而不获的部分，如此就觉得世界不是人的劳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处所，工作的对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为与物，人与世界，皆分离了。这即是埃及人巴比仑人的人世动摇破裂的开端。在沃土不劳而获的希冀，在瘠地劳而不获的怨怒，从感恩与哀叹里乃出来了神意，而人们的想法则变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离人而去的。
人以劳力给与，而给与亦即是取得，取与给而且可以皆是无尽的。但埃及人巴比仑人则因使用沃土与使用瘠地的显著对照，取与给遂分离，而变为权利与义务，权利惟求其多，义务惟求其少，起了这样的贪婪与萎缩，给乃失了亲情，取乃堕落而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们从对于沃土的不劳而获，引伸到对别人的劳力亦可惟因权力而为我所有，神权亦即是强权，对神的屈伏亦即是对强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仑人很早就起来了大土地的霸占与买卖，并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分，出现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
他们的产业首先是农与牧分离，因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是黄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驱入山中。至于渔猎，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农业，它不能单独养活手工业，那手工业亦分离出去，独立成了第三者。产业的全体性既这样割裂，乃又刺激农业与渔猎及牧业手工业相互间交换物品的必要，而强调商业的活动，商业不但也独立起来，而且把众业都来辖治了。西洋史上几千年来商业资本的风浪，即是这样开始的。
产业的各各独立而偏颇发展，造成此业对彼业的贫富不均，及此部落对彼部落的贫富不均，这就发生了空前的大规模抢劫，而商业资本则正要这抢劫的力量来和它结合，先来建立乡市的僧侣政治，后更造成王国帝国，乃至现代西洋的国家。其间资本自身起了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的一连串革命。社会起了从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工资奴隶制社会及国家机关雇佣奴隶制社会的一连串革命。而外患则从山中牧羊人的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倾覆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到北方蛮族的毁灭罗马帝国，及至现代苏俄对美国的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同归于尽这等一连串的劫数轮回。
但是还有中国。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只限于西洋的史实，中国的史实则未有过都市僧侣政治或王国帝国，未有过任何资本社会的奴隶制度。中国换朝易代亦不是革命，无论内忧外患亦惟亡国而无亡天下。他而且不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亦不走社会主义社会的路。他的历史并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绎的。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艺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 佛经里有迦楼罗的故事、“迦楼罗者，金翅鸟，又云妙翅鸟，鸟翅种种庄严，不唯金故。亦翻大身凤凰。两翅相去三百六十万里，阎浮提只容一足，颈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龙，有四生别，其胎生者食三生龙，除其化湿，其卵生者食二生龙，除化除胎，其湿生者惟食其湿。此四天下，有一迦楼罗王，名曰正音，寿八千岁，日别新食一大龙王，五百小龙，绕四天下，周而复始，次第食之。命欲终时，诸龙吐毒，不复能食，饥火所逼，耸翅直下，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而复上来，往返七回，无处停足，遂至金刚山上命终。 以食诸龙身肉，毒气遂发猛火。其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恐烧宝山，遂降大雨，滴如车轮，以灭其火。身肉消散，惟余心在，大如人塍，纯青琉璃。轮王得之，用为珠宝，帝释得之，为髻中珠。”
这故事不但是说的巴比仑埃及等古国，而亦是说的现代西洋，他们虽有众宝庄严，但未得人身，不离胎卵湿化生命的无明。他们这种原始生命的大力冲决徘徊，至于地球上不够立足，而日月以火与剑吞食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命欲终时，殖民地吐毒，不复能食，遂起世界大战，差一点烧毁了金刚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遗下现代西洋的东西，则将惟有中国人及日本人印度人来用它，而使之成为美好，如珠如宝，如髻中珠。
原来西洋史是从物种的生存竞争到人类阶级斗争的传统，而中国史则自是从阿瑙苏撒始生文明而来的演绎。 西洋虽早先埃及人巴比仑人亦如印度达罗毗荼人的曾与我们通谱，但自从他们那边出现了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而我们这边则出现井田之时起，就两家各宗了。
西洋有过奴隶社会等等，西洋人亦是这样说，中国则有过井田，所以向来都说有井田，而奴隶社会这些则因没有过，所以亦无人说有，这里个人的小小学问总不及一个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说先秦是奴隶社会，但他考证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认确有过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从事生产劳动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井田却八口之家百亩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隶，便会发生劳动力过剩与消费不足，行不通的。
中国古时原曾有过奴隶，但有奴隶并不即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农田里用不进奴隶劳动，连工贾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样的限制，工贾中惟有极小的一部份应用奴隶劳动，那到底成不得气候，而其他则多是家庭奴隶，与生产事业无关。 后世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红楼梦里荣宁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数百人，总不能说汉朝清朝亦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个奴隶的身价只值现在的二枚铜元，来形容其惨，殊不知若是奴隶社会则决不能如此廉价，旧约里约瑟被卖是二十两银，而只值二枚铜元则证明其并无劳动价值，倒是家庭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罢了。郭又举奴隶分十等来宣传阶级压迫，但若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则虽不像现代工人的在机器面前都平等，亦不能身分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过是家庭奴隶。 单是家庭奴隶不能构成奴隶社会。
郭又称先秦诸侯有互相赠送织工的事，又对田鬲的鬲解释得甚多。但赠送织工不过像秦朝的征发遣戌或汉朝的移置豪右大族于关中，可被征调迁移的亦并非即是奴隶。 而鬲则是只耕种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赏赐宗室大臣五田十田，连鬲若干人，隆重之极，要专为铸一只鼎来记明这回事。这鬲即或是奴隶，那亦只与奚一样，是王室的奴隶，而与民间的产业无关，所以这两个字在别处少见，诗经里没有说到奚，农夫亦只叫农夫，不叫田鬲。
这里我们是要来举出三件事，一件是战国时的杀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赵卒四十万人，西洋古代没有不保存俘虏来做奴隶的，中国彼时却因不是奴隶社会，俘虏用不进生产劳动里去，受降了来无用。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第三，中国人顶天立地，称为天地人，不屈伏于神，那种平等自在亦决不是奴隶社会所能有的。再说一次，奴隶社会之后必有农奴社会，中国则因没有过奴隶社会，所以亦没有农奴社会。中国没有过农奴社会，是连考证亦不必考证。 中国史本来无须这样多考证，更无须乎议论，西洋的古国如埃及巴比仑等要考证，是因为已经劫毁，还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亦要考证，是因无文献，中国则文献具在，未曾中断过。 西洋史从希腊罗马以来，对原有的文献有考证亦不过是补缺，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历史的本格，来根本翻案的，中国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讲疑古，只因他们必要以西洋史来范围中国史，才要这样以考证来把中国史的本格翻案，这就出了考证学的限度，而他们乃又以议论来指挥，索性连考证学的清白亦丧失了。
历史的事，议论犹可，而他们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书”，如“我对于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实在连笑亦不好笑。但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凤阳花鼓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只是说说道道，由听的人怎样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来从头说起。
却说汉人当初来到黄河流域，此地虽不及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广衍，不受幅员的限制。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没有出息，你以劳力给与土地，与从土地取得收获，皆可以是无限制的，没有劳而不获，亦没有不劳而获，是如此的取与给为一，给予一分部取得一分，如嵊县戏玉蜻蜓前游庵的唱词：听你说，姻缘不结子咳难添，据我想末非是神圣之灵验，原是世人的劳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即是因为有人的可靠，所以没有宗教。
黄河流域的广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制，各种产业相互间及各地产业相互间皆可保持和谐，而为全面的平等发展，故不堕于西洋那种杠杆力学的经济规律，而出现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计夫授田，农有农田，牧有牧田，猎称田猎，亦在授田之列。工贾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贾则以其器物相报。工贾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数居在都市的，亦前后门开出即是田亩，可以照应得到农业。 中国人家庭的庭院这样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时工贾亦为农夫所养，但不是原始共产社会那样的。井田是已有私产了的。已有私产亦能这样好，此即是经济的规律已被涵养在文明里，而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来与原始共产社会联想，因为决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它亦非集团经济或自给经济，因为已有私有财产，已有通行无阻的商业。 井田虽土地公有，但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还田，亦等于终身有之，如同私有，种作及收获时虽众人一齐出动，满田畈有人击鼓发号令，亦是各种各的田，各人收获各人的，并非几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后又来分配，像原始共产社会或现代共产社会的集体农场那样的。
商业则见于周礼，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走卒为主，但这不是原始，因为当时周朝已经很繁盛，而是众产业皆生在一起，且又没有土地买卖，故商业亦不凸出，商业倒是惟保持众产业的空气流通。盐铁论“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货币这样幼稚，并非当时的商业微小，而是因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 一部周礼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制度，朝聘会同及命将出师所能动员的物力，此即可见当时产业的活泼运转不全靠商业的机能。可是当时的商业亦并不小。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伦，但惟中国人家能演绎出五常，即因中国人家是为井田所养。 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礼那么多王官其实亦是民，政治几乎都是经济行为，而且职司的界限划分得不严，因各部分皆是个完全，只是职司而无所谓政权。乃至政府与民间的界限亦似有似无，因为政治并不是统治。中国的政治两字，政只是事，而治则是太平的意思，即非经济统治政治，亦非政府统治人民，没有所谓下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是下层建筑的反映这种区别隔膜，而且从西洋那种诸势力关系作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杠杆力学所作成的历史规律全解脱了。
中国历史的性格是从有井田时已经成定了，其后至秦汉虽废井田，亦只如欧氏几何学之后更有非欧几何学，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于今，中国人对于西洋的东西可以如庄子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而鱼则不能晓得庄子。
财产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井田时已私有，而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觉得携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种亲爱，对贴身穿戴的衣饰更有一种欢喜，虽然那人那衣饰亦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鬓际，这份私情原来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财产方面可以私有与公有不起冲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无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