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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的婆罗门及释氏却无税收，无生利的庙产，且为僧不许过三衣，不许蓄隔宿之粮，而靠民间日日布施，此即见财富散在广大的民间，非奴隶社会所能有。
佛说平等，不但人与人，连与天地万物时空，过去现在未来，方位大小多少亦皆平等，并非此同于彼，而是如此如彼，不过是“如”，算是你富了，算是他穷了，但又怎么样呢？有这样的志气，即贫富的事实亦夸张不到那里去了。故平等亦又是自在，可以不向阶级讨生死，乃至解脱天地万物的六道轮回，解脱是文明的能游嬉。西洋的平等自由解放则在那里向阶级讨生死。西洋与印度是两家的家世就不同。
印度的家世要从达罗毗荼人说起。第二次大战前夕印度地下考古，发见达罗毗荼人的名城遗址已有高度的科学，其后雅利安人所建的只是摹仿，材料及设计皆不及。这达罗毗荼人当初迁入恒河流域，因其广衍，不像埃及人巴比仑人的动手即要霸占土地，他们在此建造产业，倒是与汉人在黄河流域所做的有几分相似。他们有马克公社，是井田的雏型，不过不能像中国的当真成立井田，其千王政治亦是有古中国诸侯万邦的性情，只差建不起天子之朝廷。
但恒河流域到底亦难比黄河流域的广衍，外面西部印度河流域即为季候风所不及，空气干燥，多是些草原及沙漠，中部印度斯坦及南部德干高原虽亦可游牧耕种，但要下辛苦，这两处达罗毗荼人皆不去。他们贪便利，只管从恒河下游沿东南海岸发展，直至锡兰，又延伸至西海岸，以与巴比仑埃及通商，而达罗毗荼人文明的本部遂亦渐渐离开恒河流域，移至印度南端。不以恒河流域为产业及政治的王畿，而惟以沿海的商站来联络，故其后分成五印度。
但彼时恒河流域的产业已有了平等和谐的基础，沿海的商业亦只吃的对外贸易的活水，不能伤害本土众产业的健康，倒是众产业的空气流通里有容许这点商业飞翔的余地，而不发生商业资本的怪力乱神，此即古印度之所以能有商主的妙严。西元前一千五百年顷，达罗毗荼人的最后光辉南印度名王那瓦拉，有宝象金车弓矢，且发明弓弦乐，后来佛经里说的七宝即是达罗毗荼人的。那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玉女宝珠宝主藏宝主兵宝，而以此七宝治世的转轮圣王那瓦拉，是尽有商主的妙严。
可是古印度不能有像黄帝的征岂尤，就在那瓦拉时达罗毗荼人被蛮族雅利安人进来征服了。印度有只古舞非常悲哀，是达罗毗荼人的遗民一翁一媪婆娑而舞，歌曰“日已夕矣”，望著前面杀来的雅利安人而慌张遁去。但亦因是千王政治之故，雅利安人对之不能一戎衣而定，却四面八方征战劫掠，经过很久的岁月，故佛经里说起前朝里，动不动是无数亿劫之前。
至释迦之世，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已千年，他们继承达罗毗荼人的文明，而且产业有了新建设。 那产业的性情仍是早先的，但把来扩大了，兴起北印度的狩猎及农牧，与恒河流域的产业来相配，且又开通了对东方的陆路贸易，把对巴比仑埃及的海上贸易的本部移到恒河下游，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乃亦来生在恒河流域的众产业里，有了新的平等和谐，新的热闹了。佛经里所说乳酪禽畜之多及手工业之盛，即远过于早先达罗毗荼人时代的。尔时达罗毗荼人的故都锡兰虽仍繁盛，但产业的本部及文明的本部皆已移到了恒河流域，释迦即在王舍城之时多，去南方之时少。
但雅利安人的亦是三千大千世界，形不成一个政治核心，没有像五霸的尊王攘夷，亦没有像埃及巴比仑的商业资本之神与地主贵族及奴隶的队伍，来编造统一的王国或世界帝国，而波斯人乃进来占领了印度。
可是千王政治亦避免了印度全境一齐被征服。早先雅利安人征服全印度至少经过二三百年，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并不一齐劫毁，故雅利安人有学习与继承的余裕，其后陆续征战便不像初期的苛性。这次波斯人进来，亦不是全境皆被占领。再则，凡异族入侵，皆必利用征服地原有的统治体制，否则亦要代它建立一个，才可肆行为虐，可是印度文明的秩序有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之外，不好被利用，亦难代它另建一个苛性的统治体制，是故波斯派来的总督宽大出了名，此则是印度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的好报。
耶和华以洪水与敌人之手毁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一妇人在城门口闻前方兵败，说“荣光去矣”，即以这句话的意思给初生的婴儿取名字，还有传道书里那种荒凉冷漠恐怖，皆是感情惟在于现物。又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乃至今次败战后的日本人，因受了打击，一时心里都解不开了，竟怀疑到人世的大信。但彼时波斯占领军并非排山倒海而来那样的大军，印度人并不太害怕，不去想像有个超自然的大力，故不出现容易发怒的上帝，他们的东西亦没有都被抢光，感慨兴亡得失倒只是反省。败仗原亦不过像赌博的输了钱，并没输了人，情意的事只是还要以情意来解开，印度人即好在没有荡失到了玩世不恭的讽刺，这即是不轻薄，仍有著情意的端正，而从这端正里乃出来了释迦。
释迦是沦陷区的人，他并不只念念于印度的遭际，却还能平视世界。彼时西方古国如巴比仑埃及皆“银罐破裂，金链折断，日光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畏高处，路上有惊慌。”而胜利的波斯人亦不快乐，尚有起来除灭他的人在后头。 这一切，连同印度的遭际，皆只是原始生命的炽盛，生灭不已，印度人说的无明，是宇宙的大的愚蠢，使人对之不暇怨怒，亦无法同情，而惟有慈悲。释迦的慈悲不是自居于超人，而是见这人世无常，众生苦恼，联想到自己身上不免怵目惊心，他不像基督的望著耶路撒冷城恸哭，却连哀恸之情亦平实化了，只是一份切切之意，是从这样端正的感情里所以他有理性清明。
释迦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文明的传授，二是文明的肯定，三是文明的成就，前两个都解答得甚好，末后一个解答得不好。
第一个问题，早先雅利安人原是印度北境的蛮族，佛经里有阿修罗、阿修罗者，大海中立，水不没膝，向下视仞利大。无酒，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不端正，惟女舍脂端正。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万一千由旬，有阿修罗王，名日罗（目＋ 侯），势力甚大，纯食淤泥，及兴祸福，多与天睁。这阿修罗种的雅利安人入主印度，恰如征服巴比伦的迦勒底人，他们的诺阿“现世界的主人”是个四翼展开的鬼，而天则是指的达罗毗荼人。征服者来到文明的面前，觉身不洁，觉世界无亲，且有种负疚之心，觉身有罪。他们从达罗毗荼人摹仿，但摹仿得来的东西总有隔膜。
西洋更有两重隔膜，文明尚在巴比仑埃及时已因商业资本奴隶社会而迷失了，再经蛮族辗转过手，益发分离为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天廷。但文明在印度则惟有辗转过手这一重隔膜，而且雅利安人到底渐渐把来消化了，梵唱特有一种凄凉与喜悦，即因有这一段先迷后得的辛苦。可是到了被波斯人占领，触动旧时的那份凄凉，又凡事将信将疑起来。释迦于此的解答，是文明可以传授的，它能自照，亦能照它，能照它是因众生皆有佛性，虽是传授得来的，亦可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一解答在历史上极重要，汉人能同化蛮夷，而且将来还可以使西洋人亦皆来生在天下文明里，即靠文明是可以传授的。文明在西洋虽巴比仑埃及时已若存若亡，只得一些些，而这一些些在后世西洋亦仍有著，可见有了个文明，它就是有著在那里的了，我们仍可以叫喊得应他们的。
第二个问题肯定文明，则是释迦之所以能成正等觉。 四句偶、“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前半偈婆罗门亦晓得说，亦即因明里的“声无常，是所作故，喻如瓶等”，是造作的东西即有成有毁。而后半偈则为释迦所求得，即是尚有解脱生死轮回的无为法，譬如数学的点有位置无面积，它是不可以作的，但它是在的，物理的点会毁灭，可是怎么也不能想像数学的点会毁灭。文化必毁灭，文明则常在，文明是有常有我有乐有净的。
第三个问题文明的成就，释迦错在不能无为而亦有为。譬如数学的点是不可作的，用铅笔或粉笔画的点怎么亦不能没有面积，连一切规尺与三角板亦皆是不能绝对精密的，但数学还是用规尺三角板及笔作了点线与圆来演算，把有面积而位置不精密的东西亦当它是有位置而无面积的来处理。所以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 ”而孔子说的天理亦即是人事。可是释迦说一定不可以造作。
释迦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佛教不比西洋的宗教，佛不是神，亦非神的使徒，背后并无靠山，又不以赎罪说恐吓世人，亦不像欧洲的教廷有统治权，佛只是大人，其教只像教育的教，却竟能倾动一代的人与物，有在千王政治之上的世尊，这实在方可惊。 但是在世尊那里，只见众生苦恼，而中国则“王者之民，浩浩如也”，中国的王者与民同乐，世尊则没有过一次与民同乐。世尊四十八愿度众生，度不尽恒河沙数的劫，可是劫这样东西，若能像武王的一怒而天下平，岂非就没有了？
而印度总是受外来的侵略，波斯人之后有马其顿人，此后又有大月氏人、蒙古人，直至陷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了，亦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没有大一统。 印度史上惟孔雀王朝一统过，但阿育王亦只是千王政治的盟主，如早先达罗毗荼人的转轮圣王，不过气象更壮阔些。印度没有像西洋史上的王国帝国，是因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及公民与地主贵族的队伍，而其亦不能像中国的王天下，则因五常不备，不能制礼作乐。
从大月氏人入主印度到戒日王，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至隋唐之际，随著大西域产业圈的建立，印度文明有一次新的辉煌。这产业圈连印度在内，包括新疆甘肃西藏缅甸，及波斯阿拉伯的一部份，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与游牧的大结合，虽是以商业为纽带，却比罗马帝国更健康，有普遍的烂漫生发，且因加入游牧，新有了一种行动的大力。但这大西域仍只是印度千王政治的扩大，出不得真命天子。
其时佛教分为大小乘，大西域的人宁是通过小乘去接受印度的建筑雕刻绘画及舞乐，且因大西域产业的新活泼给了这些东西以新生，乃至在印度本土亦如此，因产业的新活泼而有了民间的许多新器物，这原可以作成佛教的新的现量的，可是论师们未免胆怯，故单标大乘，看重因明。
早先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论师则惟是论，再没有那种春光烂漫，连说故事的本领亦比释迦相差远了。他们虽有个明彻的理性境界，爱说如大圆镜，但那镜实还不及庾信镜赋的镜好。好的东西是要有了才晓得可以是这样的，无明的东西被因果律所缚，而文明则如爱娇的女子，有时简直不听话或故意不听话，因果律亦拿她无法，而孔子的言行亦每出其门人的意料之外，还有大英雄亦喜怒不测，是故释迦游戏神通，因明可用可不用。原来如此，用因明的人是远比因明重要。但从论师，则只闻其论，不见其人。
而且论师们的因明学亦不佳。因明的现量不是西洋辩证法的现象，现象不过是外物，现量则是物的亲冥自体，至成极定，此乃是以文明来看现物，如诗人的竹子，美人的月亮。现量是要经过成，释迦多说成现量，而论师则惟应用现量，此亦是论师的不及释迦可亲，释迦对世界有一种喜气、一种凄凉，论师则没有。
论师陈那又把因明来革命，删去圣教量。圣教量在中国是先王之教，在印度是达罗毗荼人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数学亦有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十几条自理，因明倒是从圣教量才有，如数学逻辑的从数学自理才有，如何可拿因明来论证圣教量？再则，古圣之言有的极正经，有的却是开玩笑说说的，而因此新鲜活泼，说话的人与说话的音凡，与被说被取笑的人或事物乃皆有了风光。可是论师没有这种会调笑的好，一股正经的论证，如同检讨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何以不说鹅亦先知，而断定古人之言亦有漏义有余义，要把来删去一样。
释迦破除无明，肯定文明，及文明的能自照照他，自了了他，继之者应当是成就文明，如孔子说仁，孟子荀子说义说制，但论师仍只反覆论证那四句偈。释迦成等正觉，华严经里还有“世界成就品”，而论师则但成唯识，可是万法唯识或盈天地皆心，亦不及身与万物俱化，如庄周的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及其觉，瞿瞿然周也，以及他的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倒是有风光明迷。
但这亦不能只怪论师，连释迦的明心见性亦是知仁未知义，达性未达命，这是文明在印度的未成就。
问史于中国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著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征乐，俎豆不足以征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印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搜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著，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纪，今史学家拿殷墟出土的乌龟壳与青铜器劈头劈脸打下去，叮叮当当一阵火星直冒，定睛看时，它仍然纹风不动，只得又承认它是信史。郭沫若使尽他那考古学的解数，到底亦说井田实有，而且如周礼及孟子所记载的那样。
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即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者断定其无。 又如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后地下考古若单凭晋陕北部的出土物，难道亦可断定中华民国还是穴居时代？
安特生推定中国铜器时代起自西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当于黄帝或尧舜时，沙井青铜器则在西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当于夏或殷时，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国古籍来取决，而地下考古所能补助古籍的则很有限。古籍记殷时文物之盛，即今时那些学者亦不能不承认其已是青铜器时代的高峰，此即青铜器的开始决不在殷时，至迟亦在夏时。 铜器则黄帝时已是，而不始于尧舜时。 铜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各有一番大变动与成就，自黄帝至尧舜时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时为一大成。故可决定他的早三百年说为是，迟三百年说为非。黄帝时已有铜器，但不是黄帝时铜器才开始，还比这更早，汉人从阿瑙地方东迁时已带来铜器的。禹贡又记载夏时早已用铁，惟仍似青铜为主，中国史土石器铜器与青铜器乃至与铁久久并用，地下考古学者喜欢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于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征信殷本记，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冲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于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