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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一带本来是黄大老爷称霸的地方，是他种鸦片、贩运鸦片和“放棚子”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一股毛贼在那里出没，打断他的财路？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家养亲兵去征剿。这些家伙倒都是会钻山的地头蛇，找到了张牧之，打了几仗，可是传出来说，这伙“毛贼”十分灵活，不但没打垮，反倒给他们缴去几支枪。他们还趁势吃掉了黄大老爷放出去的几个小“棚子”，把几支快枪也弄去了。
什么叫“放棚子”？这里要解释一下。像黄大老爷这样当权的地主，总还嫌用合法的地租、高利贷和多如牛毛的捐税盘剥老百姓太斯文了，便把自己的武装，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偷偷地放进山里去，拦路抢劫行人，私种私运鸦片烟，拉土老财的“肥猪”，绑架勒索，不然就“撕票”，这样来加速自己财富的积累。派人出去干这种勾当就叫做“放棚子”。张牧之他们最恨这种“棚子”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吃掉黄大老爷几个小“棚子”，拿了他们的好枪，收了他们的“肥猪票”。黄大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放出话去，不把这股毛贼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张牧之也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要专和黄大老爷作对。也带了话进城，有朝一日，他们杀进县城，拿到黄大老爷，要把他砍成八大块。
这样活动了几年，张牧之长成气候，有了二三十个人，二十来条枪，而且颇有一些钱了，出没在几个县交界的西山一带，立了寨子，打起仗来附近的老百姓也可以一呼百应了。他们已经从“毛贼”上升为官家头痛的“土匪”。黄大老爷晓得这是大祸害，派出家兵去过好多次，“摸夜螺蛳”，夜间远程奔袭的办法也搞过，装成土匪想和张麻子“打平伙”趁势吃掉他的诡计也使过。张麻子就是滑得很，不吃他那一套，反倒是本地老百姓先给他通了消息，他将计就计，把黄大老爷派进来的人吃了，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官家也浩浩荡荡地派大兵去剿了几回，更是毫无结果。官家的文书上说，那一带老百姓都“通匪”，匪民一家，难以区分。你去剿，都是民；你走了，都是匪，莫奈何。张麻子的名气大起来，县衙门贴出告示，悬赏缉拿张麻子的头，而且他的头的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抬高，由五百元到一千元，后来抬到三千元了。但是这个“长着大胡子的麻子”（这是通缉令形容的），始终没找到他的踪影，而到处又似乎都有他的活动。有些其实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编造起来吓唬地主老爷，希望他们“规矩”一点罢了。当然，这个张麻子的确不抢老百姓，只整那些为富不仁的老爷，那些大利盘剥的大商人，那些本钱雄厚背景很硬的鸦片烟贩子，还有那些刮够了老百姓的地皮，想把钱财偷运出去的官老爷们。对于小贩小商，只要交纳规定的“买路钱”就保护过境。这样一来，那一带的地主不敢歪了，老百姓倒真是安居乐业起来。怎么能不“匪民一家”呢？张麻子怎么不“逍遥法外”呢？
且说有一天，也就是我前面摆的山西钱庄那位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收场的那一阵子。他们演的这场趣剧沸沸扬扬地在全县传开，再也呆不下去了，不得不把已经刮到手的钱财和抓到手的公款，席卷一空，逃之夭夭。当然，他们等不及下一任老爷到任来办移交，也不想要不值钱的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了，半夜里弄到几乘滑竿和几个挑子，偷出城去，落荒而逃。他们当然不敢去坐轮船，只好照着省城的方向，晓行夜宿，匆匆赶路前进。他们不警不觉，就走进了张麻子的独立王国。
就是这一天，放在山下的“眼线”，上山向张牧之报告：“报告，山下来了几乘滑竿和几个挑子，不知道是干啥子的，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会是好人，抢不抢？”
“抢！”张牧之一声号令，带人下山，埋伏在路口。王家宾，哦，应该说是冒充王家宾去当县太爷的秘书师爷、会计主任以及王家宾的老婆孩子一行人走进了张牧之的埋伏圈，一下子被包围起来，一个也没有跑脱。师爷和会计主任一见这些人的行头打扮，就明白遇到了“山大王”了。他们只求能够蚀财免灾，保着脑袋回省城就行了，决定冒充是做生意的。张牧之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了大量的金银、钞票和鸦片烟，便猜想这些人大有来头。他问：“你们是干啥的？”会计主任马上规规矩矩地回答：“生意买卖人，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接着又补一句：“我们愿意照规定交纳买路钱。”他绝口不谈他们是从县城逃走的县太爷。可是，到底查出了那张该死的县太爷的委任状。张牧之过去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委任状，可是他认得字，从“委任”“县长”这样的字眼里和那一方省政府的官印，他就明白八九分了。他还故意问：“这是啥子？”
师爷以为这些“山大王”一定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粗人，想蒙混过去，就回答说：“这是，这是省上钱庄开的票。”
张牧之问：“做啥子用的？”
“凭这个取钱。”会计主任补充说。
“哈哈。”张牧之不禁大笑起来，打趣地说：“一点不错，这就是取钱的凭证。你们就是凭这张纸到我们县里来取钱的吧？怪不得刮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我们借了。走吧，我们的县太爷，上山去我给你开借条，还给你们开路条。”
于是把他们押上山去。师爷和会计主任没有想到这个山大王认得字，一下子把他们的身份戳穿了。在上山的途中，秘书师爷偷偷问一个带枪的大个子：“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秘书师爷发这个问，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难道他想在进鬼门关以前，打听好这个山大王的名字，好去向阎王爷告状吗？或者还幻想，这些人不过是哪一位县里的大爷放出来的“棚子”，只要答应把银钱财宝全数交出，便可以虎口逃生呢？
“你问这个干啥子，我们就是这一部分的。”那个带枪的押他们上山的大个子回答。
“哪一部分的？”
“就是这一部分的。”大个子生气了，横眉立眼的。
这个师爷始终问不出一个要领来，过一会儿，他的嘴巴发痒，于是又打听，指一指张牧之问：“那位头领是？……”
“闭住你的鸟嘴！”那大个子一个耳刮子打过去，“鸟嘴”是闭住了，但是流出血来。
“县太爷，这不是你坐在大堂问案子的地方啊。”张牧之心平气和地说。
上山以后，三问两问，师爷和会计主任都不能不老实地承认他们是从县城逃出来的，并且供认了他们串演的那出趣剧。
张牧之无意地问那个会计主任：“你为啥要叫他们冒认？”
会计主任这才原原本本地讲出省城官场里卖官买官以及山西钱庄囤积委任状的内幕来。
“啥子人都可以去买官做吗？”张牧之问。
“只要你有钱。”会计主任肯定地回答。
张牧之听到官场这么污糟，很吃惊，但是却大笑起来。
不用说，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辛辛苦苦刮地皮刮来的和临走时偷来的钱财和鸦片烟，全部被没收了。王家宾的老婆和孩子倒得到活命，还意外地得到了足够回省城的路费，赶忙下山逃命去了。对那些抬滑竿的和挑夫加倍地发了路费，也叫他们下山走了。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真的得到了路条，但不是用墨写的，是张牧之用血写的，他们进鬼门关报到去了，活该！
“老子也去买个县官来当一下。”张牧之从会计主任口里得到灵感，忽然异想天开起来。一个江洋大盗居然想要去当县太爷，你们听起来，未免太奇特了吧？你们大张着嘴巴，看着我干什么？
其实我看并不见得有什么奇特。我倒想反问你们一句：为什么一个强盗就不能去当县太爷？我看，县太爷比强盗还不如，比强盗还强盗，还坏十倍百倍哩。不，简直不能比的。你莫看他们穿上衮衮官服，坐在挂着“正大光明”匾的大堂上，神气得很，其实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头顶上长疮，脚板心流脓，坏透了的家伙。有个秀才形容他们是：“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技吹、拍、捧，四维礼、义、廉（无耻），”一点不差。
他们对老百姓就是公开地抢，公开地杀，抓拿骗吃，无恶不作，到头来还硬要老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立德政碑。无耻之极！他们有哪一点比强盗好呢？
我在这里不是发牢骚，不过是说了实话。至低限度我碰到过的县太爷，没有一个比张牧之这个江洋大盗好。事实就是这样。
张牧之从来说话算数的，在他那个“王国”里，他说的话就是决定。而且当他和他的兄弟伙一说他的想法，大家也同意了。什么想法？前头我说过了，张牧之平生有一个大仇人，就是住在县城里的外号叫黄天棒的黄大老爷。他一家死尽了，就是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黄天棒干的坏事。他发了誓，死也要进城去报这个仇。兄弟伙听他这么—说，谁不同意呢？而且简直为张牧之这个强盗进城去当县太爷的想法着了迷了。
在他们的脑子里，本来只能想像得出，那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少爷才有资格去当官，才有资格去坐大堂。只要老爷一声令下，两旁凶神恶煞似的差狗子们大声吆喝，跟着就是扁担一样的刑杖，打到他们这些普通农民的屁股上来了。坐在大老爷旁边那个文书师爷已经写好了判词，无论什么样的判词，他们只有在那上面画十字或者按指拇印的分了。他们怎么能够想像得出来，就是和他们这些泥巴脚杆一样的张牧之，忽然很威严地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他们这些泥巴脚杆就站在两边厢，也拿着扁担。张牧之忽然一声叫喊：
“带黄天棒上来！”他们就一路传话传下去：“带黄天棒上来！”于是他们平常痛恨之至的黄天棒被狠夹着推上大堂来，头也不敢抬地跪在张牧之的公案前。于是也被按在地上，在他屁股上噼噼叭叽地打起板子来，随他鬼哭神嚎，也不饶他……哈哈，这是多么叫人痛快的事，多么令人神往的事！现在，他们的头头张牧之说：“我们也去买个县太爷来当一当。”想像不到的痛快事情就要实现了。就是为这个要付出砍头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一致拥护他们的头头的这个勇敢的决定，就这么“一致通过”了。
但是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到县城去买个县太爷的一切开销，是毫无问题的，就把他们刚才从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那里没收来的这笔不义之财中抽出一部分来，也就够了。问题是哪个能去办这个买官的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钱去买了个县太爷来，可是他们肚子里都没有一点墨水，没有一个能够摇笔杆子的师爷，这怎么行呢？至少要写告示、看状子嘛。这个师爷又到哪里去找呢？
“去给我弄个师爷来！”张牧之又作出决定了。于是下边的兄弟伙就去想方设法，“弄”一个师爷来。怎么弄法？他们派几个兄弟伙化装到县城里去打听，看哪个肚子里有墨水的师爷合适，就把他弄来。他们进县城里打听几天，认定县政府里有个谁也没有把他打在眼里的穷科员合格。这个人也是苦出身，为人自来比较正派，对于县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人物都比较熟悉。他们回来向张牧之说起这个人，张牧之说：“好，合适。”他同意了。几个兄弟伙又进城去，想办法把这个科员逗出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他到山里来了，并硬要他当秘书师爷。这个科员就这么糊里糊涂升了官。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暂时就说他姓陈，以后我们就叫他做陈师爷吧。
陈师爷起初不答应，他想哪有这种强迫封官的搞法？张牧之说：“好，你不干，你就先在我们寨子上委屈几天吧。”说的是委屈几天，结果陈师爷在山里．住就是两三个月。他暗地里看，这一伙强盗其实都是穷人出身，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吃酒，公平分钱，打起仗来，勇敢冲杀，拼死相救，像亲兄弟一般。
他也有些感动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些好人哩。这哪里是他在城里听说的杀人放火、穷凶极恶的张麻子这股土匪的模样呢？说到对于他，虽说在“弄”他来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很礼貌的举动（听说是用麻袋把他装起来，当作货物绑在马背上，驮上山来的），可是“弄”进来以后，却对他十分尊敬，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没有告诉他就暗地派人送钱到他家里去，好叫他家里安心过日子。而且他听到这个头头终于很直爽地对他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这些泥巴脚杆，你觉得我们干的是打富济贫的好事，愿意伙倒我们干，你就留下；你觉得不是这样，在这里不自在，我们送路费，你走就是，一点也不勉强。”
这—席倾吐肺腑的话，直把陈师爷说得老泪横流。“我干！”这就是他的回答。
但是当张牧之提出要派他带钱上省里去，到山西钱庄买这个县的县太爷来当的时候，他却有几分怀疑，觉得这码子事未免太稀奇了。
“你说，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张麻子，就是在你们县城城门口贴着告示，悬赏三千块大洋买他脑袋的这个张麻子，可不可以进城去当你们县的县太爷？你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张牧之诚心实意地问。
陈师爷当时没有回答，张牧之也不估倒他马上回答。陈师爷想了一夜，正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他想通了。张麻子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不能去当县太爷？比他过去见过的所有的县太爷都好得多。至于说他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他更有信心。说到摇笔杆子，他的文字通顺，比那些县太爷带来的狗屁不通的师爷好得多。他还通晓事理，为人耿直，自信比那些专门出“烂条儿”的师爷强。对头！
第二天早晨，他回答了：“可以！”
大家一听都跳了起来，张牧之更是不用说多么高兴了。
只要陈师爷思想一通，什么事都好办了。
陈师爷第一件办的事就是给这个未来的县太爷想一个堂皇的官名。他总不能用“县长张麻子”出布告嘛。他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就和“张麻子”这三个字谐声，取名叫“张牧之”吧。县太爷古时候本来就叫做“牧民之官”，叫“张牧之”正好。——我前面摆故事都叫他张牧之，其实他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叫张牧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又不愿学老爷们骂他，叫他“张麻子”，所以提前使用他的这个官号。
陈师爷陪着张牧之带了一大笔钱到省城去了。由于这个县里冒充县太爷的秘书师爷已经潜逃了，正出着缺，他们出的钱又比别人愿意出的多得多，所以—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具体事都是陈师爷去经办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老在衙门进出办事的人，熟门熟路。至于最后要去拜望一下省的民政厅长官，也难不倒张牧之。张牧之打扮—下，看来却真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而且去拜见的时候，也不过是讲些下去以后要奉公守法、勤政爱民的一派官话，陈师爷事先—教，张牧之马上就会说，应付过去了。
他们带着上面盖大红官印、赫然写着县长张牧之几个字的委任状，回到县里去了。当然不是坐着轮船、打着旗号到县城去，而是偷偷地回到西山他的老窝里。兄弟们接他们回到山寨，都争着来看这张委任状。他们都很奇怪，凭这么一张纸，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到县城里去，把县政府那颗官印拿过来，凭着这颗印把子攥在手里，就可以出告示，要钱，杀人……这是他们先前万万料不到的。
张牧之和兄弟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在西山的这块地盘，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扩大些；他们这支队伍，不仅不能散，而且要乘机壮大，把县上保安队的好枪来他一个“枪换肩”。自然，他要带几个兄弟伙进县城，替他管钱管东西，其余作为保驾的跟班。他带的有徐大个，当他的卫队长，张德行帮他守牢，王万生当勤务兵，还有别的几个兄弟伙，都是真心实意跟他，和他一条心的，又是能跑会飞的好枪把式。
陈师爷真是忙起来了。他要向张牧之介绍这个县里的各种情况，各种当权人物的姓名、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派系和利害关系。
还要教张牧之他们进城以后的起居生活习惯，包括各种交际往来的礼节、规矩、仪容以及谈话的方法。他还要为张牧之起草到任后的施政演说稿子。进城以后，只要把几个大的交际应酬和抛头露面的场合对付过去了，以后—切事情，都可以由他这个秘书师爷出面来处理，那就好办了。
但是在酐究发表施政演说的内容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主张张牧之抓到了印把子，就应该替受苦的人说话，办好事。
要打富济贫，整治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和专干坏事的土豪劣绅。他们讲得很清楚：“要不，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买个县太爷干什么？要去县城里受那份洋罪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在山里头一刀一枪地跟他们干痛快一些呢。如果哪个进了城，就去学那些坏老爷模样，腐化堕落，替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去盘剥穷苦人家，不论是哪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些主张都是很合张牧之的心意，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的。
但是却叫陈师爷很作了难。他不是不赞成这班穷苦兄弟伙的主张，要不，他还不愿这么冒着砍脑壳的风险来跟他们干呢。但是他明白，这个县到底还是在反动政府统领之下的，衙门口挂的到底还是青天白日旗，还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天下，还是层层都由地主老爷和老板们掌着实权的。他劝张牧之，还是要表面一套，暗地一套，不要叫他们看出马脚来。只能是以一个清官的样子出现，不能把他当江洋大盗这套拿出来。至于说上任以后发表的施政演说，更不能出了格，露了馅。但是张牧之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讲话中显出和他们这些党棍子、恶霸是一鼻孔出气，说的一个格调。这却叫陈师爷费了不少脑筋，才从那些老爷们惯常唱的三民主义的高调中，提取出一些如像“勤政爱民”、“救民于水火”以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套陈词滥调来，写成了演说稿。
一切准备停当，又约好了以后往来联系的办法就出发了。他们先悄悄地动身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里去，在那里置办了行李，穿上了官服，发了即将“到任履新”的电报。然后从那里上了轮船，大模大样地向这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