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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重要的，是“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入“经部”。若是石越的《论语正义》归于“经部”的“论语”条下，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还不足为怪。但是最初被讥为“杂学”的“石学七书”，竟然能堂而皇之列入“经部”之下而独成一条……赵顼突然间感觉到有些惶恐。
他不知道白水潭的学者们这样做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不相信象程颢、程颐这样的人物会俯首听命为石越摇旗呐喊，但是他亦不敢确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天下的学者几乎全都额手称庆。程颢与程颐的忠诚，就那么值得信任么？
“安卿……”
“臣在。”
赵顼望着安惇，却又结舌说不出话来。他心里其实只是莫名其妙的慌张，但是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担心石越成为王莽么？似乎是有点可笑。怀疑白水潭的学者们与石越勾结么？但是身为大宋的皇帝，赵顼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大宋朝没有一位皇帝，可以下诏将一大批站在学术顶端的学者全部抓起来拷问——这道诏书发到任何机构，都注定会被大臣们毫不客气的退回。赵顼完全可以想象到司马光的口水喷到自己脸上，吕惠卿苦口婆心、文彦博声色俱厉的情形……况且，赵顼并非昏庸的人，整个白水潭的学者全都与石越勾结这种事情，实在也是过于的不可思议。
但是，赵顼依然感觉到慌张。那种慌张的感觉，十分的真实，十分的明显。
有这样感觉不仅仅只有赵顼，御史中丞邓润甫到此时都没有真正缓过神来，一脸的仓皇失措。
赵顼努力想镇静下来。
“陛下。”安惇倒是显得十分的沉静，他缓缓说道：“臣还听到过一个传言。”
“什么传言？”无论如何，赵顼都想说一些话，这样可以吁缓心情。
“熙宁十年正月，也就是一年前，在邵雍去世之前的两个月，他曾经在白水潭的梅斋占过一卦……”邵雍是“先天之学”的大家，其“数学”天下闻名，他去世虽然只有一年，但是有关于邵康节神算之事，早已悄然流传。此时安惇说到邵雍占卜，赵顼与邓润甫都不由得凝神侧耳，问道：“占是何内容？”
“究竟是何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是据说直至邵雍死前，尚在反复念着这一卦的结果——‘地道无成’！”
“地道无成？”赵顼喃喃道。
邓润甫偷窥一眼皇帝的神色，方接着说道：“地道无成，出自《易经·坤卦·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此是何意？”虽然读过《易经》，但是赵顼对这句话的意思，却有点拿不准。
邓润甫红着脸，摇头道：“此句意义深奥，臣亦不能明其义。”
“安卿可明其义？”赵顼转过脸来，注视安惇，询问道。
安惇欠身道：“《易经》藏圣人之学，博大精深。臣岂敢言‘明其义’？只是传闻邵雍此卦，是专为石越而卜。而市井中又有种种说法，或谓邵雍此卦，是道石越若能谨守臣道，则能得善终。或谓此卦当反其意而言之，石越若想成功，则不可守臣道……”
“大胆！”赵顼脸色立时铁青。
“臣该死！”
“请陛下息怒。”
安惇与邓润甫立即跪了下来，连连叩首。
“尔是从何处听此谣言？！石越乃国之重臣，朕岂能容这等捕风捉影之构谄？若是使君臣相疑，主下相忌，正中敌国下怀，却是尔等之罪！”赵顼伸出食指，指着安惇，怒声斥责。
“臣死罪！臣死罪！”安惇只如捣蒜一般的叩头，但是却并没有十分惊惶。
邓润甫一面跟着安惇叩头，一面却还若有所思的瞥了安惇一眼。
赵顼死死盯着俯拜在自己脚下的安惇与邓润甫，脸上神色不定，半晌，方挥了挥袖子，喝道：“卿等先退下。日后谁再离间朕与石越君臣之义，朕必不容他！”
“是。”安惇与邓润甫叩头答应着。又向赵顼行了礼，叩拜着退出睿思殿。
赵顼目视着二人离开之后，忽然长吁了一口气，重重地坐在了椅子上，发起呆来。李向安与几个内侍垂头叉手侍立，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过了一会儿，往秘阁取书的内侍搬着厚厚几卷本的《白水潭藏书总目》回到了睿思殿。李向安指挥着内侍将书小心摆在赵顼跟前，方轻声唤道：“官家。”
“嗯？”赵顼蓦地一惊，回过神来，问道：“何事？”
“书已取来了。”李向安一面说着，一面小心地将《白水潭藏书总目》第一卷翻开，摊平了移到赵顼眼前。
赵顼烦躁地挥了挥手，抓起书来，哗哗地快速翻阅着，没翻到几页，果然见《经部》之下，赫然列着“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条，他又回过去翻了几页，《论语正义》亦列在《论语》条之下。换句话说，石越的着作，绝大部分都被归入了“经部”。他心烦意乱地将书丢在案上，又开始发起呆来。
石府。
石越的目光扫过府中的景物，只觉得这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尤其是从一个白雪皑皑，朔风刺骨的战场来到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繁华的城市，自会使人有一种一下子彻底放松下来的感觉。虽然石越很清醒的知道，汴京城潜伏着的危险，较之环庆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士。”石安在石越身后憨厚的唤道，“司马大人来访。”
石越正想着心事，却被石安打断，没听清楚他说些话，便带着几分责怪说道：“不是已经说过闭门谢客么？”
但是石安却没有离去，依旧站在石越的身后，对石越的这个回答，他大为吃惊，但见石越出神，他不敢打扰，因此也不敢再说，只是犹犹豫豫的站着，不确定是不是还要再说一次。石越却没有留意到这些，他的目光正停留在后花园小亭的石桌上。
石桌上随便堆放着几本书卷与一卷绢轴。石越信步走过去，先拿起绢轴，打开来，原来是一幅《千岩万壑图》，笔法甚是纵横苍老，堪称上品。但是石越细细望着，却见画上既无印章，亦无落款，不由暗暗奇怪。当下把画放到一边，再去看书时，却见几本书上，封皮之上大多题着《白水潭藏书总目》，此外还散放着一本署名为桑充国的《天命有司》。
“这是二公子与成安县君留下来的，他们等了一个上午，因见学士一直没有回府，便先回去了，说好了晚上再过来。”石安看到石越疑惑的眼光，连忙解释道。
“嗯。”忽然，石越想起石安居然还站在这里侍候，又笑道：“这边没什么事，你不用在这里陪我。待侍剑从桑府回来，让他直接来找我便好。”
“是。”石安答应着，又迟疑了一会，终于才忍不住的问道：“学士真的不见司马相公么？”
“什么？”石越吃了一惊，“司马相公？司马君实？”
“便是司马君实相公。”
“如何不早说？”石越一边跺脚，一边随手将手中的《白水潭藏书总目》丢在石桌上，就匆匆向外赶去，口中还埋怨道：“唉，怎好让他久候？快快有请。”
石越走到府门之时，远远便望见司马光穿着一件最常见的棉布衫袍，简单的束了一根布带，气定神闲地背着双手，在石府门前等候着，脸上既无不满，亦不见急躁。他的衣着虽也十分简朴，但是却不像王安石般邋遢，而是刷洗得十分干净。甚至连头发胡子都修饰得一丝不苟。
让堂堂的参知政事、户部尚书在自己府前等了这许久，石越实在不由得脸红，他快步走到司马光前面，长揖道：“让君实相公久候，实是失礼，还望恕罪。”
“无妨。”司马光抱抱拳，淡淡说道，脸上神情似乎无喜无怒。
“请相公入府叙话。”石越一面说着，一面恭恭敬敬地引司马光入府。一路直到客厅，双方分了宾主坐下，仆人上茶，司马光都再无多余的话语。石越也只是客客气气，绝不多问。
待到喝了第一口茶，司马光便将茶杯放下，看着石越说道：“子明自昨日回京，便住在驿馆，到今日在两府叙职以后，方才回府。先公后私，让人钦佩。”
“不敢。”
“子明为国家立下大功回朝，但是待人接物，却始终如一，谦让自持，亦属难得。”
“我本无寸功。上托皇上洪福，下因军民效命；内为相公筹措粮饷，外是诸将英勇奋战。我不过偶逢其遇而已……”
“子明不必过谦。”司马光摆摆手，道：“一场大胜要有这般容易，韩绛为何会大败而归？陕西之事，吾知之，子明之能，远胜于我。我素知子明谦谨老成，是国家之干材，故此才来和子明说几桩要紧之事。”
“愿聆教诲。”石越恭敬地说道。
司马光点点头，缓缓说道：“昨日百官于琼林苑郊迎子明，本是早已定好，今日皇上便要在集英殿接见子明。但临时却突然改了主意。这其中缘由，子明可曾知道？”
石越听到此言，心中震动，脸上却不肯露出一丝半点异色来。司马光所说之事他早已听闻。当年他从杭州归来，皇帝要见他之心几乎是迫不及待。但是如今立下大功，受诏回京叙职，虽然说是极尽荣耀，百官郊迎，皇帝也要隆之重之的接见，但若从宠信上来看，其实反倒不如当年从杭州回京的情形。而此时，又突然说要延期一日接见，更让人感觉到不安。
“不是因为太皇太后凤体违和么？”
司马光凝视石越，摇了摇头，叹道：“皇上欲为有为之君，即位以来，若非龙体不适，无一日不曾召见大臣。今日上午，皇上便曾在睿思殿召见御史中丞邓润甫与侍御史安惇。”
石越勉强笑道：“集英殿与睿思殿，毕竟不同。”
“诚然。”司马光忽然笑道：“此事或是我多心。实则我来，亦不是为了此事。子明可曾见到刚刚刊行的《白水潭藏书总目》？”
“适才见到过，却还不曾翻阅。”
“先是《天命有司》，然后便是《白水潭藏书总目》，这段时间，桑山长与白水潭群儒是铁了心要将士林搅得天翻地覆了。”
“相公何出此言？”石越大觉讶异，心中又隐隐有一点兴奋。桑充国这部新书，他也没有来得及读，但是司马光都说出“天翻地覆”这样的形容词来，可见这部书绝不一般。
司马光却也吃惊地望着石越，似乎在讶异为何石越连这部书都不曾知道。他想了一会，方才释然，道：“子明远在陕西，不知道亦不奇怪。”停了一下，又说道：“《天命有司》全篇主旨，是说仁政是朝廷之责任，而非朝廷之恩赐。官府不施仁政，是逆天命，虽有金书玉册，亦为非法。百官之权力来自于天子，天子之权力来自于万民，固百姓有权斥责评议官府之不当云云。桑山长此语，可谓深得吾心。”
石越听司马光介绍《天命有司》的内容，不由暗暗咋舌不语，心道：“这不是《社会契约论》的宋朝版么？”他没料到桑充国竟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既觉得惊讶，又觉得欢喜。又听司马光似笑非笑地说道：“虽是如此，桑书一出，士林争议便起。有谓之为圣者，有斥之为妄者。而取桑山长之说者，亦有人借此指责足下……”
“指责我？”石越吃了一惊。
“是有指子明不当擅开边衅者。议者以为，守边卫国，是为大义仁政；而擅兴兵事，是《司马法》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者，绝非仁政。陕西路内政百弊而不治，反兴兵事，是舍本逐末，虽胜不足喜。”
石越望着司马光，笑道：“那相公以为如何？”他素知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此时不过是借他人之口，来当面批评自己而已。
“国家财政艰难，非兴事之时。纵有收复灵夏之意，亦当厚养民力以待时。”司马光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来找石越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想劝说石越万万不可支持少壮派的继续开战主张。
石越却摇了摇头，道：“相公所言，常理也。但事有例外者。越愿以陕西一路为相公言之。陕西路弊政百端，归根结底，是源于西夏之患。陕西有西夏之患，不得不养兵，不得不劳民力。既然养兵劳民，百姓便不得休息。故越以为，要除陕西之弊政，先要除西夏之边患。西夏之边患除，则陕西之民自得休息。否则不免愈想养民力，而西贼侵逼愈急，而民力愈困。以陕西一路而至全国，亦是如此。朝廷财政之所以困难者，在于养兵过多。养兵之所以过多者，在于有西夏、契丹之患。若不能治其根本，则朝廷财政，终是难以彻底好转。”
石越也是早想好了一番话，要说服司马光的，此时正好借机说出，见司马光皱眉沉思，又笑道：“守边卫国，确是仁政。但守边卫国者，并非坐守边城方是守边。太祖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者，亦是守边卫国耳。相公可知何谓‘好战’？”
“请子明言之。”
“凡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何时可战，不知何时当止者，虽只一战，亦可谓之‘好战’。凡知为何而战，知何时可战，何时当止者，虽百战而不得谓‘好战’。以今日之事言之，我大宋与西夏之战，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而是以战促和，使西夏人畏我大宋之威，而短期之内，无力侵我边境。则陕西一路之军民，乃至于大宋全国之军民，皆可得休息。目的既明，则吾可于当战时战，当止时止。相公当知，但凡胡狄蛮夷，十之八九，皆是畏威而不怀德，若不将其打怕，我大宋仁德，亦不免被其当成懦弱可欺之态。”
司马光听到“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这一句话，已是将心中一块大大的石头放了下来。他来找石越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是为国家惜材，做善意之提醒；二则是因为对西夏之战和，石越的意见绝对举足轻重，司马光一心为国家考虑，实在害怕再起战端，拖累国家，所以才特意要在皇帝召见石越之前找上门来，与石越详谈一次。这时石越的态度既已十分明确，司马光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自然是心情十分轻松，连连点头，赞道：“子明言之有理，子明言之有理。”
石越不过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听到一向保守稳重的司马光也连连赞同，也不禁十分高兴。顿时，二人谈话的气氛竟变得十分的轻松与融洽。
“越岂是不知朝廷财用不足而妄启边衅者？相公为朝廷理财，其中难处，越焉能不知？凡官府取之于百姓者，无论是何种名目，皆不可轻易增加。为何？为后世计也。凡敛财之名目，增时容易去时难。今世百姓之所以困苦者，并非朝廷行一时之暴政而横征暴敛，实是自唐、五代以后，数百年间种种苛税慢慢累加之故。相公理财，抑开源而重节流，是深知此弊，而不忍苦万民也。然陕西战事一开，所耗钱粮亿万，朝廷财用捉襟见肘，便成必然之事。”石越动容的说着，态度十分诚恳。司马光亦频频点头，叹道：“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但是百姓更有百姓的难处。朝廷财用再拮据，亦只是一时，但利源一开，百姓之苦却是代代相传，无止无休。”
“正如相公所说。故此越亦深知，陕西与西夏的每次战争，功劳除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便是政事堂诸公。在国家财用如此拮据之时，连打数场大仗，而百姓不加赋税，军费不曾亏欠，此真萧何不能过也。”石越再次恰到好处地拍了一下司马光的马屁，“虽则越以为对西夏有不得不战之势，但若无相公在内调度支持，越只恐真成误国之臣矣。”
司马光听到石越的赞誉，心中自是十分舒服。但似他这种方正君子，并非一两句话就可以让他飘飘然的。只不过石越既然如此表态，他便再有原则，也不能不略略缓和一下态度。“前事已矣，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再多提。国库虽然耗费不少，但打了大胜仗，于国家朝廷总是好事。况且开战之事，归根结底，毕竟还是皇上的诏旨、枢府的命令，并非子明自专得了的。子明节度诸将，运筹帷幄，功亦不可没。清议中有指子明擅开边衅者，其实亦是偏激之辞。那种狂生之语，子明切不可太放在心中。眼下最要紧之事，毕竟还是接下来对西夏之方略。”他的话中隐含之意，其实还是对石越轻启战端不以为然。只是态度温和许多，而且明确表示赢了就好，以前的事情就不再计较了。
石越倒也不曾指望能让司马光完全支持自己那本来就有点冒险的行为。有这样的表态，他已经十分知足。当下微微一笑，道：“朝野清议，无论说什么，都是应当的。身居高位者，食朝廷之俸禄，受皇上之重托，寄百姓之厚望，凡谋事自当尽量谨慎周全。且理当受清议批评。清议之批评，虽然未必尽能公允，然亦不足深怪。不过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
对石越的态度，司马光颇觉意外，忍不住赞道：“子明胸怀，让人佩服。”
石越笑道：“此不过理所当然之事。若是清议尽能周详公允，朝廷何不请其入政事堂柄政，要我辈何用？况且天下之人，上至宰相，下至贩夫走卒，谁又能说自己平生之见识，决无错误疏忽？若是因为有错误疏忽便不能评议朝政，则天下之人，再无一人可以评议朝政者。清议固然有当与不当，然最终定其取舍者，在公卿尔。朝廷公卿，须当有容人之雅量，否则，窃以为不配着朱紫。”
司马光望着石越，点头道：“此言得矣。魏征言事，未必事事对，而唐太宗能容魏征，故有贞观之治。若我大宋，人君能容谏臣，百官能容清议，则贞观不足道也。正如桑长卿所言，士民评议朝政，是理所当然……”
石越毕竟没有读过《天命有司》，当下只是含笑望着司马光。宋朝本来就有不错的言论环境，而自从石越有意识的鼓吹言论出版之自由，报纸刊物之兴起，朝廷清议力量渐渐增强以后，虽然还有极少部分士大夫对开放舆论依然不以为然，甚至也有偏激的主张控制舆论的官员存在，但是宋朝绝大部分士大夫都开始渐渐接受言论自由之思想，毕竟这种思想的流行，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官员们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自由言论的困扰，但是对士大夫这个阶层整体而言，他们却永远是话语权的掌握者。程颢甚至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从上古到孔子，从先秦到五代，列举了许多的历史事实进行正反两面地分析，详细地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