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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要接待，就要自掏腰包，否则被石越、刘庠知道，便会担上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这样一来，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们都变得小气许多，如主簿大人这样级别的官员，更是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宜君县的知县，完全是假装不知道有位甘泉县的新任主簿要经过自己的辖区。当然，主簿大人也不是头一次有这样的遭遇，进入陕西境内之后，只有一个县派人迎接过他，那是因为那个县的主簿，是他的同乡。但是宴会的规模，却远没有传说中的盛况——由私人出钱与由官府出钱，永远是两个模样。席间两位主簿喝着酒大骂石越与刘庠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甘泉县主簿大人与他的仆人虽然被那年轻儒生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始终不敢闹将起来，将自己的前程丢在这宜君县。那仆人嘟囔两句，便被主薄大人喝住，主仆二人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乖乖付钱吃饭去了。
阿卡尔多三人将这一幕闹剧看在眼里，不免都各有感慨。
柴远转过头来，便叹道：“何日能将这善政推行天下便好。”一面却在心里盘算着，陕西驿政网络支线中几个富庶地区的，都被江南十八家商行联号和陕西本地富豪瓜分，余下的便只是些没什么利润的支线由官府经营——这样的地方，由官府来做，成本并不高，不过是养成一两个老厢兵，一两辆破旧牛车。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却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十年可能也挣不出一辆破旧牛车钱来。然陕西虽被瓜分干净，但在柴远看来，真正的商机绝不在陕西。大宋比陕西富庶的地区数不胜数，试想一下，如若能独占两浙路驿传网……种建中仿佛是知道柴远的心思一般，淡淡接道：“柴兄不知杭州蔡元长已经上表请求朝廷许可两浙路效法陕西，行新驿政法么？”
“果真？”柴远这下当真是喜出望外。蔡京是想拍石越马屁，故意呼应石越，还是想真的做点政绩，柴远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朝廷可许了他？”
“在下亦不晓得。不过是听说而已。”种建中说这些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他是个纯粹的武人，对政治、经商，都有着天生的嫌恶感。虽然他有着世家子弟应有政治敏锐，但是正如他也有着世家子弟应有的礼貌一样，那都不是他的本心。
失望的表情浮上柴远的脸上，不过只是一闪而过。他喝了一盅酒，笑道：“休管那些不着边际的。弟还有一事，正想请教种兄。”他压低声音，问道：“小弟想请教种兄，兄以为朝廷到底会不会墨缞用兵，征伐灵夏？”
种建中似乎怔了一下，立即说道：“朝廷不是还在议论么？”
“但凡有大事，朝廷总是要议论不休的。”柴远的话中带着讥讽，“果真要朝廷诸公议论妥当，只怕夏主连儿子都生出来嗣位了。小弟虽不是读书人，但是朝廷那只事，我亦看得清楚。想打的也有，怕打的也有，各自的理由虽多，但归结起来，也就那么几点。想打的，认为机会难得，必能建功；怕打的，担心军费不够，禁军打不过西贼。”
“那柴兄以为？”种建中反过来问了一句。
“太皇太后刚崩驾不久，王韶相公又突然生病，眼见着不起了。朝廷诸公一时疑心不定，瞻前顾后。但以弟之浅见，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假设辽主灭了杨遵勖，突然布告天下，要替天下行义，为夏主除奸，出兵灭夏，易如反掌。届时以辽并夏，我大宋要如何自处？如今夏国是以下犯上，朝廷出兵，是正三纲五常，一介使者至辽，休说契丹无力西顾，便是有力，大义之前，亦只得拱手。否则日后辽主无以服天下者。我军亦非不能战，石帅主持西事，屡战屡胜，区区一个王韶，何关大局？”
“这么说，西方果然要打仗？”阿卡尔多兴奋的插话问道。“大宋皇帝要出兵替一个国王平定叛乱的臣子？”
“天才晓得。”柴远大大咧咧地笑道，“听说司马君实几次叩得头破血流，谏阻出兵……”
“那朝廷养我们做何用？”一直不愿意多说的种建中忽然语气激烈地说道，“朝廷并非没有能战之兵，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不取灵夏，养兵何用？”种建中声音不高，但却是辞气慷慨，显然对于司马光反对伐夏十分不解，对于种建中在内的大部分北方世家子弟来说，司马光一直是他们所尊敬的人。
“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柴远却愣住了，《新义报》去年底曾经报道过禁军整编的事情，当时报上说对辽部署的河朔禁军整编顺利，但是对西夏部署的西军整编却因为战争而进展缓慢。显然，《新义报》没有说真话。
种建中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轻描淡写的掩饰道：“我不过是推测而已。以我的阶级，亦不能知道这些事情。”
阿卡尔多对宋军有多少军队完成整编不太感兴趣，因笑道：“想知道朝廷是不是要用兵，只要打听一下陕西的粮价有没有上涨便知道了。”
“果然是高见。”柴远不由击掌赞道。
种建中含笑望着阿卡尔多，心里面对这个蕃商也不由得开始另眼相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若朝廷果真有意西北，此时虽然未必集结兵力，但却一定会开始暗中筹措粮草，否则，朝廷的三公九卿们，未免也太让人失望了。
这个年轻的军官，此时还并不知道，居高位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让有识者失望。
三人如此边吃酒边交谈着，忽然，听到驿馆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然后便听到奔马急停的嘶鸣，有人牵马进入驿馆，大声说道：“好好喂喂这匹马，快烧点热水，热点小菜，我还要赶路。”
“哎。官人，这边请……”驿吏答应着，引着来人往前厅走来。
大门“吱”地一声开了，一股寒风吹进厅中，众人不觉一齐缩了缩脖子。便见一个戴着英雄帽，长相英俊的中年军官大步走了进来。种建中看到这人，不觉一怔，忙站了起来，军官显然也看到种建中了，远远便笑道：“彝叔，你怎会在这里？不是听说你在朱仙镇么？”一面走了过来。
种建中连忙抱拳还礼，“遵正兄，你怎的来陕西了？”他心中的确是非常奇怪，这个军官，乃是宋朝另一个武将世家、世世代代替大宋镇守府州的“折家将”年青一代的佼佼者，名叫折可适。折家虽是羌人，但世代忠义，颇得宋室信赖，府州知州向来都是折家世袭，现任府州知州便是名将折克柔。而折家的男子，大多都有武职在身。象折可适，不过三十岁，便已经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
“有点公务。”折可适笑了笑，向柴远与阿卡尔多告了罪，便对种建中说道：“彝叔，后面叙话。”
种建中也向二人告了罪，随着折可适走进驿馆后面小院的一间房间里。驿吏将一直备着热水端了一盆来，放到坑边，折可适一屁股坐在坑上，将马靴、袜子脱了，把脚伸进热水里，舒服的叫了一声：“痛快！”驿吏已将酒菜端到坑边的小案上，折可适也不理会种建中，一面便吃将起来。
种建中笑吟吟望着，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了。他注意到折可适腰间有一块银牌。种建中与折可适是两种类型的人，折可适不拘礼数，洒脱随意，注重实效；种建中却时时刻刻用最严格的武人要求来要求自己，举止有度，注重风范。但这样不同性格的人，真正交往过的时间也不多，却偏偏是极好的朋友。
“彝叔是去延绥行营罢？”折可适吃了一口酒，看着驿吏退了出去，便开口问道。“你不是要去宣武军么？莫非传言有误？”
“原是要去宣武军第一军。”种建中略有点自豪地说道，宣武军第一军，是步军教导军，号称大宋最精锐的步军部队。能够进入宣武军第一军做武官，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
“怎的来了延绥？”
种建中笑道：“托了点关系。”
折可适笑了起来，“想打仗？”
“是啊。宣武军没动静。按兵制改革的方案，整编后朝廷在陕西的马步禁军有十七万，加上番兵、沿边弓箭手，总兵数过二十万。打个西夏足够了。我怕朝廷不去调动京师附近的部队，宣武军是殿前司的……”
折可适笑着摇了摇头。
种建中是明白人，立时问道：“你来陕西，河东的飞武军、飞骑军都要参战？”
“难道西夏就是陕西石子明的事？”折可适白了种建中一眼，“我们折家和西夏人打了一百多年，难不成算总账的时候，反要落下我家了？”
种建中也笑了起来，“也是。不过朝廷没有议定打不打……”
“你以为今上忍得住么？”折可适笑道，“石子明费了这么多心机，不伐灭西夏，他万般辛苦为谁忙？我从北面过来的，你去河边看看，现在江河刚刚解冻，河面上就热闹起来。运往延州的都是些什么？粮食！一船一船的粮食！”
“啊？！”种建中吃惊得叫出声来。
“陕西粮价没有半点波动。熙宁十二年陕西大熟，石越下令不许半粒粮食出陕，熙宁十一年打仗的军粮都是外路运来的，熙宁十二年陕西军费，也是外路运进。你说说陕西路存了多少粮食？河面一解冻，又开始往陕西运粮……石子明不是铁了心要打西夏，他折腾这些事，不是有病么？”折可适压低声音，又说道：“若说他没有圣心默许，打死我也不信。不论怎么闹腾，官家的心是铁定了，石子明的心也铁定了，这仗就非打不可。”
“遵正兄说得在理。”种建中搓着手，更加兴奋起来。
“当然在理。”折可适得意笑着，一面朝种建中努努嘴，种建中忙上前从热水壶中掺点热水进洗脚盆。折可适笑道：“你们种家，我就看你最顺眼。种朴和种师中呢？还在拱圣军和朱仙镇？依我说，你劝劝种朴，别去拱圣军，那是老头子待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建中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夜兼程地赶，可把我累死了。”折可适轻描淡写的说道。种建中心中一动，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若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石越毕竟是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说的话自有他的分量，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建中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建中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若折克柔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建中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建中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建中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建中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唯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像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着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着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风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