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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人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却开错了药方。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虽然能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却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复，这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错开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邀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不约而同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第四十四节
石府。
新建的雪后轩，坐落在石府占地达数十顷的花园之东北角的一座人造土山上，丛木环绕，是一座雅致玲珑的木制建筑，由汴京最好的工匠造成，站在雪后轩中，可以俯瞰石府北面的武成王庙和淌淌流过汴京外城的惠民河；向东面，则可以将朱雀门以南御街上的繁华锦绣，尽收眼底。
这里从熙宁十七年的冬天开始，也成为石越最喜欢呆的地方之一。
此时，在轩中孤坐的石越，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几天前福宁殿皇帝召见的情形来。
那日的福宁殿中，虽然有皇宫的供暖系统烘得殿中暖洋洋的，但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石越、韩维这四大重臣，还是王珪、范纯仁、苏辙、郭逵这些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们，却都感受到了汴京冬天的寒意。尤其是礼部尚书李清臣，更是脸色惨白，神情沮丧，殊无半点高升的喜悦。石越知道李清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上表请罪，但是石越却无法同情他，因为他酿下的苦酒，却需要整个大宋朝来吞咽。
不过，此事却是连石越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真是尽九州之铁，不能为此一错字！
石越感觉到皇帝殷盼的目光，扫过自己，扫过司马光、王安石、韩维……但石越也好，司马光诸人也罢，都只能羞愧地避开皇帝的目光。人人都低着头，福宁殿内，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石越感觉到皇帝的目光慢慢转为失望，他偷偷观察皇帝，便见他抿紧嘴，沉脸坐着，双眼无神地望向殿门之外。
但石越却不能如以往一样，给赵顼一个许诺，甚至是一个希望。
今日石越面对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他贸贸然推出“存款准备金法”，以为那是对症之方，却不料，这个世界上，任何方法都是相对的。他已经忘了，这些年他身居高位，远在汴京，养尊处优，东南诸路对于自己，不过只是奏报公文上的小楷，幕僚清客口中的故事，结果一招不慎，竟然落得满盘皆输。
东南诸路到了今日这个地步，又岂能尽怪李清臣？
石越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腹案来应付交钞危机，但事到如今，他却也不能不感到畏缩。尽管在外人面前竭力掩饰，但石越心里却知道，连他自己，对坚持不废除交钞的立场，都已经产生了怀疑。但是，他的动摇，却绝敢不表露出分毫来。否则，他的动摇立即便会造成一次谁也无法阻止的大崩溃。然而，他也不敢给皇帝空口许诺——石越是明白赵顼的性格的，许给赵顼的东西，是绝不能打折扣的！
石越能够看到皇帝的嘴唇在微微地哆嗦，但他依然只能是低着头。
……
当时绝对没有人想到，皇帝的风疾会在突然间再度恶化。就在福宁殿召见之后，石越与司马光等人刚刚回到政事堂，准备商议对策，便见李舜举匆匆而来，召王、马、石、韩进宫，四人再次到了福宁殿，才知道众人告退之后，赵顼听石得一禀报机密事务，勃然大怒，突然间病情再度恶化，不仅右边身体偏瘫，竟连话都不说出来了。当时在场的内侍，除了石得一外，还有李向安与李舜举，三人立时分别派人禀告高太后与向皇后，又由李舜举亲自至两府，召四人进宫。
后来高太后会同两府四公，亲自询问石得一与李向安、李舜举，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石得一向皇帝秘禀之事，竟然事关东宫。皇城司听到坊间谣传，道有人见着六哥、七哥出没市井坊间，甚至微服至汴京小学校，和小学校的学生们“斗殴”；又有传闻说东宫不爱读书，常常逃课、装病。须知此时皇帝的身体并未大好，按照传统之道德观念，太子即使不能仿古代孝子之行为，也应当深居宫中，每日请安问病，奉汤侍药，不离左右。何况此时国家又逢多事，君父忧心国事而夜不能寐，为人子为人臣，却流连市井，与小学校之学生斗殴打架，无德之行，岂非以此为甚？因此坊间对此，虽然自有人摇头不信，但信以为真者，自然免不了要感到不满与忧心。
其实这些传闻，石越与司马光诸人也都听说过，但众人都以为不过是谣传，因此只是斥责传言者不可乱说，却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哪曾想到，据石得一所言，则汴京军民对此信以为真者，竟然着实不少。众人细究其因，才知道原来关于六哥、七哥装病、逃课，不读书，屡屡被太后斥责、惩罚的故事，经常在坊间流传。因此太子的风评，在汴京百姓、甚至是士子的心目中，原本并不太好，所以这些不利的传闻，才特别容易流传——若非是因为朝廷对台谏风闻言事有所约束，只怕早就已经被台谏大加抨击了。
其后石越也曾暗地里派人调查，结果却令他暗暗惊心！石越发现，六哥在宫里受到的每一次责罚，民间竟然都了若指掌！
不过令得赵顼大怒的，还不是汴京中下层对太子顽劣、失德的风评，亦不是有关六哥、七哥私自出宫的传闻，而是石得一呈上来的一些在汴京中下层广为流传的文章与杂剧。
据皇城司查报，一出托名唐太宗，实则是颂扬宋太祖传弟之义的杂剧，在汴京各处受到追捧；而士林中，也有赞扬宋太祖传弟，奠定大宋百年太平江山的匿名文章在流传着，这些文章不仅写得冠冕堂皇，而且文采颇佳，还博得了很多的附和与赞赏！
皇帝便是在看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后，突然间病情急骤恶化的。
躺在福宁殿的御床上，赵顼见着石越诸人进来，努力地想坐起来，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半边身子却已不听使唤，李向安和两个内侍小心的扶着他坐起来。赵顼望着石越，想和石越说话，但发出的音全是一个个含混不清的音节，他越想说话，越是焦急，越是说不出来，石越感觉到赵顼的眼中，全是愤懑、焦虑，他示意李向安想写字，但当他用左手抓起毛笔的时候，整只手却不停的颤抖，根本无法下笔。皇帝恼怒地将毛笔掷到地上，眼睛移过众人，一直望着石越，石越能感觉到赵顼眼中那种令人心酸的期盼……在那一瞬间，石越终于忍耐不住，跪在赵顼的床前，失声痛哭。王安石、司马光、韩维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老泪纵横。
赵顼真的很可怜。石越知道自己不应当有这样的感情，但有时候，人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他第一次见着赵顼的时候，曾经想过，这个年轻有为的君主，这个充满理想与斗志的皇帝，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他能够带给他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君臣之间，由相互信任，到相互猜忌，到相互依赖、利用……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近，心却已经越走越远。而石越终于还是没有完成对赵顼的承诺。他收复了灵夏，改变了这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大宋朝的命运，却依然多灾多难。而赵顼本人，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尽管知道皇帝风疾恶化的消息，对于目前的局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可能让许多野心家铤而走险，甚至给辽国释放出危险的信号。但是，自高太后以下，两府大臣这一次，都有了极不好的预感。为了避免外界更多的猜疑，两府还是决定，向天下公布皇帝的病情，并且向全天下征召名医。
与此同时，石越与司马光被迫接受张商英的建议，由交钞局向天下各州县颁布法令，强行规定每人每天取款之额度，来控制挤兑。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小钱庄主卷款潜逃的事件，政事堂更密令各州县守吏留意钱庄主的动态。
但这些手段，终究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李敦敏上了一封万言书，向石越与司马光建议，由朝廷出面，购买一些钱庄的股份，并以朝廷的名义，保证中小额存款可以全额取出，以此来应付东南的挤兑潮。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方法，保护通过《青苗法改良条例》向钱庄借款的农民，避免其被催债破产。待风波过去之后，朝廷可以将这些股份再次卖出。石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会有效果，但却只能望而兴叹——李敦敏到底不可能知道国库的虚实，国库空空如也，石越与司马光虽不想让百姓买单，到了此时，却也由不得他们了。
反倒是张商英的办法，令石越与司马光无法拒绝。张商英建议由交钞局颁布措施，鼓励大钱庄兼并小钱庄，财务状况好的钱庄兼并岌岌可危的钱庄。并且建议颁布法令，授权交钞局查看东南诸钱庄资产，迫使其中问题较大者破产，接受兼并。如若张商英的建议得到通过，那么如唐家这样的大钱庄，还有一些财雄势大的豪族，就会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吞并、接掌许多经营了十几年的钱庄。前提是他们相信大宋最终可以平安度过这次风波。
张商英提出的“钱庄兼并法”明发邸报，得到了众多呼应。朝廷之中，应者甚众；在野，不仅《海事商报》与食货社对此大加赞誉，甚至连《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也认为这是救弊良方。
石越相信这个办法也会有效果。大宋的豪族巨贾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这是公开的秘密；虽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成功之后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控制大宋朝最富庶地区的相对发达、成熟的钱庄业，这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石越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能够想到的是，遍布各州县的中小钱庄的自由竞争时代，可能会很快终结……这让石越不由自主地想起兵器研究院的大爆炸……他打心里抗拒着这种局面的出现，但他却似乎无能为力。
他拨动了历史的转轮，但这个世界却不会按着他想象的那样发展——石越不止一次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每一次，他都会同样感到茫然，甚至是害怕。
然而他只有面对。
他没有逃避的权力。
除了李敦敏与张商英外，权太府寺卿曾布，正在努力地游说石越向钱庄总社妥协。
曾布绝口不提“存款准备金法”带来的恶果，但他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不要说交钞局，即使是把整个太府寺连扫厕所看大门的人都算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多人手去执行那个“存款准备金法”。所以，与钱庄总社妥协、合作，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交钞局来对付大钱庄，小钱庄委托钱庄总社执行。这样一来，交钞局不用担心人手问题，而钱庄总社将得到他们渴望的准官方地位。
曾布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因为曾在广州与凌牙门任职，有担任过所谓“夷官”的经历，他对海商们的处境非常了解、同情。因此，曾布上任伊始，就采纳了曹友闻与周应芳的建议，与沿海制置司同知事段子介、海外事务丞李敦敏联手，说服两府，预备在各大城市筹建结算钱庄——这的确是一举多得的事情，除了方便海商，增加国库收入以外，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推行这项措施，无疑也是向东南民众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曾布、李敦敏、段子介也因此受到两府嘉奖。作为对献策者的奖励，同时也是因为曹家与周家等大钱庄相互入股，实力可观，在第一批七座城市中，以曹、周两家为首的几家大钱庄，顺利瓜分了凌牙门、归义城、广州、泉州、明州五城的结算钱庄业务，如梦初醒的唐家，仅仅保住了杭州与福州两座城市。
对于李敦敏与段子介来说，他们是根本不会在乎是否会得罪唐家的，唐家与石越的关系当然会被考虑到，但其效果则可能是“君子爱人以德”之类，他们会认为唐家如果是为了石越考虑，适当的收敛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而曾布的态度也相似，他当面对石越说，若让唐家得到太多的好处，司马光与王安石看在眼里，必须会有不好的观感，这对石越有百害而无一利。唐家已经非常富裕，即使不刻意打压，也应当持“直道”对之，这样才能服众。
曾布的谏言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在石越看来，曾布与李敦敏、段子介不同，他并非是那么公正无私的人。在广州与凌牙门呆了这么多年，曾布与南海的海商们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倾向哪一方，是不问可知的。
这种程度的倾向性，是可以容忍的。
人人都会有倾向性。
石越认为钱庄总社是个危险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倾向性。
但是，石越也许同样将不得不接受它。
……
“天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石越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相公，云阳侯求见。”侍剑轻声走进轩中，禀道。
“唔？”石越愣了一下，忙道：“快请。”
石越亲自走到雪后轩的门口，准备迎接司马梦求。但他的目光却被司马梦求身后的人吸引住了。“文……文将军？”陡然间，竟在汴京见着文焕，不能不让石越大吃一惊，他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人了。
“石相！”一身灰袍的文焕，远远见着石越，已是拜倒在地，声音中不由哽咽。
石越连忙趋前几步，扶起文焕，上下打量着，见他气度越发的沉稳，不由笑道：“好文郎，好将军！”一面说着，一面将司马梦求与文焕请进轩中。
落座之后，司马梦求便道：“这次密院调文将军回来，可能是想叫文将军掌职方馆河北房事务……”
“种彝叔已经履新了？”石越惊讶地问道。
司马梦求点点头，也很惊诧地望着石越，“相公还不知道么？”
石越摇了摇头，道：“他没去过政事堂，职方馆知事是密院的人，没必要知会政事堂。”
司马梦求与文焕交换了一个眼神。
二人都知道，新任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的任命，出自皇帝病情再度恶化前的内降指挥。在西军中，种家与姚家虽也算是石越的旧属，但毕竟石越曾经亲自下令杀了两家的人，且种、姚二家世受皇恩，与众不同，因此这两家，是属于西军之中与石越关系相对没那么紧密的。皇帝将职方馆交到年纪轻轻的种建中手中，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淡化石党对职方馆的影响力。但这道新任命，却也是极具争议的——这几年来，种家诸将种古、种谔相继病死不提，连种谊也染上重病，卧病不起，因此自皇帝以下，从枢密院到西军诸将，对种家都十分同情，刻意提拔重用种家年轻一代，种建中屡立大功，西军诸将对其才华都交口称赞，认为他少年持重，可堪大用。但将职方馆这样重要的机构，交到一个年轻武官手中，却到底是一种冒险。只不过职方馆知事之任命，除皇帝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