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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些策论与它们的主人。
无论看过多少荒唐可笑的“奇谋妙策”，田烈武都数年如一日的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读完每一份送上门的策论，如果他觉得稍有可赞赏的地方，他就会拿去找李敦敏或者唐康这些他认为有学问的人讨教，倘若连他们也认可，他就会在得便的时候，将这些策论代呈给小皇帝，或得转述给皇帝听。
尽管一年之中，也许才那么一篇策论值得让皇帝知道，但是这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皇帝的老师早已经不只是程颐一人，根据大宋的传统，两府的宰执、还有馆阁的学士们，都会轮流给皇帝讲课——这就是所谓的“经筵”。小皇帝聪明好学，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品质，田烈武进呈的这些策论，小皇帝在听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事情后，有一次竟然就拿来在“经筵”上问讲课的宰相，两府诸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在小皇帝面前不动声色，但马上就起了疑心，回过头就一直追查到了田烈武身上。
田烈武并不知道，因为两府的宰相们都知道他为人谨慎，不会乱进“邪说”，因此才没有再追究，只是让他去政事堂谈了一次话。宰相们当然不能说田烈武不能向皇帝举荐人材，也不可能说让他不要在皇帝乱说话，甚至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话也半点也没有提起，反而夸赞了田烈武的行为，只是委婉的希望他能“慎重”一点……所以，田烈武完全不知道两府诸公其实是希望他能更本份一点，反而信以为真，对于此事，更加的用心与谨慎。而此后，两府诸公们至少在表面上，也就当这件事完全没发生过了。
于是，阳信侯田烈武连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把两府给得罪了都不知道。
这天收到的四篇策论，看起来与往常一样，都是夸夸其谈的迂腐之论。第一篇策论，讲的是如何恢复车战，以车克骑；第二篇，献的是兼并高丽的十条妙策；第三篇则转而向南，大谈谋划大理之策……田烈武皱着眉头，勉强读完这三篇策论，拿起第四篇，只略扫了一眼，忍不住便摇起头来——这一篇更是老生常谈，献的是攻取燕云之策！
这几年来，向田烈武投书，大谈恢复燕云的，多得田烈武都记不清有多少了，也许有近百人之多吧！
这些所谓的“平边策”，大多不过是书生之见，老于行伍的田烈武的自然一眼就看得出其中的天真。但是，汲汲不忘恢复燕云的，可不止是这些徒能大言的不得志的书生们。
武城侯杨士芳、唐康、甚至李敦敏……在田烈武所交游的人中，对司马相公的“和辽”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武城侯杨士芳，每每与田烈武多喝上几杯，就会跟他大谈李广、程不识这些汉代名将，以及本朝雍熙北伐之失败，一时慷慨激昂，一时痛哭流涕！
在这件事上，田烈武内心深处，其实是莫衷一是的。
他自己是行伍出身，对于出塞击胡，靖边安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但另一方面，田烈武与普通的汴京市民一样，并不把契丹人看做是生死仇敌，他没有杨士芳、唐康、李敦敏这些人的仇恨感、屈辱感，也没有他们的那种雄心。对田烈武来说，辽国与西夏是不同的，西夏人不断侵扰大宋，他还有亲人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战死……而辽国，在他的记忆中，就一直是与宋朝和平相处的。
打败西夏后，没有了边事，就该让老百姓好好的过日子了！
田烈武心里隐隐约约是这么感觉的。
不过，这种观点却与汴京市民也是不一致的。汴京的普通市民虽然并不真正仇恨契丹人，也不会真正有屈辱感，但是他们的态度总是易受左右的，如果白水潭的士子们都说不恢复燕云是一种奇耻大辱的话，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慷慨激昂的相信那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始终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看戏一样。
田烈武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在陕西带兵时，不知不觉间产生的。
况且，既然是君实相公与子明相公都支持的事，总是有道理的。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杨士芳或者唐康、李敦敏他们。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始终都不会知道究竟谁对谁错。他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容置疑的，田烈武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坚持不同的立场，很可能就会马上失去这些朋友。
反正这种事情也不是他田烈武所能决定的，他不想在这种事情上费太多的心思。
田烈武一面想着，就在他觉得今天仍然将一无所获的时候，他读到了一行字。
“其六，曰破火炮……”
虽然对于恢复燕云并不是那么的有同感，但是，对于如何应对辽军在阵战时使用火炮，田烈武的兴趣，可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
以前，宋军将领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步破骑。但自从耶律冲哥取得伊丽河大捷以后，取而代之的新问题便是，步兵方阵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与骑兵。
大宋的谋臣武将们倒是提出来不少的办法，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实战的检验，谁也不知道答案。田烈武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在密院、兵部、三衙都不受到认可。支持他的人倒不是没有，比如章楶就是赞同他的想法的，而且章楶章质夫可以说是种谔、刘昌祚这些老将去逝后，西军中首屈一指的名将，但是章质夫不是寻常武官，他是省元出身，说到底，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书生，他又极受石越、范纯仁的重视，因此，绍圣以后，又换了文资，如今已是河东路转运使，接下来眼见着就是寺卿、侍郎，就算进两府，也未必不可能，但也因为如此，他在军中的影响力这几年却是大大削弱了。
所以如章楶的支持，只能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但田烈武的想法不被重视，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观点几乎显得有点消极、甚至是笨拙。
田烈武相信，火炮之应用于野战，实际上是对军队之纪律性与荣誉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除了令禁军变得更有纪律，别无良法。
他的观点被认为等于没说。
但是，田烈武却不是无的放矢。
熙宁年间的禁军整编，的确加强了军队的纪律与荣誉，尤其对西军来说，效果显着——比如在熙宁整编以前，宋军的弓手们，每齐射一次，就必须阵前发放一次赏钱，一旦赏钱不能及时发放，士兵们就随时有一哄而散的可能——这是五代的骄兵悍将们留下来的弊病，在建国之初，甚至连太宗皇帝也无可奈何，当年他第一次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攻下北汉后的赏钱没能及时发放。
这些弊病，历经几朝的缓慢改变，在熙宁整编后，因为讲武学堂、节级制度、卫尉寺军法官……还有战争的考验，西军其实不亚于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发生，若没有仁宗朝以来韩琦、范仲淹们对西军的影响，与西夏人持续的战争，也不可能轻易成功。
这一点，河朔禁军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同样经历过整编，在河朔禁军身上，是找不到多少荣誉感的。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也没有严明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无论想出多少办法来，当火炮轰向他们的头顶，不要说维持阵形，接下来的溃散都只是迟早问题。
即使是西军，也必须要有更加严酷的军法约束。
火炮与弓箭完全不同，密集的箭雨看起来吓人，但是在严密的步兵方阵面前，造成的杀伤是有限的。而火炮则会直接落在方阵中间，每一次爆炸，都会造成可观的伤亡。
所以，田烈武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是要求士兵在密集的矢石面前，不动如山，维持阵形，直至敌人先发生动摇。
而如今，则是要求士兵在火炮面前做到这一点。
但人人都会怕死。
若是士兵们能受节气、礼义的感召，自然不会怕死，这比起赏钱来说更加有用。但这种东西难以依赖，因此平时严厉的训练，严明的军法，以及慷慨大方的赏赐，每一样都必不可少。
但是大部分人却觉得严明军法不过是老生常谈，许多人都见识过火炮的威力，因此在心底里都认为田烈武所要求的军队纪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人都觉得西军已经够好了，不可能要求再多。对于河朔禁军，他们更加是不抱任何希望。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既然辽人已经有了火炮，就迟早要落到宋军的头上。因此，田烈武才认为，与其说是琢磨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倒不如说就是要学会如何挨炮轰。
而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其实西军也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让田烈武意外的是，他手中的这篇策论，竟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人列了好几条应对辽军火炮的方法，其中第一条便是“明纪律”，此外诸如“兵无常法”、“增建神卫营”诸条，也皆算是真知灼见，切中要害。
他连忙翻出随策论一起送来的名刺，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永丰张叔夜。
田烈武凝神想了一会，终于确认自己以前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手里翻弄着名刺，正要叫管家去问一下此人的来历，忽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方站起身来，便见一个小厮小跑着到了他暖阁的外面，见着田烈武，忙叉手站定，禀道：“侯爷，武城侯来了。”
“不是该他当值么……”田烈武一句话还未说完，便已见着杨士芳大步走了进来，他连忙上前两步，行了一礼，笑着问道：“大哥此来……”
自绍圣以来，杨士芳与田烈武同掌班直侍卫，随侍皇帝左右，关系亲密，非他人可比。杨士芳在田府是熟来熟往的了，也不拘礼，自己坐了，瞥了一眼案上的名刺与策论，笑道：“你算是个秀才，还有心看这些——可知唐康时回来了？”
“啊？！”田烈武知道杨士芳平时不苟言笑，见他神情，知道必定有事，忙问道：“他何时回来的，可谈成了？”
“谈算是谈成了。”杨士芳笑道，“不过方才在小东门召见，唐康时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就要南下！”
“什么？！”田烈武一时惊呆了。“这……既是谈成了……”
“司马相公也不肯相信。”杨士芳的神情，完全是兴高采烈，“但唐康时也是个谨慎人，没有十二成把握，如何敢在太皇太后面前下这种断语？莫不是嫌官做得太大了？”他心情甚是高兴，一面说着，又见到田烈武手中的名刺，便笑道：“如何？觅着什么贤材了？”
田烈武的心思却全不在这上面，顺手递过名刺给杨士芳，道：“大哥可听说过此人？”
“张叔夜！”杨士芳接过名刺，方瞥了一眼，便笑了起来：“老田，你好连此人也不认得？”
田烈武又是一愣，“他很有名么？”
“那倒不是，不过他祖上有名。”杨士芳笑道：“他是真宗朝张侍中的曾孙，因为祖荫做到兰州录事参军，一直没升迁。这是磨勘磨到了年限，终于该升官了，来京面圣的。”
田烈武也不认得“真宗朝张侍中”是何许人，只说道：“原来大哥认得。”
“我自然认得。这个张叔夜，不愧是将门之后，箭术不在你之下。可惜生晚了几年，他去兰州做官时，兰州已经平安无事，否则如今只怕连知州也做了。”杨士芳说罢，又笑道：“此人用不着你荐，他家门生故吏、亲朋戚友多着呢，休操这闲心，走，随我去找唐康时去。”
他说完，也不待田烈武答应，便已起身出门。田烈武连忙招呼下人备马，一面赶紧跟了出去。
阳信侯府离唐府却是不近，二人也没带仪仗，轻骑简从，到了唐府递上名刺，不料却扑了个空。杨士芳原是事先约了唐康的，但唐康回府后，连衣服都没来及换，便又被右丞相府的人叫走了，唐康吩咐了人往杨府报信，不料杨士芳却去了田府，竟是扑了个空，累得二人白跑一趟。田烈武倒也罢了，杨士芳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极是扫兴，但无论他如何个亲贵法，右丞相府，他是绝对不敢造次的，只得拉了田烈武去何家楼吃酒。
二人绝对想不到，他们虽然是白跑了一趟，但此时的唐康，却也并不好过，正在右丞相府挨骂。
“你怎能如此轻率？！简直是荒唐，糊涂！你去一趟辽国，脑子烧了？想立功想疯了？！”石越坐在一把黑漆竹交椅上，铁青着脸，盯着垂头叉手站在面前的唐康，大发脾气。
唐康从未见石越发过这样的脾气，一声也不敢吭，这屋中又再无他人，也无人能劝解，只能红着脸干挨骂。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唐康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石越是真问他呢，还是仍然在骂他，嚅嚅了一声，悄悄抬眼看了看石越的神色，见脸色似是稍稍缓和了一点，才又继续说道：“我是真的以为辽人就要南下……”
“那你就敢在太皇太后面前说？！”石越的怒气瞬间又升高了起来，“你不能先禀告两府？”
“是，我知错了。”唐康的脸更红了。在召见之先，他原本是没打算说这件事的，但是不料太皇太后一问，他就那么脱口而出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越重重的说了这八个字，又摇摇头，“康时，康时，你虽聪明，但须明白，你虽出了一时的风头，但若被人下了‘轻薄’二字评语，要抹去这两个字，就千难万难了！”
唐康心中一凛，心中不由得大悔。他自是知道的，“轻薄”这两个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他若不想进两府，原也无妨，但若想有朝一日位列公卿，沾了这两字，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他心里正在患得患失，又听石越沉声问道：“你真的以为萧禧定会被耶律信与萧岚架空？”
“是。”唐康见石越问到正事，忙收拾心情，回道：“萧禧虽然是辽主潜邸老臣，但萧佑丹一死，兔死狐悲，只怕这些老臣要人人自危。辽国素重武功，耶律信在辽国之威信，原本就仅次于萧佑丹，若是以萧阿鲁带为北枢密使，毕竟是老臣宿将，或还压制得住他。但辽主将原本是同知北枢密院事的萧阿鲁带调任南枢密使，却又将耶律信调入中枢，他的心思一目了然。无非是因为萧佑丹刚死，他要安抚国内的主和派，因此不得已让萧禧装个门面。”
石越点点头，又皱眉问道：“那你便能肯定耶律信一定能赢过萧岚？”
“我在辽国，没见着耶律信，但却见过萧岚。”说起这些事来，唐康渐渐平静从容，“职方馆的报告我也读了，但这次恐怕他们失策了，萧岚此人，聪明太过，绝不会真正违逆辽主的心意。至于辽主，我曾冒险，在宴中故意试探——辽国原本咄咄逼人，显然是辽主不满意两国之处境，但此番他对我对答失礼，却优容有加，我绝不以为他是因为国内多事，而特别忍让……”
“自然不会是。”石越不由得叹了口气，“他在将萧佑丹软禁之时，就已经当没这个人可用了。萧佑丹一人之死，于辽国算什么多事？诛杀一些贵族，又算什么多事？加上他调主战的耶律信进中枢主政——司马昭之心！”
“这么说……”唐康听石越语气，分明是认可他的论断，不由又惊又喜。
但石越仍然语调沉重，“他若是想和，你折他面子，他才不必要什么容人之量，发通脾气，正好叫朝廷向他赔礼道歉，他再加原谅，朝廷有求于他，理亏在我，也损不了两国交好之情。他一反常态优容有加，那自是所谋者大……”
石越几乎是无可奈何的笑了笑，“看来，挽回不了了。”
唐康见石越这神情，大为不解，不由道：“要战便战，又有何惧？如今大宋也不比五年前了。”
石越看了他一眼，“和辽国打仗有什么好处？”
“可以收复幽蓟，一雪前耻。”唐康想都不想，马上回道。
“收复幽蓟又有何用？”石越的语气变得淡然，“收复幽蓟，无非是为了防御北面，换得境内和平，宋辽百年交好，境内也很和平。休说辽国如今兴盛，战事一起，胜败难料，便是侥幸得胜，也是兵连祸结，得不偿失。”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陉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与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北面，甚至当他们要平定蛮夷叛乱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我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与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过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量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他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预；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都读过几句《素问